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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舞 共荣——访北京舞蹈学院副院长邓佑玲教授
2016-12-14 02:34 作者:本刊记者 牛志男 来源:《中国民族》杂志

我国边疆人口较少民族的舞蹈文化正面临濒危的境地,优先对其进行保护、传承和发展,关系到我国民族文化发展的持续性、多样性、完整性,更关系到边疆各族人民的情感家园、心灵家园的维护和建设,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的民族文化、促进包括各民族文化在内的中华民族文化自觉、文化复兴和文化自信,提升文化软实力,实现中华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的战略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进入新世纪,人口较少民族的经济社会及文化发展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也得到学界的高度关注。

北京舞蹈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邓佑玲教授,长期关注研究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问题,其博士论文以《民族文化传承的危机与挑战》为题,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审美价值、文化价值、情感价值从美学和艺术学的角度进行了多维阐释。在她的《中国少数民族美学研究》一文中,基于民族文化的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提出了“民族审美模式”概念,对民族文化的多元价值从美学上立言。2011年,邓佑玲获得北京市教委人才强教深化计划“高层次人才项目资助”,围绕“中国人口较少民族舞蹈文化的传承发展与审美研究”项目做了大量深入的调查研究工作。

 

记者:请您先简单介绍一下我国人口较少民族的情况吧?

邓佑玲:一般来说,人口较少民族特指那些人口在10万人左右的民族。根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我国少数民族人口在10万左右的有毛南族、撒拉族、布朗族、塔吉克族、阿昌族、普米族、鄂温克族、怒族、京族、基诺族、德昂族、保安族、俄罗斯族、裕固族、乌孜别克族、门巴族、鄂伦春族、独龙族、塔塔尔族、赫哲族、高山族、珞巴族共22个。2012年,国家把人口在30万以下的民族界定为人口较少民族。因此,除以上民族之外,还应当加上土族、仫佬族、锡伯族、柯尔柯孜族、达斡尔族和景颇族。这样,目前我国人口较少民族就增加到了28个。其中,有16个民族为跨境民族。

 

记者:“会说话就会唱歌,会走路就会跳舞。”这是我国少数民族的一个共同特征。对于许多人来说,对蒙古族、维吾尔族、藏族、朝鲜族等人口较多的民族的舞蹈了解比较多,但对于人口较少民族的舞蹈可能知之甚少。请问,您所主持的中国人口较少民族舞蹈文化传承发展与审美研究,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展开的?

邓佑玲:我们知道,党和国家历来高度重视人口较少民族的发展,还专门出台了《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规划》,在交通、用电、广播电视、饮水、教育、医疗、住房、财政投入等方面作了具体安排,极大地促进了人口较少民族经济社会的发展。但同时,和世界上其他人口较少民族一样,我国人口较少民族的文化,例如舞蹈文化也受到了全球化和现代化的持续冲击,或者说是“新三化”即全球化、信息化、城镇化的冲击和影响,有些已经陷入困境,面临消亡的危机。对此,国家民委曾于2007年开展了人口较少民族文化传承与发展的调研,形成了调研报告。但遗憾的是,迄今为止还没有进行有关人口较少民族舞蹈文化的专题调研。这可以说还是一个空白。

由于人口基数总量少、地处边远,其文化不单单受到周边人口较多的民族文化的影响,也受到汉族文化的影响,还受到国外跨境民族文化以及西方流行文化的影响,其文化生态更加脆弱。这种状况不仅不利于其自身精神文化的延续,甚至有可能威胁到其民族自身的再生产。我国人口较少民族大多居住边疆,保护其文化不仅关系国家文化安全,也关系到边疆稳定。同时,人口较少民族由于人口稀少,他们的文化更容易流失。如果不抓紧时间,他们的文化可能就会消亡。这不仅有损中华民族文化的持续性发展,也不利于保持我国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和完整性。因此,优先保护人口较少民族文化是民族文化事业的当务之急,也是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建设事业的优先领域。鉴于此,2011年,我们的这个项目被北京市教委立项,并进入市属高校人才强教深化计划“高层次人才项目资助”之列。

记者:人口较少民族的文化包括方方面面,为何要选定舞蹈文化作为保护和传承发展其民族文化的切入点?

