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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智生态民族生态与国家共和
纳日碧力戈 2016-12-14 01:19

国家同一,民族多样,这本来就是客观事实。但是,自民族国家概念传播全球,“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似乎已成为某些人挥之不去的理想模型。“民族等于国家”的提倡者不是将民族置于国家之下,而是让它们完全重合,国家就是民族,民族就是国家。这完全是非生态的思维方式,不符合当下现实,也不符合未来愿景。

今天中国的五十六族共生格局是各民族互为环境,互守尊严,互相尊重,在互动协商中形成的民族生态。中国是民族共和之国,中华是民族众多之华,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现代定义。

 

非生态思维的起源

中国古代典籍《尚书》和《国语》有“绝地天通”的记载,被称为“史话”:太古时代,人神混杂,民可登天,“人人萨满”。后来颛顼帝派重黎二臣“绝地天通”,天官地官分司天上和地下的事务,其中天官管理通天降神,地官管理土地民人。从此,民人不能在天地之间自由通行。用隐喻来说此话,“绝地天通”之后,“上智下愚”成为思维定势,“改天换地”的思想也盛行起来。上下对立,人要征服自然,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牢牢绑定了“现代人”的社会习惯。

近代世界兴起资本主义革命,商品经济强化了“绝地天通”,家族、部落衰落,阶级、国家取而代之,社会“暴力”开路。但是,“主义”如何与物质实践相结合,始终成为挥之不去的老问题。近现代中国或从英美、或从苏俄引进革命思想,自上而下发动社会革命和文化改造,颇有摧枯拉朽之势,一夜之间天翻地覆。但是,精神革命并没有解决物质需求,于是便出现解决物质需求的问题。费孝通先生说,中国先有机械文明传入,后有信息文明加入,两个文明叠加在一起,都需要成熟。同样道理,现代民族观和民族共同体模式进入中国,也存在从不成熟到成熟的漫长过程。精神和物质的二元对立导致忽左忽右的摇摆,而域外列强的挤压,也不允许传统的生态理念重新注入实践。

不过,当代中国毕竟突飞猛进地发展起来了,绝大多数人过上了富裕的物质生活。此时,费孝通先生就曾不失时机地提出过“人富了之后怎么办?”的问题。他认为过去是“科技兴国”,未来会是“文艺兴国”。文艺的本质是“美”的感觉,是直觉的“韵”,是“气韵”,是“形韵”,是“神韵”。如果说“神韵”是生态思维的精髓,那么“形韵”就是生态万象的表征,而“气韵”就是形神二韵的钩连了。我们的时代呼唤生态思维的“神韵”,呼唤形气神的“三韵生态”。

 

从认知失序到生态危机

“绝地天通”反映了少数人对于多数人物质和精神的全面垄断,而对于天地沟通的控制,也象征了人类“精英”与自然世界的对立:“改天换地”由此开始。过度自信的“人定胜天”,实为“认知失序”,因为它遮蔽了“天人合一”的本然,“绝地天通”的“智者”位尊权重,无所敬畏,在天地、人神之间“设卡”。这种自大与自信的背后,是违反生态规律的认知危机。

举蒙古高原为例,草原生态系统安全为万物共生的第一要素, 牧民世代积累经验,选育适应当地条件的优良畜种,不仅体现了人地(草)和谐,也发展了一种形神相通的文化情愫。其正如敖仁其教授所说,“优良畜种与草原生态系统之间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然而,近半个世纪以来,人们在短期效益的驱使下,以牺牲草原生态安全为代价,引进外来畜种,对畜群做人工杂交改良。表面上的自信,实际上反映了认知失序。根据研究,太阳辐射对草原畜群的生物进化有极强的胁迫力,蒙古高原的年日照时数长达2600-3300小时,使本地畜种具有耐寒耐热的超强适应力。多数畜种的毛色为黑色,有利于吸收阳光,有利于在冬春季节调节体温,也有利于抗寒。蒙古绵羊的头部、眼眶、腿部多呈现黑色或棕色,有助于防止太阳辐射和体温调节。此外,本地畜种的生理禀赋使它们能够在冬季生出厚密的皮毛层,蒙古双峰驼的驼峰、绵羊的大尾巴、山羊和牛的腰脂层、马的肩胛和囊膪等,都可有效储备热能;绒毛中大量存在的空心毛,可应对低温和暴风雪的袭击;蒙古畜种体格稍小,“胴体粗壮,耳、腿、脖颈、尾部短小”,“这样的体型都有利于抵御严寒,减少体热的散失,都是适应严寒生态环境的生理调节机制。”然而,在“游牧落后论”的作用下,某种程度上,人畜地天和谐相处的传统在一些地方被抛弃,草原生态系统的特点被忽视,无节制的配种改良被大规模推行。

