“走遍了南北西东，也到过许多名城，最爱的还是我的北京。”对于学生来说，离开校门，走向社会，亲历人间世事，饱尝凡尘滋味，纵有万种情怀，却发现，最不舍的依旧是母校。

儿子考入民大附中后，圆了我的梦，也再一次勾起我的母校情节。

2010年秋，送儿子入学，朝发夕至的列车上，丈夫和儿子交谈着、憧憬着。记忆就像决口的江河弥漫于我的心间……

1980年，在齐齐哈尔市民族中学学习的我被选送到中央民族学院附中学习。那种幸福，就像花儿一样突然绽放眼前。我做着如花的梦，踏上了进京求学之路。

与儿子不同的是，陪伴我的是李云同学，还有大行李、手提旅行袋。到北京时是夜里九点多，站在北京火车站广场，不知是着急还是害怕，眼泪直在眼睛里打转转。心有目标，竟不知路在何方！幸好著名作家程树榛的女儿同车，她指明了道路，把我俩送上了开往学校的10路公交车。从那时起，西单小石虎胡同、四合院、枣树王承载了我们的青春，孕育了我们的梦想。2005年夏，我们一家三口游北京，我在西单民族商场前久久驻足，看着唯一尚存的枣树王，许久不愿离开。面对丈夫的疑问，我说：“这里曾是我的母校，这里有我的青春。”

尽管我们在“皇城根”上学，但来自大草原、黑土地、黄土高原、深山老林的各民族少年，有一个共同的性格，就是无拘无束、热爱自然。于是我们像一只只小鸟，成天扇动着翅膀向往飞翔，飞向大自然。我们最“恼火”严格的校规：只有周日才可以出校门，出门必须有请假条！露天电影不错，在故事里，在艺术里，在电影里安放着我们驿动的心。

我们享受的是中专待遇，吃饭不用花钱，每餐一桌七八个人，有桌长，一盆饭一盆菜，饭是管够的。我最爱吃的是早饭玉米面粥、油炸饼，把饼撕一块泡入粥里吃起来特香！还有馒头里面夹上肉酱拿到教室里围着火炉吃，那叫一个香。都说“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然而我真的吃到了免费的学生餐！对于“脸朝黄土背朝天”整日劳作的父母，这种生活无疑是最好的慰藉。

相对课业而言，学生永远认为课外活动少。我们农村来的孩子很快地就不满足于春游颐和园、秋游香山了，尽管我们无法想象到如今的隔周一次社会实践活动。高二的暑假和高三的寒假我都没有回家，很多同学也都没回去。学校特意组织了暑期夏令营，年轻的校团委书记孙立清老师是我们的“营长”。她总是在适当的时间、适当的地点向我们发出号召，或者在队伍最前面，或者在人群中间，或者在山的最高峰。她那左右摆动的大辫子就像一面旗帜，引领着我们快步走、小步跑、攀登高峰。我们去了房山周口店猿人遗址，游了北京十渡，还进行了打靶训练，那是我迄今为止的唯一一次端枪。在那个“不爱红装爱武装”的年代，我打响了人生第一枪，用现在的话说那应该是我的成人仪式！

化学老师刘玉玲是我的第一位班主任，和蔼、风趣是她送给学生们一生的礼物。高三的时候，我选择了文科，从新疆来的汉族政治老师王良明当了我们的班主任。“赏识”教育法也许不能算作他的专利，但是他运用得极好。至今我仍保留有一个笔记本，上面有他的亲笔字：“奖给敖秀红，政史地竞赛全校第四名。”最令我难忘的是，高考前两天，我嘴里长了一个大大的粉瘤，吃饭难以下咽，心焦病痛一起折磨着我。王老师得知后，什么也没说，伸出有力的大手拽着我就往医院走。挂号、交手术费、签字，他楼上楼下跑，看到他满额头的汗水，看着他一脸的焦急，有谁能怀疑他不是在为自己的女儿治病呢？回到家乡，远离学校，等待迟来的高考通知书。我平生第一次感到没有了依靠是多么的痛苦和无奈，于是向王老师做了倾诉。他写给我一封长信，一封激励我一生的信。虽说岁月可以流逝，人生可以苍老，但爱是永恒的，是年轻的。如今王老师已年过七旬，但他仍然像一位慈祥的老父亲看护着我们，只不过这种看护传递到了我们的孩子身上。只要学生的孩子到附中上学，他常常把孩子们请到家里吃火锅、涮羊肉。这不单单是为了让孩子吃顿饭，他说，现在的孩子需要关爱，民大附中的办学宗旨需要传承，虽然离开了学校离开了课堂，但老师的责任是永远不敢懈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