邓佑玲:手舞足蹈以传情达意是人类最早的文化艺术象征,舞蹈的冲动与人类同时产生。研究表明,舞蹈是人类文化生活中产生最早的艺术形式之一,是人类艺术的母体,也是一切艺术的基础,现代艺术都可以从人类古老的舞蹈艺术中找到其产生的胚胎。青海出土的舞蹈彩陶盆表明舞蹈与民族发展史、文化发展史之间的内在联系。舞蹈是少数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其传承发展是保护其身体文化和非物质文化的重要方面。费孝通先生曾经讲过,我们要努力做到“文化自觉”。也就是说,我们要弄清中华民族在文化上是从哪里来的问题。这个文化自觉既包括汉民族的文化自觉,也包括少数民族的文化自觉;既包括民族的物质文化,也包括民族的非物质文化,其中,舞蹈文化不可或缺。舞蹈具有在身体流动中转瞬即逝的特殊性,其文化样式的流动性、时间性,使其更容易在时间的流动中发生变异,保护更为紧迫。我们北京舞蹈学院作为舞蹈艺术教育的最高学府,既要完成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等一般的大学职能,还要肩负保护、传承和发展民族舞蹈文化的职责,开展这项研究对我们来说属于题中应有之义。目前,中国舞蹈文化事业发展的重中之重是建设中国特色的舞蹈文化,关键是要促进民族舞蹈文化的复兴、自觉和自信,从而最终实现中华民族文化的伟大复兴。而要做到这一切,前提是要“寻根”,并且“把根留住”。

 

记者:这个项目启动以来,目前的进展如何?

邓佑玲:从2011年项目启动到现在,我们已经对包括塔吉克族、塔塔尔族、撒拉族、普米族、怒族、阿昌族、基诺族、毛南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赫哲族在内的14个人口较少民族的舞蹈文化开展了将近30次的实地调研。其中少的有1次,多的调研过4次。如对云南兰坪和宁蒗的普米族、内蒙古呼伦贝尔的鄂温克族、鄂伦春族等先后开展了4次以上的调研。2012年国家将人口在30万以下的民族列入人口较少民族以后,我们也对景颇族、达斡尔族、锡伯族等民族的舞蹈进行了部分调研。

我们的调研,可以说是对上个世纪80年代完成《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的一次跟踪调查。《舞蹈集成》作为国家工程,对各民族的舞蹈做了比较全面的普查。由于当时拍摄条件的限制,许多民族的舞蹈没有留下影像记录。通过此次调查,我们在《舞蹈集成》已有文献记录的基础上,补录部分舞蹈影像,并对《舞蹈集成》所遗漏的舞蹈类型和样态进行了补充调查。我们不仅要做拾遗补缺的工作,还要做历史的追踪研究,要借助现在先进的科技手段记录民族舞蹈的当下状况,并在比较视野中观察其变化及变化的种种表现,分析影响舞蹈文化变化的因素,探索保护和传承发展的有效路径。除了历史的研究,我们也着力于对舞蹈进行文化研究和美学研究。

 

记者:通过实地调研,您如何评价人口较少民族舞蹈传承发展的现状?

