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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阿尔及利亚的日子—— 一个援非医疗队员的手记(之四)
杨欣慰 2016-12-14 02:45

与阿国人接触越多,越能深刻感受他们的简单与快乐。

在熟悉的环境中,他们总是话很多。无论男女,都打着夸张的手势,不停地用阿拉伯语“呱啦呱啦”。而在大街上,他们又总是很沉默,只是安祥地微笑着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但不管是安静还是嘈杂,从他们眼睛中透露出来的,多为平和、少有焦虑。在更多地了解阿国民众的学习、生活、工作状态后,我们慢慢体会了他们为何具有较高的幸福指数。

总的来说,在这个北非国家,人民的基本生活很大程度上能够得到保障,国家在很多方面给予了担当。因此,他们的生活节奏尽可以慢点、慢点,再慢点。

 

生育中的苦与乐

在我们眼前,阿尔及利亚女人展现出了强大的生育愿望与能力。

塞义达妇产医院的分娩室里,5张产床似乎从来没有闲置过。无论白天黑夜,只要踏进产房大门,总会见到助产士在接生,总会听到产妇轻轻的呻吟和新生儿宏亮的哭声。在收治产前合并症需要留院待产孕妇的高危病房中,挺着大肚子、提着输液袋溜达的女人,走马灯似地换了一批又一批。笼着长袍、围着头巾、依次排队等候在门诊室外的妇女,不急不慌地默默朝前挪动。

作为妇产科医生,我们已十分理解这些生了再生的阿拉伯女人。正是她们,在家庭与婚姻中承担了种族延续的传宗接代重任。尽管如此,每当有来生产其第八个、第九个甚至第十个孩子的女人出现,或者即将为某个女人进行其第四次、第五次甚至第六次剖宫产时,我们心中的惊愕还是不免油然而生。这些女人在人生最灿烂的青春岁月里不断孕育的心理状况,外人无法深切体会,但其间因为妊娠而反复出现的生理变化,我们却是从专业知识的角度了解很多。

但显然,她们并不像我们以为的那样苦痛。

在临床中,阿国女性因为长期多次生育,有不少人宫颈机能受损需要在怀孕中期进行宫颈环扎术。这种在如今以“只生一个好”为基本国策的我国已基本无用武之地的保胎手术,却在阿尔及利亚做得如同普通妇检一般平常。做过手术后的孕妇,也仅留院观察一天,如果没有出血腹痛等合并症,则被准予出院,回到家中如常做她该做的家务,丝毫没有休息的习惯,更没有经历了手术却得不到休息的痛苦。相反,她们会因为缝扎了松弛的宫颈,不必太担心再次流产而增加了对足月分娩的幸福期待。

根据近6个月工作的不完全统计,塞义达妇产医院每天的分娩量均在50人次左右。其中,剖宫产率占了大约百分之二十。在我们看来,这个医院对于孕产妇的理念与现状,已自有成功的体系。因为,在这里,产前检查基本普及,问题孕产妇提前住院观察成为常规。再次,剖宫产的产妇会被有计划地安排手术。这些措施,尽管可以使一剖再剖的孕妇不会有太多机会处于子宫破裂、胎盘早剥等危及生命的境地,却并不会减少其多次手术导致的一些严重并发症的发生。与多次剖宫产孕妇的交流中,我们是随着妊娠与手术次数增加而增加的担忧与谨慎,而她们则始终是无所恐惧与欣喜。

面对这种发自内心的大无畏,我们甚至没有理由去责备她们的“无知”,唯有告诫自己更加充分地估计手术难度,更加充分地做好应急处理预案,提高手术技巧,从而保障手术安全。回想所有临床中对于高危孕妇的处理过程,或许我们可以调侃地总结:医生的苦恼,似乎远远多于当事人的痛苦。她们在生育过程中的渴望、幸福与责任感,战胜了一切可能的痛苦。

 

暑假来了

中国医疗队塞义达分队驻地的房子,座落在紧靠省医院的院子内。我们的邻居有省卫生厅厅长、综合医院院长等当地卫生部门相关领导及其家人。

驻地的早晨极其安静。远在两道大门之外的街道上,车辆默默行驶,救护车铃声偶尔急促地响起。围绕小楼欢快飞翔的鸽子,发出含蓄的咯咯声,更加衬托出“鸟鸣山更幽”的效果。从院子里陆续走出来的人们,或步行或塞进车里,静静地开赴工作场所。