当然,生态环境以多元共生为特征,多畜种并存也是这个特征的一部分。“在适宜圈养的地区,有计划地实施配种改良,本身就是一件合理的决策,”而本地牧民也有培育本土化杂种牛的经验和积极性;牧民并不反对畜种改良,也不是没有能力掌握圈养式牧养作业技术,“他们比我们某些决策人和专业的技术人员看得更远”。

草原生态系统耦合出相应的生态伦理。“天父地母”,生态环境是牧民生存一部分,也是生命的一部分,就像欧洲萨米人把自己比作太阳和风的儿女。他们不需要把道德关怀伦理学扩展到生态领域,因为伦理和生态原本就已经交融一体。在内蒙古草原有这样一个传说:一个小孩问“我们蒙古人为什么总是迁徙,就不能定居在一个地方?”母亲回答说,长期定居会让地母神疼痛,游牧让她的血液流通,感到舒服。草原培育了游牧文化,游牧文化是草原的精神支柱。

天然草原和游牧文化是内蒙古真正的两大优势,两大优势的结合,书写出人类历史上最优秀的篇章。牧区的草木、动物、牧民,“经过千万年磨合形成不可分割的网络系统”,“他们是草原的主人”,“欢迎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到来,但要纳入草原系统,要成为草原的普通成员而不是霸主”。违反自然生态系统规律的认知失序,会导致“人定胜天”的一系列盲目行动,最终造成生态危机。以“人定胜天”的自信,大规模无序开荒,破坏了砂砾地表和保护性植被,沙丘堆积,掩埋草原和耕地。乌日陶克套胡教授指出,近代历史上,对于草原的过度开垦不仅造成生态危机,也造成社会各种矛盾激化。我同意生态学家刘书润教授的观点:虽然“围封禁牧”被认为是靠自然力恢复退化草场的好办法,并且在内蒙古及其他牧区推广,但它不一定总是能够带来完美效果。除了草场喜忧参半的状况,其社会作用也有值得忧虑的地方。刘书润教授举阿拉善左旗为例,自2002年退牧还草以来,尽管国家投资近10亿元,牧民个人也耗费多年积累,而国家重点保护的家畜品种双峰驼由25万峰降至8万峰……绒山羊的命运更惨。

在刘书润教授看来,游牧生活方式是游牧文化的载体,游牧生活方式消失,游牧文化也会随之消失;由此伴生出现的,可能是禁牧户失业率、失学率、离婚率的上升等一系列社会问题。

 

建设和修炼心智生态

从今天中国人面临的食品安全危机、饮水安全危机、空气质量危机等基本生存危机来看,调整认知方式、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已经迫在眉睫,刻不容缓。

防灾减灾的第一步是建设和修炼心智生态,或者勿宁说是恢复心智生态,重通地天,有所敬畏,有所自觉,变“改天换地”的任性为形气神钩连的生态依存,即不要把任意性的符号(symbol)混同于生态性的指号(sign),符号有任意性,指号有生态性。本文说的符号指抽象约定的符号,指号不仅包括抽象符号,也包括具体征象,如感冒了要打喷嚏,热了要出汗。生活世界里充满抽象,也充满具象,需要神,也需要形,更需要气。

灾害人类学家安东尼·奥利弗·史密斯指出:“灾难隐喻了当今世界正在发生的许多过程和事件”。一方面,由自然和社会交互作用造成的灾难,“因政治、社会和经济惯性及制度的不同而有不同的传导和分布”;另一方面,不能单纯把灾难单纯看作是社会建构,也不能看作是“纯自然”。社会、文化、认知与自然之间的互动,会造成自然和社会交融作用下的风险,即“脆弱性”,它直接影响到人们预期和应对自然灾害并从中恢复的能力。