邓佑玲:从目前调研的情况来看,人口较少民族舞蹈文化的传承发展情况不容乐观,总体呈现为濒危状态。其变化我认为主要体现在八个方面:一是舞蹈种类数量趋少化。较之《舞蹈集成》中所记录的舞种数量有明显减少的趋势,如普米族土葬仪式中的《压土舞》、《敬羊舞》、祭祀仪式中的《撵鬼舞》, 20世纪80年代还有人会跳,《舞蹈集成》也有收录,但现在都已失传。塔吉克族的刀马舞已经失传等。《舞蹈集成》至今不过二三十年的时间,可见变化的速度是惊人的;二是舞蹈传承人断代化。大多数老艺人已进入老龄化状态,特别是《舞蹈集成》所记那个时代的民间艺人已大多过世。当下民间艺人掌握传统民族舞蹈的能力和程度也受到艺人身体条件的制约而日渐降低。如阿昌族中以前能歌善舞的“梢干”,现在寥寥无几,在世者平均年龄近70岁,技艺明显下降。阿昌族原始宗教祭司“活袍”以诵经的形式将该族《遮帕麻和遮咪麻》等史诗口传下来。以前的“活袍”都是擅长歌舞的“梢干”,现在随着“活袍”的相继离世,能歌善舞能担任“梢干”的人寥若星辰。新生代中青年人外出务工、上学的多,留守本乡本土传习本民族舞蹈文化的人数总量减少。因此,民族舞蹈文化的传承出现了总量少、延续断代的现象;三是舞蹈内容单一化。从民族舞蹈传承的内容来看,如当下蹬窝罗舞蹈在阿昌族群众中的传承偏向于对动作的传承、发展和统一。不关注“蹬窝罗”舞蹈的起源、历史、发展、相关民俗等文化内涵以及舞蹈在音乐、仪式、形式等方面的一些艺术特点的传承,以致表面有很多人会跟随众人蹬窝罗,但是不了解它到底包含哪些文化内涵,没有掌握其古调演唱、固定程式、动作、动率特点;四是舞蹈情感的空心化。传统民族舞蹈在特定的时间、地点,为着祭祀等神圣的目的而跳,舞者怀揣崇敬、神圣、庄严的情感,或者是聚会随性而舞,洋溢幸福与喜悦的情感。而当下为着商业、旅游、接待等实用功利性的表演,是为了演而演的舞蹈,没有真实的娱神或自身身心喜乐的情感,出现了情感功利化、世俗化、虚假化、空心化的问题;五是舞蹈仪式简单化。传统敬天敬地、敬祖先等仪式性舞蹈,其繁复、神圣、肃穆的仪式变得简化、单一、随意。传统的舞蹈仪式功能也被科技文明和现代世俗功利性追求所取代。寄托在神圣的仪式中的心理、情感愿望,被现实的电视、手机、电子游戏等现代化娱乐载体和娱乐内容取代;六是舞蹈语境随意化。还以阿昌族蹬窝罗舞蹈为例,原本是在三月份的阿露窝罗节时期,在村寨空地、家内火塘或庭院中间跳的舞蹈,现在则是在阿露窝罗节广场表演,且越来越集中到官方主办的节庆期间表演,传承时间、地点出现随意化趋向;七是舞蹈风格特色类型化。舞蹈动作由单一变为复杂,舞蹈风格从质朴到华丽,本真特色日益淡化而出现类型化趋势;八是舞蹈音乐伴奏电子化。民族舞蹈音乐伴奏由传统民族乐器现场伴奏,到现在多使用电子合成音乐伴奏带。

记者:在调研过程中,您带领自己的团队是如何开展工作的?

邓佑玲:我们的团队由北京舞蹈学院相关院系的师生、中央民族大学舞蹈学院,以及地方民族艺术研究所、民族院校、文化馆等部门的研究人员和民族舞蹈传承人构成。项目组的成员长期从事民族艺术、美学、民族文化的教学与研究,具有较丰富的田野工作经验和多学科的理论知识背景。在调研过程中,我们主要采用了文献法、田野调查法和影视人类学法。我们搜集整理有关这些少数民族舞蹈文化的部分文献和影像资料,对健在的舞蹈传承人通过访谈、影像等手段对其原生态的舞蹈进行记录。尤其要强调的是,各级政府和当地少数民族群众十分重视民族文化的保护与发展工作,积极参与和大力支持本项研究的进行,这是我们更好地完成此项工作的一个保障。我对他们心怀敬意!

 

记者:据说,您春节期间还在民族地区开展调研?

邓佑玲:民族传统节日往往反映一个民族生产生活方式,也反映民族的历史、社会、文化和信仰等,而民族舞蹈与民族节日相伴而生。我们的调研大多选择在民族节日期间进行,在他们的节日生活中予以观察、记录。我们致力于民间的、生活中的、自然传统形态下的观察和记录,而不是表演性的、舞台化的、组织设计状态的舞蹈文化事项。当然,我们也会关注舞台化的、表演性的、旅游点等不同空间中的舞蹈。我们前后参加过鄂伦春族的篝火节、毛南族的跳肥套仪式、普米族的春节、基诺族的克懋特节、京族的哈节、塔塔尔族的西迁节等。

我们团队的研究者,有一部分在城市生活环境中成长,在调研中第一次体验被跳蚤咬,第一次看到神圣仪式中羊等祭祀牺牲的场景……条件虽然艰苦,场面也很惊心,但收获却是真实的、丰盈的。我们在调研过程中坚持与少数民族同吃同住同劳动,虽然同劳动的时间不长,但同吃住的生活体验和深入观察是一直坚守的。

在两年来调研中,特别是在春节开展调研,我感慨良多。印象最深刻的是,人口较少民族自身对他们的舞蹈文化钟爱有加,有的老艺人甚至视之为生命。在舞蹈进行中,他们把舞蹈演绎为生命的艺术,或高亢激昂,或低回缠绵,能让观者从心灵深处升腾起生命的审美高峰体验。但在谈到这种古老艺术的发展前景时,他们脸上无奈的复杂表情,让人倍感某些古老文化似乎“大势去矣”的悲怆。这种体会不仅让我感受到开展此项研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而且让我认识到从事这项研究的责任感和紧迫感。

