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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黔东南的苗族绣娘
文·图 /曾丽 2019-03-22 03:21

正花:不会绣花的女人不算苗族女人


正花以前是没有正规名字的,黔东南家乡那边的人都叫她“诺瑟”,在苗语中是鸟的意思。9岁那年因为要上学,她才有了一个正式的名字——刘正花。因为家里实在太穷,只能让一个孩子上学,父母考虑再三,最后把弟弟送进学校读书,进学校才一个星期的正花于是退学回家干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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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正花

 

2011年,有人介绍正花来找我。那年她37岁,背了好几包绣品到北京卖,卖完了再回贵州老家收货。多年来,想认识我的苗绣卖家很多,做这行生意的人大都知道我和老父亲是“识货”的买家,多年前就经常有卖家没打招呼就挑着几大包绣品蹲在我家楼梯口守候,邻居因为经常被这些绣娘挡路而产生抱怨,直到我们搬进物业管理严格的小区后这个问题才算得到了解决。我博物馆里的那些藏品,很大一部分就是当年我和父亲从这些绣品里精选出来的。记得第一次见正花,她拿出一件刚绣好的女童苗衣给我看,一眼瞥过去我就怔住了。衣裳绣工、配色、光泽、精致度远远超过了我的预想,拿在手上再也放不下。此前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对贵州黔东南州台江县施洞镇的新绣品一直都提不起兴致,因为苗绣市场很大程度上是被施洞人做起来的。施洞镇靠着清水江流域,与外界沟通多,当地人商业意识都很强。20年前,做苗绣生意的10个人中有9个来自施洞,那里几乎家家户户都在卖祖传的绣衣,那些珍贵的老绣衣差不多被卖光了。

 

施洞苗绣盛装在收藏界是被藏家追捧的看家货,刺绣的针法叫破线绣,一根丝线要被均分成8股细线再进行刺绣,完成一套盛装全手工制作要花费四五年,绣衣精致而华贵,老绣衣存量不多,价格也高。但现在当地人卖的新绣衣,做工敷衍,分线很粗有的甚至不分线,这些都是新入门的收藏者看不出来的。最可怕的是新绣衣上还多了些莫名其妙的图案,破坏了老绣的特定规制和配色系统,失去了苗绣中起着族系划分界定的纹样价值。第一次接触这种新绣的人,会觉得它很漂亮,但对以收藏为目的的我来说,它只是件漂亮的赝品。所以,正花带来的衣服让我惊喜地看到了那些频临失传的老纹样,而最让我激动的还是正宗古老的苗绣终于后继有人。

 

正花出生在黔东南州施秉县一个叫八埂村的地方,辍学后就一直在家帮父母做农活,偶尔也跟母亲学刺绣手艺,15岁不到就到镇上的餐馆帮工,没有工钱,只管两顿饭。那时还是小丫头的她人长得漂亮,聪明又机灵,很快学会了普通话,深得东家喜欢,最后成了老板娘家的儿媳妇。

 

正花手艺虽好,但她真正意义上开始刺绣却是在30岁以后。以前经常有旅游大巴车拉着外国人来老板家的餐厅吃饭,客人总是围着老板娘买旧的绣花衣服,卖绣衣挣的钱比开餐馆还多。正花看在眼里,动着心思:我也要做生意。于是她开始观察客人喜欢什么样的东西,出什么样的价,选什么样的货。2000年春节,正花第一次独立挣到了4000元钱,拿着这笔钱买来的绣品,她跟着婆婆到北京潘家园摆摊。

 

在潘家园练摊的日子,勤快的正花总是把货打理得干干净净。她的货品相好、做工好,尽管价格较高,但都很快能卖出去。她也日渐胆大,进的都是正货好货,一来二去,京城里收老绣特别是苗绣的藏家们都成了她的老主顾。在藏家的指点下,聪明的正花又学会了看货的门道,懂得了好货先下手为强的道理,还大胆赊货给不太熟的客人。几年下来,她的客户除了国内的收藏家,还有日本、法国、美国、英国、意大利的买家……

 

