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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乡回望苍茫——中国少数民族题材纪录片40年回顾
2018-05-30 02:32 作者:文/朱靖江 来源:《中国民族》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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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40年来,纪录片在中国的少数民族文化保护传承领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当代少数民族题材纪录片更侧重于揭示一个民族的核心文化内容与价值观念,抵御被外界视为“他者”的猎奇与想象,反思民族生存发展之道、传统的现代化变迁以及个体与本民族群体之间的关系等,既是民族社会与文化的知识来源,也是生生不息的民族精神血脉。


  中国少数民族题材的纪录片源流甚久,最远可追溯至20世纪初叶法国驻昆明总领事方苏雅(August Franso)拍摄的电影素材,其中便有云南若干民族的影像资料;1926年,英国登山摄影家约翰·诺尔(John Noel)拍摄的纪录片《珠峰史诗》第一次用电影画面展现了藏族民俗与信仰;1929—1931年,英国女人类学家艾瑟尔·林格伦(Ethel J Lindgren)在呼伦贝尔草原考察期间拍摄了十多条有关蒙古族、鄂温克族生活场景的电影片段;中国纪录片导演孙明经于1939年拍摄《西康》系列片中,有展现藏族康巴人生活与寺院活动的篇章;著名导演郑君里于同一时期创作的纪录片《民族万岁》,讲述蒙古、藏、回、苗、彝等各族人民支援抗战的动人事迹和不同民族的风俗人情,一时观者如潮,盛况空前。


  1949年至1980年代初期,在中国公映的纪录片大致可分为新闻电影与科教电影两类,主要由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与北京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承担拍摄任务,在少数民族题材纪录片创作领域,前者主要宣传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与形势,如《光明照耀着西藏》《中国民族大团结》《欢乐的新疆》《百万农奴站起来》等,具有鲜明的时政色彩;后者重要的贡献是配合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拍摄了《独龙族》《西双版纳傣族农奴社会》《永宁纳西族的阿注婚姻》等多部列入“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科学纪录电影”中的纪录影片,用影像存续了中国多个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在此30年间,纪录片工作者大都是以贯彻国家意志的方式从事创作,无论形式上抑或是内容上,更多的是用图解政策的方式,呈现教科书式的各民族翻身解放、团结进步的图景。


风情画与民族志:

1980年代的少数民族题材纪录片



  改革开放,既带来了春风浩荡的思想解放大潮,也为中国各民族的传统文化复兴拉开了序幕。在电影、电视创作领域,一批具有全国乃至国际影响力的少数民族题材纪录片陆续诞生,原本一成不变的影片样式与创作方法,也开始有了变革求新的趋势。尽管大多数纪录片依然沿用“画面+解说词”的“格里尔逊模式”,但多姿多彩的民族情境逐渐取代了正统刻板的话语,如中央新影厂1981年出品的《摩梭风情》,即是以泸沽湖畔高明村尔其玛一家为拍摄对象,讲述了摩梭人传统的“阿注婚姻”与当代婚俗。此后,新影团队又陆续拍摄了《傈僳欢歌》《塞外牧歌》《绿色的墨脱》《彝族的婚礼》等民族风情画一般的纪实作品,赏心悦目之余,也传达了新时期党的民族政策。


  更值得注意的是:1978年之后,由中国民族学界自主创作,产生了一批民族志纪录片作品。这些影片关注现实生活,捕捉文化细节,特别是将民族学知识融入影片叙事,虽未广泛传播,但至今仍有较高的学术与文化价值。最早开此学术影像风气之先的,是开创“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科学纪录电影”时代的代表人物杨光海先生。他从北京科学电影制片厂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之后,很快启动了自主拍片的进程。1978年杨光海率领摄制组前往贵州省黔东南州,拍摄了《方排寨苗族》《施洞苗族的龙舟节》《丹溪苗族的芦笙节》《清水江流域苗族的婚姻》《苗族的工艺美术》《苗族的舞蹈》6部“贵州苗族系列影志”。这批影片一方面承袭了“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科学纪录电影”的创作范式,另一方面,影片凸显学术性与文献性,放弃了前者一以贯之的社会进化论意识形态宣教,更具民族志价值。此后,尽管面临非常困难的处境,杨光海等民族志电影作者依然拍摄了《今日赫哲族的渔猎生活》《黎族民俗考察》等影片,延续少数民族学术纪录片的香火。