 

记者:7月,您刚刚在京组织召开了“中国人口较少民族舞蹈文化的传承发展交流展演与研讨活动”。请您简单介绍一下这个活动。

邓佑玲:这是一个很有意义,也很有意思的活动。其目的,一是总结项目研究进展,向项目主管北京市教委做一个中期汇报;二是搭建舞蹈文化交流的平台,探索民族舞蹈文化传承、发展、传播、创新之路。借助这样一个平台,我们把人口较少民族的舞者、传承人、地方文化官员、民族学者以及国内知名的舞蹈文化专家、民族舞蹈学子聚集在一起,围绕“民族共舞、互动传承、文化复兴、中华一家”几个主题词,通过课堂体验与传习、民族舞蹈进校园进社区、艺人访谈以及研讨等活动,实现“共舞、共识、共话、共谋”的目标。

这项活动开展得十分成功。我们通过研讨系统总结了整个项目的开展,在研究的重要性、必要性和紧迫性、研究内容、研究方式方法以及研究结论等主要问题上达成了基本共识;二是通过民族舞蹈课堂传习,让人口较少民族的艺人认识到自身文化的价值,也让学习舞蹈的学生切身体会到了传统民族舞蹈的文化内涵;三是通过进社区,把人口较少民族舞蹈文化带入现代都市,吸引主流城市大众的关注,彰显少数民族文化的精彩。许多社区的居民通过体验和互动,感受到了这些人口较少民族文化的魅力。同时,也触动了现代都市大众反思自己的生活方式。总之,通过开展这项活动,我们试图建立与人口较少民族之间的文化互动,搭建舞蹈文化交流的桥梁,目的是共享民族舞蹈文化的智慧,引导人们了解、关注、传习、研究、保护、发展人口较少民族的舞蹈文化。

 

记者:这次活动请来了很多民族的民间艺人,还有民族学、民族舞蹈学者、专业院校师生参加,他们给您留下了怎样的印象?

邓佑玲:这次活动时间长,参与的人员多,艺人的吃住行,事无巨细,涉及方方面面,可以说是一个大工程。整个活动圆满完成得益于我们项目组的几位得力助手,还有北京舞蹈学院2011级民间舞系的学生志愿者。他们都觉得收获很大。

我印象深刻的是各民族艺人与大学师生、社区大众之间的真诚交流。一位塔吉克族女艺人在天安门参观时,特别提出要去祭拜毛主席。她1972年来北京参加少数民族文艺汇演时被毛主席接见过,这次来北京早早在家按照塔吉克族风俗准备了毛巾,准备了一根小树枝。不巧的是那天毛主席纪念堂不对外开放,我们的带队者向她说明情况,不成想她就在那儿悲痛地哭起来,怎么劝都不愿离去。她的怀念,她的眼泪,她的不舍都是发自内心的。我因事前不了解没让她完成此行的心愿而深感遗憾。不只是遗憾,应该说是深深的自责。

民族舞蹈研究专家罗雄岩先生,已85岁高龄,参加了我们课堂传习和学术研讨活动。他私下还专门宴请了塔吉克族民间艺人。记得那天会议发言时,老先生激动得掉下了眼泪。他一生挚爱塔吉克族舞蹈,怎么也没有想到会在北京见到他喜欢的塔吉克族艺人,还能跟各民族的艺人一起学习、交流。老先生从上个世纪70年代第一次登上帕米尔高原,接触塔吉克族舞蹈文化,至今已经去过十多次。就在2010年,老先生年过八旬还带着研究生到塔吉克自治县调研。我为老先生的这种执着的田野精神、敬业精神、民族情怀所感动。我主持此次研讨会时特意说,请老先生放心,我们会传承前辈的作风和精神,把民族舞蹈文化研究工作继续下去。

 

记者:人口较少民族舞蹈进课堂,让学生进行体验与学习,这对于学科专业建设有什么意义?