驻地的傍晚却极其热闹。当夕阳正好、晚风轻袭、彩霞萦绕,那些被关在房屋内,或者刚刚上了一天学的大大小小的孩子,如同出笼的鸟儿,汇集在院子里,踢球、嬉戏、聊天,将叽叽喳喳的喧闹,持续到夜深。

可巧的是,孩子们的生活习惯,恰与医疗队员类似。同他们一样,我们上班时会同样早出晚归,不上班时会同样宅居宿舍。而不论上班与不上班,傍晚,我们也都会同样在院子里进行一天之中唯一的户外活动。

于是,我们总是相遇。我们在开垦的菜地里劳作,孩子们在旁边踢球;我们在坎坷崎岖的小路上散步,孩子们在树荫下谈天说地;我们伴着耳机里的音乐节奏边走边手舞足蹈,孩子们跟在身后东施效颦。

当相遇的次数多起来,语言交流便自然产生。但很令人汗颜,只会少数简单法语单词、将法语语法弄得一塌糊涂的我们,常常就在孩子们面前显出成人语不成调的尴尬。倒是快乐的他们,因为从小就接受法语、阿拉伯语、英语三种语言的教育,往往热心地提出要当我们的语言老师,一遍遍不厌其烦地教我们说“你好、谢谢”等日常阿拉伯语,然后看着我们艰难地将舌头在嘴里打架发出奇怪的词语,不停地呵呵笑。

通过与孩子们的简单交流,我们获知,阿尔及利亚实行义务教育制度。从小学到大学甚至到留学国外,家庭都无需为孩子们的教育支付太多的钱财。但可能是因为在这个国度,社会福利保障制度同样比较完善,人们没有太大的生活压力,孩子们在学习与进取上,并没显出像我国孩子那样“剑拔弩张”的势态。

这些塞义达当地卫生部门重要人物的子女中,有几个已经到阿尔及尔、奥兰、君士坦丁等地读大学了。他们偶尔回到家乡,女孩们穿着时尚的裙装,披着卷发,骨子里透出与着长袍、蒙面纱的传统阿拉伯女性迥然相异的现代气息。与弟弟妹妹们不同,这些接受了高等教育,即将不再以塞义达为未来主要生活场所的青年们,遇到医疗队员只是礼貌地微笑招呼。彼此间,没有亲近,只有优雅的距离。

在医疗队院子外不过一百米处,马路两边分别是高中学校的男生部与女生部。每天下午四点放学时,成群结队的男孩女孩隔着马路相继而回。处于青春期的女生已基本是阿拉伯传统装扮,只是似乎不用戴面纱和口罩。男生多半着运动服,背着书包,正朝典型的阿国健壮男人形象发展。

或许只要是与青春有关的人,都附带了叛逆的因素。紧邻高中部有一座小山,山上乱石嶙峋,植物极少。从高中部到小山的公路两旁,有很宽的人行道。于是无论何时,这山上与人行道上,都遍布啤酒瓶、汽水瓶的碎玻璃渣。某些夜晚,无可挥霍的青春嚎叫,从小山上传来。

看来在塞义达这座较为保守的省城里,警察告知我们的没有卖酒的话并不是事实。

随着六月的来临,塞义达的夏天到了。每天早晨五时许,天已大亮。上午六点至下午七点,火辣辣的阳光毫不松劲地普照大地。炽热的白天,更显出傍晚时分的珍贵。原来每到八点就会回窝的孩子们,现在直疯到九点过还不愿进家门。问他们原因,却道是已经放了暑假。而这暑假,有足足四个月,并且不需要完成任何作业。再问孩子们每天在家都干些啥,他们快乐地回答:玩耍、看电视、睡觉呀!那目光与语气中的无限满足与幸福,如果让中国孩子们看到,难免不会“羡慕嫉妒恨”。

联想到塞义达医院夏天会放两个月假的确切消息,对孩子们长达四个月暑假的惊愕,我们也便不再强烈。身处一个医院都可以放假的轻松工作氛围,孩子们要不要读书、要不要认真读书,孩子们放不放假、放多长时间的假,又有什么关系呢?