有收藏家做后盾,正花的生意日渐红火。2006年,她在老家的城里买了宽敞的房子,夫妻二人搭伴忙生意,供养两个女儿上学。好日子过了几年,她又遇到了新的问题和困难:眼看着藏家要的货越来越少,即使一件卖好几万元的破线绣衣,也很难找到了。生意受到影响是一方面,让她不安的是:正是她这样的人把自己族人的衣服卖光了。没有绣衣穿那还是苗族吗?不会绣花的女人还是苗族女人吗?她想来想去,越想越内疚,越想越后怕,于是留了一手:每次卖货前她会先将东西拿去“复印”一遍,把图案保留下来(那时候手机还没有照相功能)。“留下来心里踏实点,至少以后可以请人绣出来”,她后来这么跟我说。

 

33岁那年,正花觉得自己必须去绣花了,再不做,苗族绣衣就绝了。她有基础,学得很用心,绣得也很用心,因为她觉得自己绣出来的花一定要像她卖出去的那么好才算合格,那样的货才会有人买。她按照当年留下的图样,每天都用心“复制”着那些曾经被她卖掉的老绣衣。有时,她还会跑到藏家那里把老东西借回来,留好图案再还回去。正花的天赋,很快就在她的针线中体现出来——她绣出了一流的施洞苗衣。

 

我鼓励正花报名去参加刺绣比赛,但每回她都只能拿个三等奖回来,因为她不原意绣新图案,她说不喜欢,也没意思。评委就觉得她的作品没有创新。客观地说,现在有好手艺的绣娘不少,遗憾的是外来信息干扰太多,市面上见到的新绣图案大多是一些后人编撰的肤浅的神话故事,苗族祖先传下来的有文化内涵的图案也在慢慢消失,苗绣最珍贵的价值正被功利主义破坏和影响着。我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但却无计可施。

 

有一天正花来找我,希望我能帮她评上“非遗传承人”。在我看来,以她的手艺和现在做的事情,完全符合传承人的条件,可惜她没文化,也不理解非遗的含义,更不会填写各种表格,我只好找人帮她去申请。后来,她终于获得了“苗族文化传承人”称号。有一天,她专门将证书送过来给我看,还绣了一张巴掌大的刺绣来感谢我。

 

8年来,我和正花常见面,成了她最大的买家,她最好的作品都收藏在我这里。我们在一起时,她教我绣法,我则告诉她纹样的含义,因为苗绣纹样里蕴含了哲学、天文地理等知识,可惜这部分内容如今几近失传,每次我都想让正花尽量多了解一些。我还帮她把作品介绍到钓鱼台国宾馆去展出过。每次做关于苗绣传承推广的工作,包括开设“苗绣课堂”时我都喜欢带着正花。我主讲文化内容,她做技法示范。可以说,正花的新作品代表了当代施洞苗绣最高水准,值得作为标本进行收藏。这些年正花也变得忙碌起来,她上过央视节目,上过《时尚》杂志,还给北京服装学院、天津工业大学的师生上过苗绣课。正花喜欢跟人分享她对苗绣的感情,她最爱说的一句话就是“不会绣花的女人不算是苗族女人”。我给她印了一张名片——“苗绣艺术家”。在内心深处,我很不愿意她去做生意,因为像她这样的民间苗绣艺术家太少了,她最好的绣花年纪也就是这几年,很快眼睛就花了手就抖了。但她苦笑着对我说:“我要养家。”

 

正花今年45岁,留给她绣花的时间其实已经不多了。她还要挣钱养家,一个人要养活全家四口。现在,她的两个女儿已经长大了,她们有文化,可惜都不会绣花。

 

我问正花:“你的梦想是什么?”她回答:“我的梦想是绣花,绣花让我开心,我不想东奔西走地做生意了,我想安安静静地绣花,传承我们苗绣。”

 

龙大芬:关注苗绣就是关注留守儿童

 