邓佑玲:北京舞蹈学院民族民间舞蹈学科建设一直有一个传统,就是“走出去,请进来”。多年来,我们传统的民族舞蹈教育内容主要涵盖五个民族,即蒙古、藏、维吾尔、朝鲜、汉。这一次的项目研究,我们试图将多民族尤其人口较少民族舞蹈教育的资源和内容引入到教育体系当中来,特别安排了课堂内的民族舞蹈文化传习课程。中国民族民间舞系2011级的60名专业学生完成了课堂传习课程,从而将人口较少民族舞蹈文化个例第一次引入专业学院,给学生一个实践的平台,既扩大了舞蹈专业院校师生的文化视野,也自觉传承了民族舞蹈专业建设“走出去、请进来”的优良传统。我们还安排了各民族不同舞蹈专业师生互动体验活动,让民族舞蹈专业之外的学生,如学习外国芭蕾、国标、现代舞的学生和中国古典舞专业的学生都能借此体验、分享、认知中国多民族的舞蹈文化。总体看,这样做收效良好,不仅扩大了民族舞蹈教育的范围,也促进了各种舞蹈间的交融整合,是加强舞蹈学科建设的有益探索。

 

记者:民间老艺人是民族舞蹈文化的集大成者,而年轻人则是传承的希望与未来。面对老艺人相继离世以及现在年轻人外出务工等现状,您认为如何实现人口较少民族舞蹈文化的永续发展?

邓佑玲:目前来看主要有两个办法。一是帮助人口较少民族自身传承自己的舞蹈文化,另一个就是充分利用现代舞蹈教育体系。对于前者,要采取综合措施,采取特殊政策,如在一些移民搬迁工作中尽可能考虑到整体搬迁,维护人口较少民族生存环境的整体性,为舞蹈文化依存的仪式、节日文化的延续提供基础。鼓励人口较少民族提高生育率,要传承首先得有人;出台专项扶持政策,培育新的传习人。国家或企业设立专项保护基金,资助扶持相关保护和传承项目。我个人认为,目前这些人口较少民族及当地政府都有较强的保护意识和积极性,国家有必要启动人口较少民族文化保护工程,从政策、资金以及运作方式上提供支持。对于后者,借鉴此次研究的探索,我们试图通过舞蹈教育体系找到人口较少民族舞蹈文化的族外传承人与现代教育传承方式。实践证明,舞蹈文化传承的关键是要找到传承人,除了本民族之外,在族外通过现代舞蹈教育体系找到专业的传承人,也是一个重要方向。

 

记者:当前,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特别是城镇化的推进,人口较少民族的生产生活环境发生了很大改变,与此同时,传统舞蹈的生态环境也随之消失或改变。那么,您认为该如何在时代的发展中继承传统舞蹈文化?

邓佑玲:传统舞蹈文化与其他民族文化一样,是一个民族的血脉和魂魄。因此对于民族文化的永续发展来说,继承传统文化是不容置疑的任务。当前的困境在于,如何在时代发展中继承传统舞蹈文化?从目前的现状和影响传承的因素分析,我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去努力。首先还是观念问题,要树立民族文化的自觉意识。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把各国各民族的文化资源视为全人类的共同财产加以保护。2001年又通过了《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提出“文化多样性是人类的共同遗产”、“尊重、文化多样性、宽容、对话、合作是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最佳保障之一”。2003年该组织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强调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文化多样性的熔炉,也是可持续发展的保证。过去我们某种程度上把少数民族的经济发展滞后等同于文化的发展水平,忽视了不同民族文化的、历史的、价值的、精神的、审美多样性存在。因此,在观念上我们还需要摒弃唯经济论。其次,我们要深入研究人口较少民族文化传承的特点和特殊规律。如舞蹈文化主要依托民族的节日和仪式活动展开,因此保护好舞蹈文化传承的节日、仪式、习俗等文化空间、地理空间就十分必要。第三,对于传承人老龄化、断代化的现象,以及不可阻挡的社会信息化、青年人外流化、村落空心化趋势,需要政府规划投入,发展经济,保障民族人口本地就业需求,建立人口较少民族文化发展专项资金。第四,处理好文化传承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这就需要地方政府特别是文化、民族、旅游等部门通力合作,采取准市场化运作机制,逐步探索出一条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赢的文化传承途径。

 

记者:通过三年的调研,您预期的成果有哪些?