地里去年的辣椒杆儿,今年重新开花了。一位留任的同事就此发挥说,在非洲的见闻,是如此颠覆我们中国人的固有思维。那么,入乡随俗,既来之则安之。在综合医院工作的同事们,便像与我们相邻的孩子们享受四个月漫长暑假那样,用泰然处之的心态,理所当然地安享即将来临的两个月全民放假的快乐时光吧!

 

高福利制度下的舒适生活

在阿尔及利亚工作的中国人真不少。

2013年1月14日,从北京飞往阿尔及尔的阿国航班上座无虚席。与我们医疗队一起奔赴阿国的同胞,几乎清一色是即将到阿国进行各种工程建设的工人。他们有的来自四川,有的来自安徽,受雇于不同的中资公司。

半年以来,与医疗队保持着长期友好合作关系的中资公司有湖北黄石的某私人公司,还有中建五局、中地海外等公司。不论是在阿尔及尔、君士坦丁,还是在塞义达,他们正在建设的都是几千套几千套的居民小区楼房。

一直保持高生育率的阿尔及利亚,近年来因为医疗与社会福利保障制度的不断完善,新生儿存活率提高,人民的平均寿命也同步增长。人口越来越多,房屋的需求量剧增。于是,经济实力因为石油等丰富资源仅次于南非、处于非洲第二名的阿国,不断加大在住房等高福利保障制度上的投入。

因为与中建公司的交往,我们了解到,阿国公务人员的住房基本上是福利房,由政府承担百分六十的建设资金,个人仅需承担另外百分之四十。就是普通民众的住房,也可以在按人口数享受一定的优惠后,再用较低的利率按揭购买,还款期限长达三十年以上。

在塞义达经营阿国最大矿泉水生产企业的某中资公司老总,旗下员工不仅有中国同胞,也有一些当地阿拉伯人。雇佣得最多的便是司机。

前不久,这位老总派出两辆车陪同我们前往君士坦丁等地,其中一辆车的司机就是阿拉伯小伙子。在三整天、往返近三千公里的长途之旅中,瘦瘦的小伙子几乎未发一言,只是全神贯注地开着车。每当我们在其他医疗队或者中资公司享用中餐时,小伙子便在车上睡觉打盹儿,然后在接下来的旅程中随便找个路边店,买一杯咖啡或者果汁,啃几口硬邦邦的法棍面包充饥。有时候我们看不过去,就将自己带的苹果、饼干等零食给他,却总是被矜持地推辞。因为十分疑惑小伙子如此敬业的精神、如此能吃苦的态度,我们忍不住向老总询问了小伙子的待遇问题。老总说,别看阿国人拿到手的工资不高,但雇佣其工作的单位,在支付其工资的同时,为其缴纳的各项税收已占到其工资的近百分之五十,以保障他们在医疗、教育等各方面的比非工作人员更高的福利待遇。因此,愿意出来工作赚取更高报酬的阿拉伯人,相当能吃苦。

在阿尔及利亚工作半年以来,我们走马观花地到过奥兰、及尔等城市。每次的路途中,望着那一马平川的荒芜大地,寸土寸金观念严重的我们,总是叹息土地资源的浪费,然后疑惑并非产粮大国的阿尔及利亚,为何长长的一个法棍仅要十个DA即相当于不足一元人民币、一杯浓郁的咖啡也仅仅只要十五DA。经过了解,原来阿国的粮食并非自足自给,而主要是靠进口。只是这些经济负担并没有压在老百姓的身上,而是由政府补贴了。

与粮食、医疗、住房等一样,阿国的生育与教育也有相应的福利。每个孩子自出生开始,便能享受一定量的生活费,其教育则完全免费。就连没有工作的居民与农民,同样也可以领取基本生活保障费用。于是,阿国人的幸福指数实际上相当高。很多家庭的妇女完全不用工作,只是在家安心生养孩子、做做家务。

这就难怪我们见到的阿国人,是如此的慢节奏。人均GDP达到3500美金的阿尔及利亚人,似乎确实只需要慢悠悠地品着咖啡,晒着太阳,看看电视……

这真让在阿国辛苦劳作赚取生活的中国人羡慕。

 

