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记者行走台湾省东部，从宜兰一路南下，感受祖国宝岛的少数民族与山、海、峡谷一同织造出的特殊风情。此前，记者在北京采访了前来中央音乐学院客座讲学的台南艺术大学蔡宗德教授。蔡教授是土生土长的台湾汉族，长期关注和研究台湾少数民族的音乐文化，倾其之力奔走推介这些渐渐消失的原生态的旋律和音符。

“至少，我这样做能让大家关注一些现象。全世界有很多文化都在流失，流失得非常非常快。流失的原因当然有很多。如今，大家对全世界各民族的文化流失都非常忧虑。我想，这也就是为什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设定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原因。”

蔡宗德，毕业于美国马里兰大学民族音乐学系，获博士学位，现任台南艺术大学民族音乐研究所教授兼所长、亚太音乐研究中心主任、国际交流中心主任，主要研究领域为民族音乐学、音乐人类学、世界音乐等。

记者：蔡教授您好，听了您关于台湾少数民族音乐文化的讲座，我感受到了一种源自心底的寻根的呼唤。请您就这个话题，给我们梳理一下台湾少数民族音乐的源流。

蔡宗德：大概在1895年日本侵占台湾之前，台湾原住民都很好地保持了他们原来的生活形态以及传统文化。日本人侵占台湾以后，原住民音乐的发展又可以分成几个时期。在所谓的“皇民化时期”，台湾人被当作日本天皇的子民。大概在日本人要离开台湾的前几年，他们执行很严格的“皇民化”：即要求台湾人使用日本名字；不允许祭拜本土神祗，只允许祭拜日本神道；使用日语会话等等。这些政策对台湾的原住民产生了很大影响。原住民音乐长期处于那样的环境中，很多音乐受到了日语的影响，原住民也同样使用日语来创作新的歌曲。日本战败离开台湾后，原住民音乐文化才慢慢回复到原来的语言和形态。1949年之后，特别是在1970年代，台湾西化、现代化程度较高，原住民传统的语言、文化流失得更快。现如今，会讲原住民方言的老人还有，但是新一代的年轻人很多都不能讲自己原来的语言了。所以，传统音乐文化面临失传。

台湾的流行音乐其实很早就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影响，发展得相对较快。当然，原住民音乐也受到流行音乐的影响，再加上很多年轻人不会讲本民族的语言、唱本民族歌曲，因此他们慢慢地就只唱国语流行歌曲。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台湾举办了许许多多的原住民歌曲比赛，但其中大都被唱成了国语流行歌曲比赛，鲜有选手以原住民歌曲为参赛曲目。早期出现的一批流行音乐歌手，比如陈建年、胡德夫，还有后来的王宏恩、纪晓君、邹女等，虽然全部都是原住民，但他们的歌喉好，又在唱流行乐，所以他们就红了。像陈建年、北原山猫一类的歌手在成名之后，也会用音乐去建构他们的民族意识。但在大众传媒的操控下，他们那些在歌词中替原住民表达的诉求，却往往被模糊化了。甚至连本民族的人，也会忽略原本在歌词中诉求的真实内容，进而使唱歌转化为一种成名的手段。

记者：台湾少数民族音乐大致能分为哪几种类型？

蔡宗德：台湾原住民的音乐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一是祭典所用，二是神话传说吟唱，三是劳作生活歌曲。另外还有很多民族歌曲，通常与爱情有关。他们的祖先信仰萨满教，有自己的巫师，总体来说都属于多神信仰的体系。比如说，有的族群祭拜百步蛇，有的族群有拜符的信仰。像赛夏人会祭拜矮灵。当然，在祭拜仪式上，他们会使用很多的仪轨歌曲。几乎所有的原住民都有丰年祭，比如布农人、泰雅人、阿美人等。

记者：这些歌曲到现在还在传唱吗？

蔡宗德：还在传唱，只是其中某些歌曲可能面临传承危机。有些歌曲只在特定的日子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赛夏人的矮灵祭，某些祭典的歌曲平常就不能唱。赛夏人有很多禁忌，比如只有在矮灵祭开始前一周才可以开始练唱，召唤矮灵。又如，妇女在怀孕期间不能唱，否则将很容易流产等等。总之，有许许多多的传说。

记者：让我们把话题回到当下。您觉得音乐给今天台湾的少数民族带来了什么？

蔡宗德：应该这么讲，台湾原住民的音乐是他们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象征。我们认为，能成为他们民族象征的东西往往都是他们的文化，绝对不是他们的物质财富和工业产品。对于原住民而言，传统的音乐形态与他们的生活环境息息相关，很多歌曲教导他们如何待人处世、如何渔猎、如何生活。对于所有的“我们”而言，虽然“我们”不是原住民，但台湾这些年非常关注文化的传承，致力于保护各种不同形态的音乐文化。只有这些不同族群的音乐文化在得到保存、恢复或者赋予新的现代性的诠释之后，它们才能真正代表台湾文化的多元性。

