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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提升中国民族事务的国际话语权
发布日期:2018-01-02

  做好新时代民族工作,要充分了解我们面临的外部环境。党的十九大报告对我们面临的外部环境作了概括性分析,即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全球性问题加剧。另外,要积极化解西方“民族国家”话语霸权,在知己知彼的基础上积极传播中国民族关系中的正能量,切实提升中国民族事务的国际话语权。
  

西方国家民族分裂活动不断加剧


  谈到民族分裂问题,大家很容易想到这是发展中国家的“专利”,但在英国、西班牙、加拿大等西方发达国家也存在这类随时发酵的“隐患”。这些国家对民族问题处理的态度以及措施,往往会被看作是国际社会的“先例”“标准”“游戏规则”,需要我们格外关注、提防。
  苏格兰独立公投将全球目光聚焦到英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民族问题上。1997年英国布莱尔政府上台后,为了争取苏格兰地区的选票,主动推动苏格兰实现更广泛的自治,导致苏格兰民族主义情绪膨胀。2011年5月,苏格兰民族党在苏格兰议会选举中赢得多数席位,之后大力推动举行苏格兰独立公投。2013年,英国首相卡梅伦与苏格兰首席部长萨蒙德签署了关于苏格兰进行独立公投的最终协议。2014年9月18日,苏格兰就独立举行公民投票,结果是55%的选民投了反对票,苏格兰继续留在英国。
  苏格兰独立公投一方面点燃了英国权利架构的爆炸性问题导火索,另一方面对欧洲的民族分离主义运动产生推动。目前,西班牙加泰罗尼亚的分离主义运动是自苏格兰独立公投以来,西欧国家所面临的对于国家完整最严峻的挑战。今年10月27日下午,加泰罗尼亚自治区议会单方面宣布“独立”。西班牙参议院召开紧急会议,启动宪法第155条,授权中央政府采取一切必要行动捍卫国家统一。与此同时,西班牙民间和国际社会也纷纷“发声”,强烈反对加泰罗尼亚自治区议会的分离行为。
  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约瑟夫·奈曾撰文指出,全世界只有不足10%的国家具有民族同质的特性,如果把民族自决作为民族国家首要的道德准则,可能会给世界诸多地区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在现实中,相互持有敌意的民族往往互相杂居交错,如同大理石蛋糕般混合,而无法像千层蛋糕那样做到精确的分割。总之,如何以更审慎、更负责的态度看待全球民族分裂主义的发展态势值得深入研究。
  

美国种族主义顽疾随时爆发


  今年8月12日,美国弗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市“另类右翼”集会抗议夏洛茨维尔政府移除罗伯特·E·李将军塑像的计划,引发暴力冲突。白人至上主义团体高喊“白人的命也重要”和反犹口号,甚至出现大量纳粹和三K党标识,当地警方称暴力造成至少3人死亡、35人受伤。对此,联合国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针对美国当前内部种族冲突发出正式预警。
  今年5月10日,FBI和国土安全部曾发布公报称,21世纪以来,新纳粹主义、白人至上民族主义者和三K党比美国境内其他极端主义分子实施了更多暴力行为。公报中说:“2000到2016年,白人至上团体共发起26起攻击案,致49人死亡。”种族歧视在美国社会依然“系统性存在”。《华盛顿邮报》曾断言,种族问题在美国犹如一座活火山,“随时都会爆发”。因种族仇恨导致的暴力冲突激化,已是美国社会的顽疾,民粹主义有可能成为美国价值观分裂的催化剂。
  今年9月5日,美国政府宣布废除奥巴马时期设立的移民特别保护项目——“童年抵美者暂缓遣返”(DACA)计划。该计划适用于在美居住5年以上且在16岁前首次进入美国的31岁以下非法移民,该群体有近80万人,大多数为拉美裔 “逐梦者”。该计划曾被看作是美国价值观优越性的体现,被废除则表明美国保守势力的上升。今年,美国先后退出TPP、巴黎气候协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国际事务的退缩态度,必然会在国内加剧其民粹主义、种族主义、分裂思潮的蔓延。
  

