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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河 在伊犁的旁边
2018-08-15 07:34 作者:文/阿依努尔 来源:《中国民族》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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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到外地读书以后,常有人问我家乡在哪儿,我回答说精河县,大家都不知道精河在哪儿。我只好解释,精河啊,在伊犁的旁边。


  精河是边陲小镇,早年曾归伊犁统辖,后来变成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的一个县。那一年,因为伊犁来的干部都回了伊犁,老师奇缺。时逢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姥爷是个孤儿,刚刚读了一年初中,就临危受命当上了某村小学的老师。姥爷在村里扫盲,给16-45岁的人们上课。后来,在党和国家的培养下,姥爷去了中央民族大学读书,毕业后曾在县教育局、人事局任职。


  一个孤儿,成长为新中国的干部,这是我的家族史,也是精河的百年变迁史。


  精河挨着312国道,地处交通要道,在新疆南来北往都要经过这儿。我虽然跟精河的缘分浅,只待到了小学六年级,却对它怀有很深的感情。


  2016年底,我偶然去京郊办事。正在一家小店门口和朋友聊天。突然一个老太太问我:“你是新疆人么?”老太太是来北京陪女儿的。我们聊了几句,这一问非同小可,她不仅是我的精河老乡,还就来自我出生的托里镇。她的先生曾经担任镇粮站的主任,一直到退休都在托里乡。远在京城,还能见到来自故里的同乡,自然感动万分。这更让我回想起了在精河度过的岁月。



  1883年,我们克宰部落的一部分哈萨克族翻越阿拉套山,从伊犁草原来到精河生活。当时的清政府内忧外患,哈萨克大草原也遭沙俄入侵,3000户克宰部的人就从伊犁来到了精河。


  精河是各民族聚居的小城,一度哈萨克人数较多,其中又以克烈部落的人最多。我们的亲戚,除了祖父兄弟七人,都在伊犁。我祖母每每受了气,就喜欢坐着破车回伊犁娘家。那时候精-伊-霍铁路尚未修建,果子沟高速公路大桥也没有踪影,精河去伊犁的盘山路最是凶险。每次她一走,全家人都要提心吊胆。


  克宰部西迁精河时离我出生还有100多年,却是我作为一个“少数派”命运的前定——我们的亲友多来自克烈、木仁这样的部落。聊起来,克宰部在精河极少。我难免有点孤独感。到了假期,我也往伊犁跑。精河冬季很冷,而伊犁则是“塞外江南”,冬天也暖意融融,雪落下来没一会儿就化了。我和哥哥把村庄里的马偷偷牵出来,一人一骑,就放马荒原。马儿沿着旧路,不知不觉就到了伊犁河畔。河水湍急,裹着厚厚的冰团远去。哈出的气,随着马鸣声声,莫名的有种荒凉感。


  “真不想回精河啊。”


  “那留在伊犁好了。每天都可以看日落。”


  兄妹俩的对话,如今回想,满是诗意。


  精河,像个短暂的驿站,虽然住着,老觉得随时要走。克宰部落的人不知道是不是都跟我一样心思飘忽。然而这个精河,克宰部的人却一住住了100多年。


  我爸爸家族的人,虽然迁居精河上百年,却从来不曾忘记过去的礼节。每年冬天,牧业上的事情淡下来了,伊犁的亲人都会来精河小聚。每当伊犁的长辈来了,妈妈都要出来行一个屈膝礼。那是伊犁哈萨克人的礼节——女人见到夫家的长辈要微微屈膝,以手抚膝以示尊重,而长辈要对她说祝福的话语,例如——祝你长命百岁。妈妈虽然不是伊犁人,却一丝不苟地完成着这个一百年前的礼节。远道而来的亲人,也总是亲亲热热地对妈妈说:“孩子,你的心肠很好,祝你长命百岁啊。”


  这种生活里的仪式感,让我对伊犁着迷,迫不及待要去看看故地。可是,待着待着,我变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精河人。



  除了我们,一样迁居精河的是蒙古族的土尔扈特部落。


  1771年,比我们略早100年,原本居住在伏尔加河畔的土尔扈特人决意东归。在首领渥巴锡的带领下,长达数月的迁徙,他们死伤过10万人,受尽苦楚。这年6月,他们终于回到故国土地,渥巴锡受到乾隆皇帝召见和册封,族人得到朝廷妥善安置,其中一部分安居在了精河。


  令人心碎的是,由于那一年的伏尔加河久久没有冰封,北岸的土尔扈特人未能过河,只好流着泪留在了伏尔加河畔。沙俄女王一怒之下,取消了已经存在一个半世纪的土尔扈特汗国。苏联解体后,这片土地成为俄罗斯联邦内的卡尔梅克共和国。我工作以后,认识了一位来自巴音郭楞的同事。他关心留在河另一岸的同胞,曾经前往卡尔梅克探访。


  土尔扈特经历了悲壮的迁徙,被载入史册。精河,成为土尔扈特人新的归宿。十世班禅大师来过精河以后,信教的牧民大为感怀,在大师饮水休息之地,建起了敖包。离县城8公里的这处敖包,还带着另一层含意——纪念土尔扈特的东归。并且,不仅仅是蒙古族敬畏这处敖包,当年我的外祖父送别亲友,汽车开了一路,开到这处敖包,大家都要停下来唱歌送别。如今回想起来,只觉得敖包已经成为精河人的一处精神归宿。