记者：除却音乐层面，您还特别关注对传统语言的保护。我曾学习过西域历史语言，接触过许多已经死去的文字，比如梵文、吐火罗语、中古波斯语等。从全世界范围来看，少数民族的语言渐趋式微的现状令人惋惜，但如果用本民族的语言来传唱这些歌谣，很显然不能为更多的群体所识读、所接受，那些民族的歌声依然难以传扬。您觉得应当如何来协调这个矛盾？

蔡宗德：我觉得这是两回事。当原住民以自己的语言演唱歌曲时，其目的并不仅仅在于要让外面的人了解他们。对他们而言，重要的是对于自己身份的认同，对自己文化的认同。我想，这对所有民族都意义非凡。怎样来界定不同民族人群的区别，就是要依靠语言、文化、音乐、艺术品来代表“我是谁”。不只是台湾的原住民，全世界所有民族的音乐文化，当它们慢慢趋于相同的时候，就表明有更多的文化在流失。抛弃自己传统的音乐文化，而单纯走向观光化、商业化的音乐形态，这非常可怕。

在工业化的社会环境里，如何保护传统文化显得尤为重要。我们现在提倡文化创意产业，把传统文化的创意变成工业品。当这些传统文化的工业品被消费完毕的时候，这些文化创意产业的基础就会失去。所以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根基，是稳定社会很重要的一个基础，是一个了解自己是谁、认同自己文化的很重要的前提。

记者：余光中有一首非常著名的诗歌叫《乡愁》，生动地诠释了人生不同阶段对乡愁的体悟。您也在反复强调少数民族的乡愁，他们的音乐如何体现乡愁？

蔡宗德：我们举陈建年写的《乡愁》一曲为例。他说：“乡愁不是在别后才涌起的吗？而我依旧踏在故乡的土地上，心绪为何无端的翻腾。”他并没有离开家乡，却依然有乡愁。因为家乡变了，不再是他们曾经的那个家园了。

记者：可是，城市化、工业化是不可逆的。正如您所说，少数民族正在慢慢地失去他们的“家园”，他们美好的乡村和田野也慢慢地会变成现代化的城市。那么，在现代化的冲击下，我们听到了胡德夫先生《Stangding On My Land》这样将民族音乐与西方爵士乐混合的作品。您觉得少数民族的音乐将如何发展？怎样融入所谓的“国际化”中？

蔡宗德：从台湾的原住民来讲，如何认识自己的传统文化很重要。首先要了解和肯定自己的文化，然后才会去尊重自己的文化。只有尊重自己的文化，才会自然而然地去学习自己的文化，以自己的文化为荣。就算有西方的文化进入，也能将西方文化融入自己的文化之中。比如说在唐代，有很多乐器进入中国之后就被汉化、中国化了。所以今天的琵琶、唢呐、扬琴成为我们的东西了。在大唐盛世的景象下，时人会以自己是个唐人为荣。反观今天，现在我们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去学钢琴、小提琴，可是很少有人希望孩子去学民乐。我们看到郎朗、李云迪世界闻名，那举国上下会不会为一个胡琴演奏者高超的技艺鼓掌？很可惜，我们渐渐看不起传统文化，而只以西方文化为荣。

怎么去发扬？去继承？不能总是治标不治本。我们回不到过去。可是我们至少可以给各个族群一个舞台，给他们空间，给他们的音乐文化一个生存的环境。我们还可以教育自己的孩子如何尊重、喜爱自己的传统文化。

记者：您经常提到音乐人胡德夫先生，请您简单评价一下他。另外，请您也点评一下当下更为大家所熟知的流行音乐人，比如像张惠妹这样的少数民族歌手。

蔡宗德：胡德夫老师早期也是在唱校园民谣，受到许多西方的影响。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人们听大量的摇滚、爵士，比如披头士一类的音乐。他们当时寄希望寻找一种这一代年轻人也能唱的歌曲。之所以要选择大学校园来推广校园民谣，实际上正是基于这样的环境下。可是，我们却发现，当胡德夫老师年纪渐长，尽管还是在唱这些受到西方影响的歌曲，可是他在这些歌曲的内涵诉求方面，慢慢回归到自己身为原住民的身份上。他在旋律及乐器方面可能还是很西化，但是在歌词的意境和情感上面，是非常具有原住民思维特色的。

