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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研究苗族外文史料的收获
2018-07-17 02:10 作者:文/刘殊墨 来源:《中国民族》杂志

       《后汉书·南蛮传》中有苗族“好五色衣裳”的记载,唐代大诗人杜甫也点赞“五溪衣裳共云天”,意思是苗族服饰足以和天上的彩云媲美。说心里话,我之前对苗族的认识也仅仅停留在服饰色彩斑斓,纹饰锦簇,环佩琳琅,银光眩目;歌舞古老,韵律齐整,银饰华丽,芦笙美妙,令人动容……


       如此浅显的认识发生改变,始于我在日本筑波大学参加了一次日本学者白鸟芳郎《关于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的民族形成》的研讨会,以及后来我翻译一个半世纪前英国学者詹姆斯·萨默斯有关苗族研究史料(日语)。由此,我终于认识到,历史悠久、文化灿烂的苗族,是很了不起的民族。而有一些关于这个民族的记载,可能是我们在汉文史料中看不到的。


        白鸟芳郎作为日本当代著名的民族学家,学习过满文和蒙古文,著有《华南文化史研究》,其中在《西南中国少数民族之一考察——彝族和苗族》一文中,他探讨了苗族的起源。他指出:“由于这一地带民族迁徙频繁,民族成分复杂,即使是同一民族,随着时代和地点不同,名称也不同。以往的文献记载中,民族学家的论著比历史学家的论著更值得关注。”


      那次研讨会后,我开始接触更多关于苗族的论著。我了解到,绚丽多彩、花样繁复的苗族服饰是苗族穿在身上的本民族史籍的存根,是苗族文化的符号和象征;动听的苗歌则是一部有声的苗族史书,是寄存在歌声中的史诗,又是流淌的百科全书,还是形象的典籍史料。


       最让我吃惊的发现是,苗族的节日繁多,据统计大大小小有近百个。农历正月就不用说了,三月有“三月三”、五月有“五月五”、六月有“六月六”和“吃新米“、七月有“七月十四”、八月有“八月十五”、九月有“九月九”等等,可谓“苗族民俗十八怪,月月都有节日在”。逢年过节,苗族村寨就成了歌舞的海洋。我听过一回苗歌,有单人唱、双人唱、一人领唱多人合唱、多人分组对唱等,而且边唱边随着踢、踏、蹉、跺的舞步跳,十分优美。


       以前常听说,苗族山寨中的老人们讲的苗语就像音乐的旋律一样动听。如果不是亲身感受,对苗族的歌无法体会得这么深。你听吧:远古创世、族源迁徙都唱在古歌中;爱恋情感、离愁别绪、繁衍生息都唱在情歌中;悼慰思忆、祭奠祖先、敬畏神明都唱在神歌中;婚嫁酒席、宴饮聚会、寨边拦门都唱在酒歌中;命运艰辛、挫折坎坷、执著追求都唱在苦歌中;辛勤劳作、期盼丰收、风调雨顺都唱在叙歌中;自然风光、民情风俗、伦理规范都唱在山歌中……


       通过翻译史料,我还了解到,苗语比汉语更适合音乐的五声音阶,因为苗语的声调有8个,而汉语只有4个调。汉语的4个调,拿来做音乐不太容易,因为“五音不全”,而苗语的前五个声调与音乐里的五声音阶3-6-5-2-1基本上是吻合的,与芦笙的音调也非常合拍。所以,苗族人讲出来的话就是天然的“音乐”。苗歌的声调因不同地域而异,但它的魅力却在于歌词内容合辙押韵、巧妙双关,把山水云雾、树木花草、雀畜鱼虫都作为唱歌内容,即物起兴,寄情于物。唱者热情投入有魅力,听者走心动容有情趣,即便是带点谐趣或讽刺内容,也依然健康向上、阳光幽默。


       我常常在想:苗族的古歌能否把本民族的历史演绎得淋漓尽致?苗族古歌在走过了千年沧桑岁月后是否系统性、完整性完好如初?对于一个没有本民族的通用文字,但又要把本民族的历史都准确记录下来的民族来说,仅仅凭着山乡村寨中世世代代的口耳相传,无疑是相当困难的。即使借助于汉文字的记载和考古资料,也是很不容易的。因为历代封建王朝对于苗族的记载,总是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因此对于汉文字记载的史料,我们更需要进行收集整理、去伪存真的甄别。结合苗族以口耳相传的方式流传下来的传说、故事、巫词、歌舞、节日、耕作、人口繁育、生活习俗、刺绣图案、服饰纹样等历史文化遗产,不断进行充实、修正,弥补不足,并对某些历史阶段的某些人、某些事统一认识,方能从纷乱繁杂、真假掺杂的汉文史料中,整理出符合苗族史实的资料。


       凑巧,就在我细究这件事的时候,学校里有个“18~19世纪西方汉学与汉语词类研究”课题被列为浙江省社科规划项目,其中我的任务是对詹姆斯·萨默斯著作《中日论丛》进行翻译、整理、研究。詹姆斯·萨默斯(James Summers,1828年~1891年)是英国语言学家、汉学家,《中日论丛》是他所作的语言系列著作中的第三部,全名为《中国和日本在科学博物馆里的东亚科学,历史和艺术事实和事件》,于1863年7月由牛津大学出版并在伦敦发行。


       对于詹姆斯·萨默斯的著作,我原本是从语言对比研究尤其从中日语言对比的角度来着手进行研究的。但随着研读的深入,我发现詹姆斯·萨默斯不仅是语言方面的专家,而且兴趣颇广,视野开阔,涉足诸多方面,可谓学贯中西日的三栖通才。尤其他刊发于1863年10月号的《居住在中国西南部省份高原地区的各个苗子(族)土著部落》一文,更是当时并不多见的著述,对研究当时苗族的风土人情乃至政治、经济、社会状况都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素材,记录了19世纪学界对苗族的分类和认识。


       詹姆斯·萨默斯的语言功底十分老道。比如说,他在原著中自创了一套拼音系统,尽管现在看来不太规范,但在当时却是很实用的。例如六枝这个地名,据考证,在贵州当地“六”字的读音,不念“liu”而是念“lu”。这个“lu”与彝语中的“倮”“落”等反映地理状况和方位的词有关,即居住在某处之上的地方。我注意到,萨默斯对“六洞夷Luh-tung i”中 “六”的拼读,与当今的考据不约而同。


      当然,由于《中日论丛》的成书是在一个半世纪以前,其语言、语音、辞汇、语法等内容,今天读起来不免晦涩艰深,但正是这些使我们感到它的珍稀。况且由于至今国内也未见到该书的中文译本,书中很多重要研究成果在国内很少被介绍。詹姆斯·萨默斯给我们留下了一个不可多得的文本,也给现今的民族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原生态的素材。


       作为一个汉族学人,不仅对苗族,对我国其他少数民族悠久的文化历史,我都需要不断去重新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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