  我小时候的好朋友都来自吐尔扈特部落。与我年纪相仿的那个叫云。云的祖父祖母都是中学里退休的教师,和我们一样,住在学校的大院儿里。他们早年曾是草原游牧学校的老师,后来实行定居,游牧学校取消了,这些老师跟着下山,来到托里乡——我幼年生活的小镇。镇子里有中学,他们就成了中学的老师。爷爷奶奶和所有我熟知的蒙古人一样语言天赋惊人,少年时代并没有学过汉语的他们早已学会了一口流利汉语。此外,因为长期与哈萨克人杂居,他们还会讲流利的哈萨克语。


  那时候,我父母尚年轻,一到周末就打扮起来去参加婚礼。我留在家里,就跟着云去吃奶奶做的羊肉那仁。羊肉那仁是一种草原美食,做法简单,将羊头清煮后,在肉汤里煮熟面条,在面条和羊肉上搭配洋葱等易于消化的蔬菜,装盘即可食用。有一天,我正溜过去吃那仁,云的爷爷呵呵一笑:“你的父母又去参加婚礼了么?‘不饱食莫要参加婚礼,带孩童别想玩得痛快’,他们又把你扔下了啊。”我听了也不禁一笑。爷爷说的正是哈萨克人的一句俗语。婚礼常常忙着看热闹就吃不痛快,所以要在家里吃好再去;带了孩子就不能痛痛快快跳舞取乐,所以孩子都会被扔在家里。爷爷不仅熟悉哈萨克语,对哈萨克人生活中的典故也很了解。如此,我在云家里混得如鱼得水,常常待到天擦黑才回家去。


  我和云的友情萌芽于孩童时期,已经忘记了最初是怎么样相识的。从记事起,我们俩就在托里乡的教工小院儿里度过了难忘的童年。即使是以后聚少离多,友情也没有中断。


  2013年,我在北京上大学时,云和妈妈带着爷爷奶奶来旅游。爷爷奶奶已经是七旬老人,一再地要去牛街吃饭。我虽然不理解他们为什么这么坚持,也很担心他们的身体,但还是带着他们去了。到了牛街,找了一家清真小馆坐定,他们才说:“担心北京没有清真餐厅,都不能请你吃饭了,还好我们听说牛街有!”老人没来过北京,自然不知道北京的清真餐厅已经遍地开花,吃饭早已不用犯愁,以为只有在牛街才能找到清真餐馆。谁知,刚吃完饭,老人坚持付了钱,还拿出100元钱塞给我。推辞不过,我只好郑重地把钱收下,像收下了老人的爱。爷爷奶奶已经老了,最大的心愿是看一看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再看看雍和宫。我陪着他们都一一走过,又将他们送到机场。


  历史是粗粝的砂石,生活是沙里淘金。1883年的克宰部和1771年的土尔扈特部何曾想过,他们的后人会在精河这个边陲小镇相逢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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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乎拉苏草原



  我们搬到精河后,一直住在一幢五层小楼里,一住几年。这个单元的10户人,居然包括了哈萨克、维吾尔、蒙古、汉等各民族。我妈妈天生内向,居然也和他们相处得亲亲密密。


  四楼的阿姨是个孀居的维吾尔族。她闲来无事,就在我们楼下的平房开了一家“玫瑰花快餐厅”,空地上被她种满了玫瑰,一到花季,就花团锦簇。她在餐厅前搭了个架子,植物的蔓藤缠缠绵绵绕上去,就是一处荫凉。她仿照维吾尔人收拾院落的习惯,放了一张床在荫凉下,床前摆好了桌子。白天,来往客人坐在木床上吃着阿姨做的拉条子,到晚上我们院子里的人都跑到木床上乘凉。有一回,我和妈妈回来迟了,就在木床旁边的沙发上纳凉。聊着聊着,忽听传来一阵鼾声。我和妈妈小心地凑过去,竟然是父亲从酒桌上回来,在木床上半倚着睡着了。一家三口在这里骤然重逢,令人哑然失笑。不只是我们喜欢凑在这儿,为图这点荫凉,楼里的邻居隔三差五地都在这儿纳凉。


  我结婚的时候,本来计划在家里连着三天宴请宾客。楼房本就空间狭小,客人太多自然不便。母亲竟然异想天开,要在院子里支起一个哈萨克毡房。我问她哪儿还有毡房,她说县里的畜牧局有几顶毡房,可以借来用一用。我一听,立刻倾倒。


  此时,四楼的阿姨也端着礼物上门了。维吾尔人最重礼节,她听说我的婚期快到了,就坐不住了。她进了门,先责怪母亲:“孩子要结婚,你连一句话都没说。要不是我听说,我连来问问婚礼的状况都来不及了。别人看了,还以为我们邻居不和睦呢!”她说的有理有据,母亲立刻落了下风,只好连连抱歉。阿姨这才把礼物拿出来——亲手包的薄皮包子。母亲把餐桌一摆,倒了奶茶招待客人。这么一聊,却聊出了我们家里坐不下客人,决定架起毡房的事儿。她立刻说起自己除了如今住的402,还在一楼买了套房子,刚装修好,可以借给我们用。这一下,解了我们的燃眉之急。


  办婚礼,家里需要大量的餐具。妈妈虽然囤了一橱窗一橱窗餐具,也还是不太够用。阿姨就打开家里的碗柜,堆叠如小山般的餐具列得整整齐齐,足可以招待几十个客人,她全部拿出来招待了我们的客人。我离家的那天,在小院里哭嫁送别。与亲人一一拥抱告别,泪眼朦胧间,看到阿姨。她过来紧紧抱着我,说了句:“我白净的宝贝姑娘!”那是维吾尔语里母亲常常用来呼唤女儿的爱称。


  如今,远在北京遥想精河,那里实在是一个宝地。而最让我珍惜和怀念的,是那些身边的人们。他们,都是和我饮用一河之水的亲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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