再说像张惠妹这类的明星。在歌声上，身为卑南人的张惠妹非常棒，许多族人都以她为荣，因为她成为国际巨星了。我对她的期待是，她如何以一个国际巨星的身份，再返回唱自己民族语言的歌曲。我们听过她唱闽南语歌曲，听过她唱许多国语歌曲，可是我们很少听见她演唱卑南人的歌曲。我很期待她开一场或半场以卑南语演唱的流行音乐会，那该多好！遗憾的是，她完全走商业化的道路。可她是原住民啊！她对自己传统文化的责任在哪里？她应该尽到对自己民族音乐文化的责任。当然，我们对她（他）们可能太苛求，但这是我们的期待。因为他们的影响力实在很大！

记者：除了音乐，少数民族文化是一个更宏观的范畴。您还关注其他领域的少数民族文化形态吗？

蔡宗德：我的研究领域还蛮广的，我的博士论文研究新疆哈密木卡姆，硕士论文研究台湾歌仔戏，最近20年来我在研究印尼伊斯兰宗教音乐、音乐医疗，目前也在做一些海外华人音乐的研究。我的学术生涯坚持了二三十年，这些年来我更多关注音乐文化反思的问题。我觉得整个亚洲音乐文化已经西化得够多的了。过去因为被殖民，因为我们很穷，今天我们不被殖民了，也不再贫穷了，但我们的社会却习惯性地西化了。反而，当我们拥有了财富，却丧失了文化的反思能力，呈现出很典型的一种文化上的“后殖民主义”现象。我觉得，现在已经到了找回“自己是谁”的时候了。

记者：是怎样的力量在感召您，使您以汉族学者的身份，深入地走进台湾少数民族的音乐领域？

蔡宗德：我个人是站在弱势群体的立场来思维的，主流文化往往会掌握许多社会资源成为强势文化，不需要我们过多地去“锦上添花”。其实在这个社会体系中有更多的弱势群体，分配不到所谓的社会资源，所以他们更需要关心。我只是一个音乐学的学者，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会去选择关注社会系统中弱势群体的音乐文化，观察和思考这一群人是如何运用他们的音乐来呈现内心世界的。过去我也在研究原住民的音乐，因此我更容易跳脱出我身为一个汉人的思维，从外部反观自己。一个局内人容易产生自卑或者自傲的情绪，因为我研究了许多非汉人的音乐体系，所以我反而比较容易从一个非汉人的视角反观自己的音乐文化现象。这其实是我们时常讨论的反思能力，自我检讨的能力。我个人觉得，这是目前现阶段社会体系中最需要的，也是最缺乏的。

记者：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注这些的？这些年来想必有许多深切的感触吧？

蔡宗德：从1991年开始的。那时我去美国读书，受到外国老师的刺激。我的博士生导师曾经对我说：“我们西洋人不需要多一个黄皮肤的人来发扬我们的音乐文化。你们不可能在演奏或者创作这些音乐上面比我们更好，因为这些音乐形态是建立在西方音乐的思维和美学基础上的。”但是，他觉得，中国自己的音乐文化需要由中国人自己来发扬和推广，中国人有责任弘扬自己的传统文化。当他和我说这些话的时候，我其实被吓到了。为什么我身为一个中国人却要外国人来提醒我这些？他和我说中国历史文化多好、多灿烂，我们必须要去发扬。我第一次去国外留学，就受到如此大的刺激。

后来，我到新疆去做田野研究。我看到了新疆维吾尔族的音乐文化多么美、多么吸引人，看到了他们的乐器演奏多么纯熟。我慢慢认识到，其实我们的音乐文化一点也不输西洋人。可是我们对新疆音乐的了解确实非常不足。它是中国土地上的乐种之一，身为中国人的我们却对它不熟悉。我觉得很惭愧，同在一片土地上却对自己兄弟姐妹的文化不了解，反而对离我们那么遥远的西洋乐很着迷。多少中国人了解西洋乐，却不了解台湾原住民的音乐，不了解维吾尔族的音乐，不了解蒙古族的音乐，不了解藏族的音乐，甚至不了解汉民族的音乐。我想说这是一种文化的悲哀，这是自我否定。我时常在反思这个问题，我不能身为台湾人却不了解台湾原住民的音乐文化。否则，我还有什么资格说“我是台湾人”。于是，我就开始去关注台湾原住民的音乐文化，并深深地爱上了。

中国人去到国外无论多久，总会想着落叶归根。我们年纪越大，越会思考自己到底是谁。少时追求外在感观的快乐，年纪渐长时开始思考内在的问题，想要找回自己，想要去思考自己的责任。在追求金钱的浪潮中，只有文化才能让我们静下心来去思考。

记者：感谢您接受我的专访！

蔡宗德：也谢谢贵刊对台湾原住民音乐文化的关注！ （责编 吴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