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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独龙江到附中,我走了16天
2016-12-09 02:09 作者:李金明 (独龙族 1986届) 来源:《中国民族》杂志

1982年7月,我在贡山县城第一中学读完了初中。参加中考和填好志愿后,就返回独龙江去了。在家边等录取通知书边砍树烧火种地,但一连过了两个多月,也不见消息。直到10月底才传来口信说:“考上了,叫快去上学。”妈妈做了一口袋包谷米和炒面,我急忙收拾行李就上路了。

沿独龙江边步行三天,再爬山四天,翻越海拔5000多米的高黎贡山来到县城才知道,我被中央民族学院附中录取了。此时,附中已开学了一个多月,总不见我来报到。所以,附中的领导打电话到怒江州教育局询问,州里再打电话到县里询问,之后才通知到我本人。当时因家里没钱,我没带路费,贡山一中的校领导给了我120元路费钱。没有录取通知书,我在州教育局要了一张入学证明就独自上路了。没有人送,我年纪又小,也不知道怎么走,往哪儿走,只知道要坐汽车,要坐火车。幸好,在前往昆明的途中遇到了一位解放军叔叔,一聊才知道,他是河北人,在怒江军分区服役,此次是探亲回家。那时,从贡山坐两天的汽车才到怒江六库,从六库要坐四天的汽车才到昆明,再坐三天三夜的火车才到北京。当时,昆明站的火车票非常难买,这位解放军叔叔站了一天一夜才买到了两张票。没有这位叔叔的一路照顾,我也许不会平安地到达北京。但这位解放军叔叔到石家庄就下火车了,孤零的我一人到达了北京火车站,也不知往哪里走,也不会讲流利的汉语,问路都是先用独龙语想一遍,才冒出几句很不通顺的汉语来。这样,用疙里疙瘩的语言边问边找,下午六点钟左右才艰难地找到了中央民族学院的大门。以为是找到学校了,心情万分激动。满怀信心地询问门卫,但被告知附中不在这里,而是在西单。心情顿时一落千丈,晕头转向。天渐渐变暗,我又饿又害怕,不知道咋办,愣在门外,泪水夺眶而出。门卫见状,急忙告诉我,要坐几路车,到动物园下车,再转几路车,到西单站下车即可。心中虽然恐惧,但必须找到学校才有安身之地。因此,我鼓起勇气,按照门卫师傅的指点艰难地找到了西单站,下车后,问了好几个路人都不知道附中在何处。这样找啊问啊,问啊找啊,深夜十二点才找到小石虎胡同。我终于进入附中的校园,睡在了学校温暖的床上。

我到达北京时,同学们已经上了两个月的课了。那张录取通知书在年底大雪山封山之前才到了我家——独龙江。次年6月家人把它转寄到北京,第二年9月我才收到了这张迟到的通知书。

在附中的生活是丰富多彩的,既辛苦又有许多收获。本来,那个年代,高中一般只能读三年,但我在北京呆了四年,其中一年基本上是生病。体弱多病的我,对北京的气候不太适应,常常生病。1985年上学期,我患了急性阑尾炎,动手术在医院里呆了一个多月。下学期高考前我又患了肺气管炎,无法参加。班主任老师看我着急,就安慰我道:“不要紧,明年再考吧”。每次我患病,班主任都像对待自己的亲生儿子一般,细心地照顾,直至我康复。

在附中最难忘的经历,是参加1984年的国庆典礼。我们附中接受了列队组字的任务,即用花环组成国旗和党徽图案。我们三个月前就开始训练,每天要一丝不动地站上四五个小时。有的女同学常常经不住炎热的天气,因中暑而晕倒。虽然我体弱多病,但我知道,这是如此隆重的国庆典礼,绝不能晕倒,不能给独龙族丢脸。这次活动让我终生难忘,永生受益……

在生活上,国家每人每月给我们25元的生活补贴,特困生每个月多给4元钱,冬季还发棉衣棉裤棉鞋。我家里经济困难,无法按月寄钱来,四年中仅收到过两次从家里寄来的钱,一次60元,一次80元。我后来才知道,那是家中卖母猪的钱。尽管困难,但我还能坚持下来。高中时期的我,已渐渐成熟起来了,常常为自己的将来设计美好的蓝图。

1986年7月,我在附中读完高中,被云南民族学院民族语言文学系录取。随后,我被分配到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工作,成为我们独龙族中的第一个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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