邓佑玲:这个项目研究的周期虽然只有三年,我还是希望能够解决一些关键问题:人口较少民族处于传承危机中的相关舞蹈资源信息的全方位描述与记录;通过记录、展演、教学、创作等,在实践上探索人口较少民族舞蹈文化的传承与保护路径;从理论上挖掘人口较少民族舞蹈文化及审美方面的个性与共性特征与规律。从目前的项目进展来看,我们将出版《中国人口较少民族舞蹈文化》专著,即对赫哲族的伊玛堪,鄂伦春族的熊舞、树鸡舞,鄂温克族的努日格勒,塔吉克族的鹰舞,布朗族的刀舞,毛南族的毛南戏(又称“傩戏”),京族的嘲剧、哈节舞蹈,珞巴族的祭祀、图腾舞,门巴族的谢羌、牦牛舞等人口较少民族舞蹈的源流、种类与风格、功能、形态以及舞蹈所依存的自然生态环境和文化生态环境等内容进行研究整理,梳理出人口较少民族的图腾舞蹈、习俗舞蹈、宗教祭祀舞蹈等不同的类型,并运用民族学、艺术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撰写中国人口较少民族舞蹈文化志。此外,形成系列调查报告《人口较少民族舞蹈文化传承现状实地调查报告》、《人口较少民族舞蹈资源系列影像实录》、《人口较少民族舞蹈音乐(乐谱曲集)》以及《中国少数民族舞蹈审美研究》。

 

记者:最近一些电视媒体纷纷推出舞蹈类节目,您怎么看这种媒体舞蹈热现象。这是否有利于民族舞蹈的传承发展呢?

邓佑玲:正如你观察到的,最近上海东方卫视的《舞林争霸》、湖南卫视的《奇舞飞扬》以及中央电视台的《舞出我人生》等节目掀起了一股舞蹈热,这对于舞蹈扩大受众、培养更多爱好者是好事。但同时,由于一些媒体的宗旨是吸引眼球、提高收视率以及附着其上的广告商业利润,这就跟艺术自身的非功利性本质相背离,与其传承之间不存在必然的联系。时下各类电视舞蹈节目,从舞蹈的种类而言,基本都是现代舞和国标舞,都是西方舶来品,少有中国民族舞蹈的身影。且不说各舞种之间是否有可比性,单看舞蹈类型,充斥于各大媒体的西方现代舞对于中国民族舞蹈的传承环境就是十分不利的。比如《舞林争霸》节目中,刘福洋和骆文博两位优秀的民族舞演员演绎西方文化语境中的爵士舞,在考评两位舞者的去留时导致评委杨丽萍和金星之争。表面看来,她们争论的是两位选手的去留,背后反映了两位评委不同的人生轨迹、不同的习舞道路、不同的成名历程以及不同的个性等,实质反映的是节目制作方恐怕始料未及或未曾思考的深层次问题:即在中西文化碰撞交流语境下,流行文化占据主流媒体的当下,作为专业舞者应该跳什么?怎么跳?作为电视观众可以看到什么?应该看什么?作为评委应该怎么评?对我个人而言,更关注的是作为节目制作方特别是中央电视台这样的国家媒体,究竟应该制作怎样的舞蹈节目?是一味追求收视率还是要以精美的制作、多彩的形式观照中华民族的舞蹈文化和审美精神?能否在国家主流媒体传播中传承本民族文化,留住中国心和中国魂?

 

记者:在危机与希望并存的背景下,您如何看待人口较少民族舞蹈文化的前景?

邓佑玲:客观地说,世界范围内人口较少民族的文化在全球化、现代化的背景下前景堪忧。但是,面对这一严峻形势,我们不能悲观。我们所要做的首先是保护,把这些包括舞蹈文化在内的人口较少民族文化保存记录下来。其次是找到切实可行的传承路径和方式。从人类文化发展历史看,有些民族文化不可避免地会消亡,但有些却坚韧地存活下来,例如有些少数民族文化就融入到了现代文化之中。我们从事这个项目研究的终极意义在于,优先保护、传承和发展人口较少民族的舞蹈文化有利于保护我国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和完整性,通过将其纳入民族非物质文化建设事业,通过本民族和族外传承、准市场化传承和现代舞蹈教育体系传承,不仅要使之传承发展,更重要的是要在56个民族舞蹈文化的坚实基础上,建设中国特色的舞蹈文化,在世界多民族舞蹈文化体系中找到中国舞蹈文化的位置,促进民族舞蹈文化复兴和自觉自信,实现中国舞蹈文化“走出去”的战略目标。

目前,舞蹈文化越来越热,这是可喜的。但在当前的舞蹈文化热中,我感到“中国味”越来越淡。我们从事这项研究工作,目的就在于力图找到舞蹈文化的“中国味”。中国梦包括中国文化梦,也包括中国舞蹈梦。我坚信,只要将人口较少民族舞蹈文化融入中国特色的舞蹈文化大舞台,那些民间舞蹈老艺人紧凑的眉宇就会舒展,而包括舞蹈文化在内的人口较少民族的文化也就会生生不息。 (责编 晓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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