周边国家民族问题有外溢影响


  我国是世界上拥有邻国最多的国家之一,且周边绝大多数是多民族国家,周边国家的民族问题关系到我国周边外交、边疆稳定和国家安全大局。这些影响主要包括“溢出型”和“渗入型”两类。
  所谓“溢出型”影响,即一国的民族冲突对关连国造成经济、社会等方面的损失,致使他国无辜受牵连或遭受祸端。如缅北民族冲突,给我国带来了诸多传统与非传统的安全问题,其中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尤为严峻。其一,缅甸境内的战火极易波及中国,仅2015年初的缅甸果敢冲突中,就有4次炮弹落入我国境内的事件,给边境地区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造成威胁;其二,战火使得中缅边境贸易愈加脆弱,滇缅边境一度红火的口岸贸易因缅北武装冲突而几乎沉寂;其三,每次战事都有数万名缅甸边民涌入我国境内避难,且有一部分长期滞留我国境内,成为当地社会的巨大负担和不稳定因素。而边民中夹杂的没有收入来源的群体、走私分子、贩毒人员等,也给西南地区社会治安带来新的挑战。如果处理不当,社会治安问题还可能演变为国家间的政治问题;其四,导致人口贩卖、艾滋病扩散、毒品蔓延、跨境赌博等非传统安全问题。
  所谓“渗入型”影响,即外部民族问题、分裂势力渗入其他国家内部,对该国的民族事务和国内政治等产生侵蚀和破坏作用,比较典型的有“三股势力”的恶劣影响。中亚是“三股势力”针对我国从事分裂活动、对新疆进行渗透、对恐怖分子进行武装训练的前沿阵地。一方面,“三股势力”通过非法撰写、出版反动刊物和书籍,制作发布影像视频,书写、张贴、发放反动标语、传单,建立广播电台进行歪曲宣传,妄图以此加剧我国边疆地区的民族分裂主义意识和离心倾向;另一方面,“三股势力”还通过一些国家的新闻媒体和国际组织对我国施加国际舆论压力,将我国对“三股势力”的打击说成侵犯“民主”和“人权”,颠倒是非黑白。
  

增强中国民族事务国际话语权


  第一,提升话语权,要加强对国际民族事务及其演变规律的跟踪研究,夯实学理基础。加强民族事务的智库建设,提升议题设置能力。在国际民族事务上发挥建设性影响,“预防为主”。秉持主权一律平等原则,始终恪守“希波克拉底誓言”——有利但不伤害原则,即民族事务治理不应对目标国国内事务造成伤害,不应煽动民族争斗,不应破坏国内秩序的稳定。
  民族事务治理要以预防为主,主要应包括:促进社会公正,保障各个民族的利益诉求得到充分尊重。将经济建设作为国家各项工作的重心。没有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将成为一句空话。
  第二,提升话语权,要积极展现我国民族地区扶贫脱贫的现实成就。我国在国际事务中已经有了体量,但目前需要增强的是声量。对我国而言,不仅要做民族团结的典范,更要发出自己的声音,即要在世界民族事务的话语体系塑造进程中占据主动。我国政府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大规模地开展有组织有计划的扶贫工作以来,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始终是国家重点扶持对象。2017年3月17日发布的《中国少数民族地区扶贫进展报告(2016)》指出,2016年民族八省区402万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人口总数从2015年底的1813万人下降到1411万人。“中国式扶贫”模式已引起世界瞩目。世界银行行长金墉在十九大之前称赞中国扶贫开发经验值得其他中等收入国家借鉴,“中国通过经济改革,融入全球市场,帮助数亿人摆脱贫困,全球极端贫困人口比重从上世纪90年代的近40%降至目前的10%左右,其中绝大部分贡献来自中国,这是人类扶贫开发史上的重要篇章。”这些都是我们提升民族事务国际话语权的重要素材。
  第三,提升话语权,要展现“一带一路”给民族地区带来的强劲动力和巨大变化。目前,国际社会对我国“一带一路”建设在边疆民族地区的实践高度关注。边疆民族地区以前基本上是改革开放的末梢,活跃的经济要素很难顺畅地传递过去。经过近些年来的发展,民族地区的众多展会已经成为民族地区对接“一带一路”的品牌性项目;高铁经济、中欧班列、文化产业等“一带一路”的诸多要素,正在将以往的末梢升级变为新时期对外开放的前沿,为我们提升民族事务国际话语权提供了新的契机。
  总之,进入新时代,我们要深刻意识到国际民族事务正处在一种全新的、深刻的、复杂的演变进程中,我们必须充分整合国内外学术资源,不断完善我国民族事务的话语叙述,有效应对在民族问题上对我国核心利益的潜在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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