FRETOUT 其人

初见FRETOUT是1月18日,即我们到达塞义达的第三天。

那天很阴很冷,绵绵的冬雨,静静地飘着。最初,我们与FRETUOT邂逅在去往院长办公室的楼梯上。当时他正从上往下走,而我们正从下往上爬。地理位置的高低差异,更加拉长了他高大的身躯。因为互相并不认识-----其实他应该知道我们的:毕竟在塞义达妇产医院这个特定的环境里,我们的脸上已如同打了烙印般,是身份明确的中国人;但我们并不认识他——所以我们只是擦肩而过,彼此并未打招呼,只是他那灰白格夹克衫不修边幅的打扮与眼眸中的陌生感与距离感,匆匆一瞥间,已深深定格在我的脑海。

院长办公室并不豪华。礼节性寒喧后,院长秘书在院长的吩咐下致电妇产科主任,让其来与我们共同商议援助的具体工作事宜。不多久,刚刚在楼梯上与我们侧身相遇的那个男人,右手拿着一把长长的黑伞,带着一股冷风进来,像谈判似地顺势坐在我们对面。院长正式介绍了双方,对方并不热情的微微欠了欠身。

因为既往的援助工作已形成基本共处模式,在院长主持与翻译帮助下的商议,简明扼要,很快结束。整个过程中,FRETOUT叉着两条长腿,将自己塞在椅子中,左手始终插在夹克口袋里,右手总是拄着那把带尖的黑伞,像极了马克·吐温笔下装在套子中的人。那一刻,FRETOUT这位即将和我们进行必不可少工作交流的妇产科主任,这位大概处于而立之年的阿拉伯医师,以极其傲慢的成功男人形象,忐忑了我们因为人生地不熟而尤显得拘谨的心。

按照协议与商定结果,稍事准备的我们,在两天后开始了正式工作,全面负责起每天的择期产科手术与急诊产科处理。而以FRETOUT为首的另外四名阿拉伯本地医师,则负责妇科产科门诊、查房与预约病人及全部妇科手术。

从理论上讲,如此分工明确的中阿妇产科医师,本应没有太多交集。但事实并非如此。最初,FERTOUT将二月份共计30个的夜班,毫不客气地丢给我们21个,而且这其间,还包括所有的周末值班。于是,刚刚来到陌生国度,面对与国内完全无法比拟的繁重工作量,时常需要处理各种此前仅在书本上学过却并不多见的紧急情况的四位中国女人,一边倔强地克服各种困难,在一次又一次超越自我的锻炼中迅速适应,一边又不断地与FERTOUT交涉,维护自己理应得到的地位与待遇。

经过两个月努力,我们的团队终于以团结合作、积极进取的敬业精神,以对患者高度负责的从医行为,以不容小看的精湛技术,渐渐扭转了FRETOUT对我们的态度。慢慢地,他主动将我们承担的夜班量减少到20个以内,基本满足我们提出的不全部负责周末值班的要求,甚至再在手术室碰到我们,还会在嘴边露出一丝难得的笑容,对我们道声“benrour(你好)”。他还反复强调说,如果我们工作中有困难,就打电话给他,他会随时“aide(帮助)”我们。面对他“帮助(aide)”的措辞,我们反倒有了些尴尬与困惑。

好在有着强大生育要求与能力的阿国妇女们,真切需要与喜爱着我们。在她们殷切与信任的目光中,我们没有多想与FERTOUT相处中的N个“为什么”,始终如一地尽心工作着。

三月的一个周末晚上,我值夜班。在手术室接班时,值白班的综合医院的普外科医师还在守护一位顺产后大出血的患者。我很奇怪,难道在阿国,不需要外科、妇产科的分科别执业么?护士们解释说,这些外科医师能够做剖宫产,只是对产科处理技术没有掌握,所以偶尔只是在周末参与妇产医院的值班,遇到疑难问题还是得请FERTOUT帮忙。果然,在手术床上观察了一个小时,产妇仍然出血不止。我仔细检查后,发现她出现了极危险的合并症。外科医师立即要医务总监请示FERTOUT,而接到电话的FERTOUT不到五分钟就赶到了手术室。他迅速洗手穿衣上台,开腹探查子宫收缩乏力的原因,当机立断行了子宫动脉结扎、卵巢动脉高位结扎甚至髂内动脉结扎等保守性止血手术,尽最大努力为患者保留子宫及生育功能。我立在手术台边,看着FERTOUT清爽利落的处置方式,心中对他的认识,转变成“有为才有位”的欣赏。

