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在《民族团结》杂志50年的风风雨雨中，我不过是其间一个匆匆的过客。但是，我把生命中最宝贵的青春年华和全部的聪明才智都无怨无悔地奉献给了她。为此，我感到自豪和骄傲。
我由衷地感谢《民族团结》杂志，是她培养哺育了我。在30年的岁月中，她看着我从一个毛头小伙子一步步成长为记者、编辑、编辑部主任和副总编辑，两次当上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杂志社为我撑起了朗朗一片天空，为我提供了大显身手的广阔舞台。借此良机，我要深情地说一声：谢谢《民族团结》！谢谢我的老同事、老朋友！
1965年我从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毕业后，分配到《民族团结》杂志编辑部。其间，我经历了“文革”停刊、复刊、建社、议改刊名、酝酿办报、少数民族文字版问世等重要历史阶段。
1978年3月，第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决定恢复国家民委，并任命杨静仁同志为主任。杨主任上任后着手拨乱反正，致力于贯彻落实党的民族政策。当时，我作为静仁同志写作组的最早成员之一，在杨主任身边愉快地工作了八九个月。
1978年10月底的一天，杨主任对我说:“民委党组研究决定《民族团结》复刊，你回去办杂志吧。”我欣然同意。
由谁来主持复刊工作呢？杨主任的意见是请马寅同志来主持，但由于马寅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的问题尚未得到解决，他不愿回来。马寅同志推荐了两个人：李宏烈和鲁生。最后，民委确定了鲁生同志。
可鲁生同志当时犹豫不决。他几次问我：“张儒，你说我回不回去呢?”每次，我都坚定地回答“回去！”我说，办杂志是一项有成就感的事业，激扬文字，快意人生，何乐而不为！于是，在鲁生同志的组织协调下，张兵、李觉非、黄林、刘锦璋、我等7人开始复刊的筹备工作。
1978年11月，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20周年大庆。由于这是粉碎“四人帮”后的首个民族自治区大庆，中央派代表团祝贺。我和鲁生以《民族团结》杂志的名义参加了中央代表团新闻组，顺便把《民族团结》复刊的喜讯广而告之。归来后，由我执笔起草了给国家民委的复刊报告。经反复讨论，在报告中，我们确定了杂志的名称、方针、任务、内容、读者对象、发行方式，为今后杂志的发展定下了基调。
由于我的大胆建议，在复刊报告的初稿中，我们就提出了把《民族团结》改为《中国民族》。我认为，《中国民族》不仅名称响亮、易记，还能更好地概括和体现复刊后刊物的性质和内容，对国内外读者更有吸引力。
我的建议没有得到国家民委的批准。后来，我们一直为此事奔波呼吁。直到2001年，经有关部门同意，《民族团结》才正式更名为《中国民族》。闻讯后，我深感欣慰。
1979年7月15日，经过数月的紧张筹备，复刊后的第一期《民族团结》与阔别近13年的广大读者见面了！从此，这朵饱受摧残的小花重新盛开在祖国大地上。她的风采余香远布边陲和海外。
复刊后，经过深思熟虑，我们再次提出单独建社，得到鲁生等领导的赞同。于是，我们开始了调研走访、打报告等一系列的工作。1985年3月，经田纪云副总理批准，《民族团结》和《民族画报》与民族出版社分离，成为两家独立的司局级新闻单位。《民族团结》由一个编辑部成为一家杂志社，揭开了《民族团结》发展史上的新篇章。
杂志社事业的发展，也成就了我自己。1984年、1991年我两次被授予“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光荣称号。乌兰夫、阿沛·阿旺晋美和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等领导欣然为我题词。这是对我一个新闻从业者的最高奖赏。当然，这也是杂志社的光荣。（本文撰写于2007年，此次发表时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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