  1985年,云南省社会科学院郝跃骏、邓启耀等学者,前往红河县哈尼族支系奕车人所在的村寨,拍摄了一部民族志纪录片《生的狂欢》。这部影片以奕车人的几个节日为线索,描述了其节日期间的民俗活动和文化现象,如生殖崇拜舞蹈、原始狂欢活动、节日之夜的集体社交和传统的婚俗习惯,以及具有原始血祭特征、祈求丰收的“哈鲁哲”活动等。影片运用纪实拍摄的方法,捕捉民族文化的原初样貌,是一部里程碑式的民族志电影。稍后一年,由中央民族学院出品,傅靖生导演和摄影的纪录片《白裤瑶》也在广西南丹县展开拍摄工作。该片呈现了瑶族的支系——白裤瑶的服饰、生计、赶圩、婚恋,特别是以敲奏铜鼓、砍牛送葬著称的丧葬仪式。与《生的狂欢》相近,《白裤瑶》的拍摄也以现场抓拍为主,摒弃了早期民族志电影按照既定脚本创作的摆拍模式,记录了这一族群的真实情境。1987年,《白裤瑶》在荷兰纪录片大师尤里·伊文思的推荐下,参加了第九届法国真实电影节,并荣获最佳短片奖。这也是最早在国际高水平电影节获奖的中国纪录片之一。


  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电影的黄金时代。在故事片领域,“第五代”电影导演的崛起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相形之下,尚未挣脱“格里尔逊模式”的纪录片者创作仍在摸索着前进的方向,而《苗族》《生的狂欢》《白裤瑶》等记录和表达中国民族传统文化与生存境遇的民族志影片,成为这一时期少数民族纪录片的扛鼎之作。


真实影像与边疆叙事:

1990年代的少数民族纪录片


  与上世纪80年代相比,1990年代的中国纪录片进入了一个全面变革和发展的时代,无论是以各级电视台为创作主体的体制内力量,还是新近崭露头角的独立纪录片导演,抑或是具有民族学、人类学背景的民族志电影作者,都在这一时期奉献出他们各美其美的少数民族题材纪录片作品。


  可以说,这是中国电视纪录片的第一个全盛时代,很多在当代纪录片业界声名卓著的导演都是在那一时期开始进入成熟期,他们当中的一些代表人物,更是通过摄制少数民族题材纪录片达到了职业生涯的巅峰水准。1991年,四川电视台导演王海兵在西藏那曲地区拍摄纪录片《藏北人家》,通过讲述纳木错岸边藏族牧民措达一家从早到晚的生产、生活场景,展现高原牧人与自然既抗争求生又和谐共处的传统游牧方式,成为电视纪录片追求纪实质感、记录现实生活的转型代表作。1994年,中央电视台导演陈晓卿赴广西龙胜县拍摄纪录片《龙脊》,表现瑶族支系——红瑶的生活图景,以及瑶族青少年艰苦求学,试图用知识改变命运的故事。《龙脊》较为自觉地运用长镜头建构完整的时空关系,更通过大量同期声展现当地人的立场和观点。1992年和1997年,同为央视纪录片导演的孙曾田两赴大兴安岭,先后拍摄了讲述鄂伦春族萨满孟金福晚年生活的纪录片《最后的山神》以及表现使鹿鄂温克人生活方式变迁的纪录片《神鹿呀,我们的神鹿》:“让人看到一种独特的生活与文化,同时启发人们对现代化进程的思考。若干年后,这两部纪录片的思想会过时,但它们记录的色彩独特的生活与文化习俗肯定会具有民族学、人类学的价值。”


  在1990年代,民族文化资源丰厚的云南省成为少数民族题材纪录片的创作重镇。云南电视台导演范志平与时任云南社科院影视人类学研究员的郝跃骏合作,先后完成展现哈尼族奕车人传统婚恋习俗的纪录片《甫吉和他的情人们》、讲述西盟佤族拉木鼓传统信仰与仪式的纪录片《拉木鼓的故事》、追踪摩梭人生活变迁历程的纪录片《甲次卓玛和她的母系大家庭》等,获得了广泛的国际关注。郝跃骏于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进入电视台创作系统,拍摄了反映云南汉族穴居生活的影片《山洞里的村庄》,以及讲述国营马帮最后一次为独龙族村落输送生活物资的纪录片《最后的马帮》等。兼具人类学背景与影视创作能力的郝跃骏,逐渐成为当代中国最重要的民族志电影作者之一。此外,曾长期在云南省电视台工作的谭乐水(代表作《巴卡老寨》)、周岳军(代表作《湖边》)等,都具有较为强烈的民族文化保护、反思与批判精神。从对少数民族文化的细致呈现与深层发掘的角度而言,云南纪录片导演的学术素养与人文关怀无疑是居于全国前列的。