人类抵御灾害的脆弱性不仅仅来自灾害本身,也与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和经济制度的某些因素有关。人口、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不断对人类及自然的生态系施加压力,使之陷入危险状况,这些非自然因素能够和自然灾害结合起来制造灾难。

灾害和灾难不仅仅是一厢情愿的设计,即任意抽象的符号游戏,而是尤其无情的“物质蛮力”,充满人的视觉、听觉、嗅觉、味觉和触觉。它们会在真正意义上带来伤害,剥夺生命,造成痛苦。灾害和灾难不仅仅是符号言说,它们还是物质“行动”。希腊罗马时代区分sign(自然指号)和symbol(语言符号),亚里士多德认为自然指号是“物象”(sign of the thing)和“心印”(print in the mind)的相合一致,具有全人类的普适性。语言符号主要由“能指”(signifier)和“所指”(signified)构成,属于约定俗成。不同文化群体的施指-所指关系各不相同,具有民族特殊性。自然指号中多用蕴涵关系 :如果A,则B,或者举例来说就相当于“如果感冒,就打喷嚏”;而语言符号用全等关系,即A等于B,或者举例来说就相当于“感冒等于打喷嚏”。问题在于,感冒会打喷嚏,但不完全等于打喷嚏,因为过敏也会打喷嚏。“绝地天通”就是用“A等于B”代替“如果A,则B”的过程,也是符号取代指号的过程。“A等于B”的思维方式属于“一厢情愿”式的信心十足,政策设计者会用“A等于B”的思想来指导实践,导致需要“未图谋”的后果。例如,金钱固然会给人们带来幸福,但金钱并不完全等于幸福。所以,有人开玩笑说,“金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金钱万万不能”。遗憾的是,我们当中仍然有不少人信奉“金钱就是一切”。

比较而言,指号是物象、意义和交流的“生态系”,兼顾自然、社会与心智;而符号是约定俗成的自足系统,不与社会、历史、政治、经济、权力发生直接联系。显而易见,指号理论更加适合心智生态和民族生态的研究,因为它兼顾形气神,兼顾物象、交流、意义。

传说六祖慧能遇到两位和尚争论风动还是幡动,他上前点化道:“不是幡动,也不是风动,是你们二位心在动。”但是,如果无幡无风,也就无心动。这是形气神关联的最佳例证。

在近些年的人类学研究中,形物、生物、身体等“物性”是理论抽象所不可缺少的要素,与“地天通”中的“地”有异曲同工之妙。我们需要让符号回归指号,进入“生态”,接地气,融形意。“天地通”很重要,它是“元生态观”的再现和全新的提升。关爱他者,听山河歌唱,观万物律动,对差异喜闻乐见,避免“一厢情愿”,避免画地为牢——这是生态智慧的真表达。防灾减灾的必要前提是恢复心智的生态平衡,即让心智与物性对接,让形气神在美韵中钩连。

 

民族生态

民族是人群的一种。从西方语言习惯看,“民族”是工业社会的产物,建设“民族”就是建设政治和经济的“制高点”,而建立民族国家或者国民国家(皆来自英文nation-state),更是革命者为之终身奋斗的目标。但是,在工业革命的热情高涨之后,人们开始反思既往的历史,发现了不少事与愿违的结果,例如贫富差距加大,道德滑坡,环境污染。作为后发现代化的“第三世界”,那些国家的发展也出现了许多痛苦,有殖民统治时期留下的“后患”,也有如何让“西学”本土化的烦恼。

清代中国,民族分治,汉地用汉法,蒙地用蒙法,满、回、藏也各有变通,是近代帝国统治的例行做法。到了民国时代,政府虽有同文同种的努力,各族精英也各有打算,但“五族共和”仍是建国方略的基础。新中国成立后,从五族到五十六族,这都是政治协商、和谐互动的结果,绝不是无中生有。承认政治协商是现代文明的根基。群体不同,文化相异,个性突出,只有互相承认和尊重,各取所需,以政治协商开路,为利益互惠让道,才能有国家共和、人民同治。

回顾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边政研究”,某种程度上多采取文化中心主义的立场,结果并不能团结民族,凝聚国人。当时的政府和内地精英,在观察和讨论边疆发展时,较少把自己也作为讨论对象,忘记了“边疆”的存在是由于“我”的存在,是由于“中心”的存在,也忘记了相对于“文化边疆”来说,“文化中心”也可以是“文化边疆”。阅读本民族文字书写的历史,听取本民族语言叙述的故事,讲述者本人就是主体,讲述者的文化就是“中心”,是“我”在此时此地书写和叙说,“我”来为时间和空间定位。