2017年11月,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宋庆龄基金会联合项目“指尖上的幸福”苗绣培训课堂上,我第一次见到爽朗健谈的龙大芬。当时她背着一岁的儿子来参加我辅导的苗绣培训课程,课堂上有来自贵州5个村寨的绣娘。龙大芬展示的是她的家乡黔东南州凯里市岩寨村的刺绣典型技法数纱绣,这是一门需要有天赋的能手才能掌握得好的刺绣技术。那天她很激动,发言很积极,一直想证明自己村里的刺绣是最棒的。可让她底气不足的,是她自己和村里的这几个参课代表常年不摸针线,都不太会绣了。这堂课让她很惊讶,也彻底改变了她的观念,让她下决心重拾针线,为苗绣工艺传承做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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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大芬


龙大芬家乡的传统手艺传承现状另人担忧,要是能多几个像她这样的积极分子,村寨里的苗绣工艺振兴就有希望了。“指尖上的幸福”项目的宗旨,就是希望妇女们能依靠自己的双手,获得有尊严的幸福生活。

 

作为培训导师,当时我对龙大芬的刺绣能力还有些顾虑。但两个月后再见她时,我就发现她有了很大改变。那是2018年的元月,龙大芬等几个绣娘代表到北京参加项目汇报会。会上,有联合国UNDP的驻华代表、宋庆龄基金会和各大使馆的工作人员,还有媒体记者。汇报会现场热烈,轮到龙大芬发言,她的口才竟然把在座的嘉宾震住了。

 

“我是4个孩子的妈妈,我谢谢你们把我带到这里来展示苗绣,也谢谢你们关注我们的苗绣,关注苗绣就是关注留守儿童。因为刺绣,我才得以和我的孩子在一起,不用出门打工的日子很踏实……”一番话说得现场的绣娘们嘤嘤哭成一片,项目官员则纷纷竖起了大拇指,都为她点赞。

 

大芬的人生坎坷。1987年出生的她嫁了两回。前夫因为发生矿难事故离世,才20岁的她拉扯着一个孩子,还有一个遗腹子。生孩子时她又难产大出血,她对我说她当时躺在手术台上,死神在拉着她,医生在另一头拼命救她,她听得见却没有知觉,再醒来的时候,她才知道自己生的是双胞胎,但让她伤心的是双胞胎只存活了一个。难产后的她失去了劳动力,两岁多的老大和襁褓中的婴儿嗷嗷待哺,老公用命换来的抚恤金只够娘仨熬过一年。

 

第二年大芬开始做小生意、打零工,养孩子养父母。再嫁后的大芬又生了一个孩子,成了三个娃的妈。为了生活,她和老公把孩子留给老家父母,双双出去打工。后来老公要回乡照顾生病的婆婆,她只好一个人打工养活全家。她每个月最多能挣3000多块钱,除了给自己留下几百块,其余的都寄回家里贴补。为了省钱,她经常只吃馒头。她打工的那家厂是做橡胶制品的,有轻微毒气,刚进厂时她很不适应,胸闷、头晕、过敏,她咬着牙坚持,不敢换工作。

 

2015年,大芬的父母也病了,需要她回来照顾。她每天在路边卖菜,生意好的时候一天能挣100块钱。尽管这样,大芬还是不愿出去打工。她说每次打工回家,孩子们都快不认得她了,心里疼得厉害。

 

2017年,联合国UNDP和宋庆龄基金会共同发起的“指尖上的幸福”项目选了岩寨村做工作点,这也让大芬看到了希望。绣花可以挣钱养家,不用出门打工就能在家门口挣到钱,还可以照顾孩子,多开心啊。大芬小时候跟婆婆学过刺绣,但这么多年忙着打工,差不多快搞丢了这门手艺。“指尖上的幸福”让大芬这样的绣娘既传承了本民族传统手工艺,又改善了生活。

 

北京的活动结束后,大芬第二天就回岩寨村了。第一次坐飞机回去,她很激动,拍了照片给同村的人分享,尽管没来得及去天安门广场看看,她已非常满足。回去后,大芬当上了绣花合作社的小组长,积极组织村里的妇女比赛绣花,开始走上一条靠刺绣改变命运的道路。

 

 

(责编 梁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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