  从1990年代初期开始,第一代中国独立纪录片导演出现在历史舞台上。他们不满足于电视台等体制内制作机构在影片样式、创作方法和思想导向等方面长期沿袭的固有体系,希望通过新的摄制方式——如不介入、不摆拍等,以同期声传递声音信息的“直接电影”方法,赋予纪录片更真实的文化价值。这些体制外的纪录片作者大多有在民族地区生活和创作的经历,如艺术家温普林曾漫游藏区,于1992年之后制作了《青朴——苦修者的圣地》《巴伽活佛》等涉藏纪录片。段锦川导演曾于上世纪80年代在西藏电视台工作,他在回到内地之后,陆续拍摄了表现拉萨八廓街居委会日常工作图景的纪录片《八廓南街16号》——该片曾获得1997年法国“真实电影节”大奖。讲述西藏盐井地区的村民用盐巴交换粮食、物资的影片《加达村的男人和女人》,以及表现日喀则草原藏族牧人传统与现代交织并行的纪录片《天边》等,都具有敏锐的观察力和纯粹的“直接电影”气质,摒弃猎奇与刻意的民族风情展示,让影片中的人物自主表达他们的思想,自我建构生活的内在逻辑。女导演季丹于1995年孤身前往西藏,在一个名为拉孜的村庄生活了一年有余,最终不但学会了藏语,也完成了两部内容丰厚的纪录片:以普通农民贡布一家日常生活为主题的《贡布的幸福生活》和讲述藏族老人晚年生活的《老人们》。由于季丹将自己的拍摄、生活与当地村民融为一体,这两部作品更具有时间的密度与生命的温度。


  如果将海外纪录片导演的作品纳入本文视野,英国独立制片人菲尔·阿格兰德(Phil Agland)于1990-1994年拍摄的大型纪录片《云之南》(China: Beyond the Clouds)值得记述。这部影片全长7小时,讲述了尚在深山人不识的丽江以及世代生息于此的纳西族。阿格兰德用细致的镜头语言,耐心地讲述一个又一个故事,将生活在这座古城及周边村落的芸芸众生相呈现给全世界的观众。《云之南》在海外影响巨大,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中国纪录片作者的创作标杆。


多元共生与自主表达:

2000年后的少数民族题材纪录片


  进入 “千禧年”,中国电影产业化进程逐渐迎来红利期,市场成为主导电影创作的核心动力,原本只在小荧幕流通的纪录片逐渐有了登上大银幕的机会,这其中包括少数民族题材的纪录电影。


  由著名导演田壮壮拍摄的《德拉姆》(2004),是较早进入影院的此类纪录电影之一。该片以马帮在滇藏之间茶马古道的行进为线索,展现了沿途不同民族、不同年龄、不同信仰者的生命历程。影片厚重有力,透过多样的民族身份,看到的却是共通的人性与不容俯视的文化尊严。2006年,由北京青年电影制片厂出品,女导演杨蕊执导的纪录片《毕摩纪》是其在北京电影学院的毕业作品。这部表现四川大凉山彝族传统信仰的影片,揭示了“毕摩”作为彝族人与神的沟通中介在当代所遭遇的种种困境,虽未大规模公映,却在多个国际电影节获得好评。2015年,另一部在院线上映并引发反响的民族题材类纪录片,是由萧寒、梁君健联合导演的《喜马拉雅天梯》。这部影片讲述了拉萨某登山学校培养的高山向导协助登山团队攀登珠穆朗玛峰的故事,除了壮美的雪山风光和艰苦的登顶过程之外,年轻的藏族向导们也展现出对传统信仰的虔诚与对当代科技文化的包容和接纳。2017年首映的《最后的沙漠守望者》将观众带到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深处的达里雅布依村,讲述世居此地的克里雅人的生活图景——他们深爱自己的家乡,却在生态日趋恶化的时代背景下,不得不思考未来的生存路径。尽管少数民族题材纪录片在中国院线电影当中只占有极少的份额,但它们的文化存续价值却超过大多数的娱乐电影。