通过角色互换,通过人类学常说的“从本土人观点看问题”,通过“浓描”和“厚描”,我们就能深刻理解边疆发展的本质,看出其问题所在,知道如何制定战略,明白如何实施计划。例如,边疆地区生态多样,语言多样,思维多样,处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式多样,这些本来就是实际情况,并不构成影响“安定团结”的因果链,并不因此给边疆发展带来必然的负面作用。然而,由于我们认知的局限,由于我们不能反观自己,由于我们不把自己作为环境的一部分,不把自己也看作他人的“边疆”,某种程度上我们会习惯性地把他人看做“边疆”,把边疆看成是“问题”,把和我们相同的东西看成是“文明”或“进步”,把和我们不相同的东西看成是“落后”或“问题”。

中国五十六个民族分属汉藏、阿尔泰、南亚、南岛、印欧诸语系,语言不同,饮食殊异,风俗多样,信仰有别。但是,他们自古以来就互相交流,互通有无。中原农区盛产粮食、麻、丝及手工制品,农业的发展需要大量的畜力(牛、马等);北方草原盛产牛、马、羊及皮、毛、肉、乳等畜产品,而缺少粮食、纺织品、手工制品等。中原与草原在经济上互有需求,形成农牧贸易的草原丝绸之路。起源于唐、宋的“茶马互市”,是汉藏民族之间以茶易马或以马换茶的贸易往来,是古代中原地区与西北民族地区商业贸易的主要形式。在清代,就有汉族农民移入蒙古地区,开发农业。他们当中有不少由当初的“雁行”户,变为“依蒙族,习蒙语,行蒙俗,入蒙籍,娶蒙妇”的定居户,并形成了众多的移民村落。

总之,民族生态自古存在,并非晚近才形成。

今天的五十六族共生格局来之不易,要倍加珍惜,用心呵护。就像自然河流弯弯曲曲而最终要奔向大海一样,各个民族互为环境,互守尊严,互相尊重,在互动协商中找到了“重叠共识”,形成了具有历史传承的民族生态,也建设了差异共生的政治空间——中国。

人类学家贝特森提出万物关联的生态观,指出人类其他生物乃至非生物,都生活在同一个超级生态系中,各种生命体和非生命体都能够互相关联,共生于同一个宇宙。生命体和非生命体尚且能够共生,何况人类民族乎?

 

国家共和

工业革命初始,“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曾经是某些社会先觉者的奋斗目标。但后来的历史证明,一族一国并不具有普遍性,绝大多数国家都是多民族国家。各个民族只能选择在同一个国度内共生共和,协商互惠,利益互补。

一族一国给人以错觉,似乎同文同种才能带来国家安定、人民和睦。但是,历史告诉我们,有时候同族战争带来的生命和财产的损失,并不比异族战争带来的生命和财产的损失小。差异固然会产生冲突,但差异也会带来和谐与和睦。从自然生态、心智生态到民族生态,无不充满这样的辩证。此外,差异也并不限于民族之间,同族之内的差异常常也会超过民族之间的差异,这是人类学常识。例如,中国北方各民族之间的综合差异往往小于南北方汉族之间的差异,饮食和性格方面尤其如此。

同一个国度内存在民族差异实属正常,各民族要在政治文明的基础之上建设和守护共同的政治空间。同文同种的努力不仅是“一厢情愿”,更会带来连环恶果,带来不良的社会和历史的记忆,以及不断升级的族际冲突。各个民族有自己的核心符号和文化DNA,不分高低,不分尊卑,就像子女不会说母亲丑,母亲不会认为自己的孩子生错了。文化有价值,价值存感情,文化价值和民族感情只能承认它、尊重它,而不是消灭它、同化它。那么,不同民族如何和睦相处?答案是只能通过制度安排,以及制度保障下的族际交流、协商、共生,即“共和”。

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是中国各民族协商共进的制度安排,是来之不易的政治成果,是国家共和的一个支柱。无论哪个民族,中国的国民都要在保持高度政治认同的前提下,互守差异,互爱尊严,互促和睦。

(本文作者为蒙古族 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 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副院长 复旦大学民族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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