经过两个多月的磨合期,我们与FERTOUT的关系渐渐融洽。常常,他在一个手术室做着妇科手术,我们在另外一个手术室做着产科手术。手术间隙时,我们会坐在休息室的沙发上聊天。原来,FERTOUT很年轻,仅仅从事妇产科专科医师七年。但因为阿尔及利亚的高等教育基本沿袭了法国殖民地时形成的体制,医学生连同其实习时间在内的学习时间共计12年,而成绩优异的他在国内的学习结束之后,又被送往法国深造。扎实的理论知识与实际工作的积累,造就了他过硬的本领与冷静的行医风格。

在阿尔及利亚,经过执业医师考试取得执业资格的医师,毕业后的最初三年要为国家公立医院服务。三年之后,则可以根据情况自愿选择继续留在公立医院,还是到私立医院工作,或者干脆赴法国行医。阿尔及利亚的医疗保障制度很完善,几乎全民医保,而且实行医药分家。居民生病后如果到公立医院就医,基本不用花钱,只需要到药店购买部分药品。当然,还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阿尔及利亚公立医院,资源有限、条件有限、服务有限,是不能和那些私立医院相比的……向来以法国为榜样组建的私立医院,有着完备的设施、顶尖的人才、周到的服务,也因此会收取高昂的费用。因此,拥有高技术的医师,多会选择到私立医院高就。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才更加导致了阿尔及利亚相对的医疗资源缺乏。

见识过FERTOUT在妇产科领域的深厚功底,我不禁问他,有如此本领,为何还待在如此忙碌而辛苦的妇产医院。FERTOUT想了想,如实告诉我,他一方面很愿意在省妇产医院为更多的妇女们提供医疗技术服务,另外,他的妻子也是妇产科医师,他们家就在塞义达开着一家规模不小的妇产科私人诊所。

因为公私兼顾而收入不菲的FERTOUT,有两个家。一个家在阿国的第二大城市奥兰。在那里,居住着他的父母和两个已到读书年龄的儿子。第二个家就在塞义达,医院旁边,是院方为FERTOUT等专科医师们免费提供的别墅。他与他的妻子,还有刚刚两岁的小女儿居住在这里。他们每个周末都会驾车回奥兰,看望父母、陪同在地中海边的大都市内接受优等教育的孩子。

阿国医学生的学习阶段,分为两部分,即在医学院中的基础理论学习和在医院的实习。在其理论学习期间,并非一经考上大学便可顺利读完七年,而是每上一个年级必得通过全国考试。层层过关最终进入实习阶段的医学生,相当于我们国家的硕士生,可以结婚,可以享受不同等级的薪酬和待遇。

FERTOUT很敬业。从周日到周四,所有的白天,他要么是坐在门诊室里,接待数不清的病人,要么是在手术室中,一台接一台地做着手术。到了傍晚,他常常与医院里另外几个医师在咖啡店品咖啡聊天,然后,再开车回到医院,到手术室等查看一遍危重及术后病人。

四月份,FERTOUT在排班时告诉我们,他即将到法国学习半月。月底当他学习结束回到塞义达与我们交谈时,他说,等正在装修的新手术室开放后,我们中国医师每天必须派两个人来上白班。那时的他,会加强对妇科业务的开拓与发展,所以我们中国医师就必须承担起产科查房的重任。

迎着他诚恳的眼神,折服于他在事业上的进取精神,我们没有推辞的理由,唯有爽快地答应。

来阿工作半年间,我们与其他另外五个医疗点的妇产科同行没少互通情况。FERTOUT对科室的管理是成功的。在这里,产前检查正规,高危妊娠预见准确,大多数急危重症在早期即得到有效、有序处理。因此,为了援助工作的更加顺利,我们实在没有理由不配合FERTOUT的统筹安排。尽管这个到法国学习过很多次的男人,对中国的了解少之又少,对中国的医疗现状更是一无所知,但“主场”的优势与区别,令我们愿意忽视他言语中对我们的略带同情的复杂表达。

曾有手术室的护士问我,FERTOUT是否是医院最帅的男人?联想到这半年来与FERTOUT的交道,回忆着他手术时的专注与细致,我不得不承认,这个男人在工作时的专注神情,还真是最帅的! (待续 责编 晓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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