  近10余年来,隶属于电视台体系的纪录片导演们日益被裹挟入流水线式的制片体制当中,上世纪90年代少数民族题材纪录片杰作迭出、个性鲜明的创作盛况日渐淡薄,多以分集形式制作和播映的系列片也较难留下深刻的文化印痕。值得一提的作品,有云南昆明电视台导演欧阳斌于2008年拍摄的影片《六搬村》。该片以1959年杨光海等人拍摄的《苦聪人》为历史蓝本,重访云南省金平县的苦聪人居住区,发现并跟踪拍摄两位曾在影片中出现的苦聪人,见证他们在半个世纪历史变迁中的身世沉浮与生活愿景。青海省果洛州电视台的藏族导演斗拉加,在2013—2016年期间拍摄了纪录片《冬虫夏草》,以还俗僧人宗智前往果洛州玛沁县采挖虫草为线索,使用自下而上的日常视角,揭示了虫草经济对当地社会各个群体的影响。该片曾获得第二届中国民族志纪录片学术展金奖,体现出少数民族题材优秀纪录片的学术品格。


  相比之下,独立纪录片导演与民族学人类学者创作的少数民族题材纪录片却渐入佳境。在独立影像创作领域,从2004年开始从事纪录片创作的顾桃导演在此后的10年间,陆续拍摄了《敖鲁古雅·敖鲁古雅》《雨果的假期》《犴达罕》3部纪录片,讲述了生活在大兴安岭的鄂温克人因游牧驯鹿与山林狩猎等传统生计丧失造成的失调与困惑。此外,冯雷创作的哈萨克纪录片《雪落伊犁》、高屯子拍摄的《夕格羌人的第五次迁徙》、李伟表现蒙古族牧人生活的影片《克什克腾苍穹下》等纪录片作品,都有值得观摩与思考的文化价值。


  新世纪以来,影视人类学逐渐得到学术界与影视界的重视,由影视人类学者摄制的民族志纪录片成为中国少数民族题材纪录片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影视人类学的倡导者、著名人类学家庄孔韶教授在2002年拍摄纪录片《虎日》,记录了云南省宁蒗县彝族家支的禁毒仪式,并通过在多个彝族社区放映该影片,探索以文化的力量战胜人类生物成瘾性的可能性,体现了民族志影片的应用价值。新疆师范大学刘湘晨教授近20年来,扎根广阔的新疆大地,相继拍摄了讲述塔吉克族历史与现实的《太阳部族》、表现克里雅人生活状态的《大河沿》以及展示新疆各民族传统节日的《献牲》《祖鲁》等,是当之无愧的民族影像大师级创作者。从2006年至201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吴乔博士同样以长期的参与观察为基础,在云南省新平县的花腰傣村寨完成了被称为“花腰傣”三部曲的《月亮姑娘》《难产的社头》《灭灵》,为这个风俗和信仰十分独特的傣族支系存续了较为完整的族群信仰影像志。此外,自1950年代以来始终坚持民族志纪录片创作的中国社科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影视人类学研究室学者群,自2000年至今,陆续拍摄了《隆务河畔的鼓声》《仲巴昂仁》《祖先留下的规矩》《神圣的治疗者》等一批学术价值显著的民族志电影,覆盖了多个民族的习俗、信仰与仪式。


  除了上述由专业纪录片作者或人类学者主导的创作模式之外,新千年后最具突破性的少数民族题材纪录片创作形态,是由各民族成员自主创作的社区影像作品。2000年,云南省社科院郭净研究员主持的“社区影像教育”计划,第一次将摄影机交到藏族村民手中,由这些村民、工匠拍摄他们的生活与技艺,完成了《黑陶》《冰川》《茨中圣诞夜》等多部作品。2007年,一项名为“乡村之眼”的村民影像培训与拍摄计划正式启动,在云南、青海、四川、广西等地,数以百计的各民族男女老少经过简单的训练之后,就自身关切的问题,展开了影像记录与表达。其中,云南摩梭人尔青的影片《离开故土的祖母房》追踪拍摄了一位摩梭青年将古老的祖母房卖给国外艺术家的过程,反思本民族的文化根源;青海藏族牧民兰则拍摄的影片《牛粪》展现了牦牛粪在高原牧人的生活中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警示“没有牛粪的日子将是我们自我遗失的日子,是给我们生活带来灾难的日子,也是我们与大自然为敌的日子。到那时,我们的慈悲心与因果观,善良的品性都将离我们远去。”广西南丹县的白裤瑶村民影像小组甚至承担了中国史诗百部工程“白裤瑶引路歌”的拍摄任务,成为国家级影音文献的自主创制者。这些由少数民族成员主导创作的影片,远不止艺术作品,而是被赋予了乡村建设、社区发展以及民族文化传承、影像赋权等多种社会职能,是真正意义上的“少数民族题材纪录电影”。(作者为北京电影学院中国民族文化影像传承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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