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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来到乌兰巴托
2015-10-08 02:04 作者:文·图/宝贵敏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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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刻,坐在北京夜晚的寂静里,想起乌兰巴托,她似乎又回到神秘之中。是的,神秘。相伴而来的,还有她隐约的孤独。回到北京后,我把乌兰巴托的故事讲给朋友们听,相同的情节,讲了很多遍,我似乎在反复的讲述中确认、反思并试图接近着什么。当自己终于把这次行程的线索、脚印及相遇慢慢转换为文字时,我的心逐渐沉静下来,仿佛一切才刚刚开始,仿佛又行走于广袤的戈壁和草原之中。

 

旅途中:从北京到乌兰巴托

戈壁,广阔而来,又无垠而去。

五月的戈壁,微微的绿意。更多的感觉是一片苍茫,这五月的戈壁,正是我想看到的模样。

从北京到乌兰巴托的国际列车上,有一种异样的静。我好像把什么东西彻底忘记了。进入蒙古境内,就进入了戈壁世界。蒙古南戈壁,在电影《哭泣的骆驼》中见到过。这次,终于亲见,果然是我想象中的南戈壁,莽莽苍苍的戈壁。

和我们一起上车的德国小伙子,背着一个巨大的旅行包,就住在隔壁包厢。他在清华大学读经济学专业,来中国一年了,会说的蒙古话是:赛拜努。他从走廊里穿过,不停地说着“赛拜努”、“赛拜努”。他喜欢站在车窗前拍照,说,真漂亮,然后,回过头来和我们说话。他也能说一些汉语,显然更习惯说英语。这次,他来乌兰巴托旅行,准备待五天。之后,要去俄罗斯的伊尔库茨克、莫斯科、圣彼得堡等,然后,从俄罗斯回到德国。前后差不多要走一个月。这是他一个人的暑期旅行。我们问,你为什么来蒙古?他的回答是:成吉思汗。

窗外是一望无际的戈壁。让人想起13世纪。我们小声说话,说着13世纪的语言。遥想那时的戈壁上,奔跑着英雄的战马。此刻,伴着车轮碾过的声音,所有的往事似乎依然保持着某种温度。

我们去餐车。二连浩特之前,是中国餐;进了扎门乌德,就是蒙古餐。餐车里,干净,舒适。玫瑰色的椅布,温暖又整洁。服务员是一位年过半百的蒙古男子。他在过道上走来走去,表情自然,随手拿着计算器结账。几个年轻人来到餐车,他们要了啤酒,其中两个男生是澳大利亚人,另外两个来自英国。他们结伴到乌兰巴托,计划玩四天,然后从莫斯科转道去西班牙。从乌兰巴托到莫斯科的火车,还要再走四天,想必那也是一段神奇的旅行。遇到的另一位蒙古国大学生,是回家度假的。她在北京交通大学读书,铁路机械专业,今年大三。她说,这三年里,蒙古国有150个学生来北交大上学。

我们的五号车厢,还有一个蒙古国小女孩。问她几岁了?小家伙就把四个手指伸出来。五岁的儿子小阿遇到玩伴,主动跑过去找她。小女孩不说话 ,但想玩,拿出一个蒙古图案的数字迷宫,瞪着大眼睛看。她有一个小红包,里面放着几个中国币,一个小小的娃娃,两个小戒指,一双粉红色的塑料玩具高跟鞋。她一边和小阿玩迷宫游戏,一边摆弄自己的好东西,还把一个蓝色戒指送给小阿。当我们回送礼物给她时,小女孩用双手接过。

第一次玩完之后,小女孩来到我们的包厢门口。站着看一会,不说话,走开。慢慢的几次之后,她再来的时候,就坐到床上,把自己红色小包里的零零碎碎全都倒出来,忽闪着眼睛看,然后,又把所有的东西都装进小包,拿走,什么也不说。

这个女孩叫TEMAI ,随妈妈和姥姥从北京回乌兰巴托。妈妈很年轻。她们的包厢里,有一个很大的玩具熊猫,显然是从中国买的。

等小女孩又来的时候,她居然抱了一堆玩具:一个大玩具熊猫,三个小玩具熊,一个白色的玩具人。她把这些东西一股脑地放在我们的床上,然后,自己一手拿起一个小熊,看着我们笑。我们忍不住,也一人抱住一个玩具,和她玩了起来,小女孩开心地笑。真好,一路上有了这个小姑娘,我们的旅途更加生动有趣。

窗外,依然是戈壁。有时,小阿静静地伏在车窗看风景,不言不语。看到成群的黄羊,让他兴奋,看到偶尔散落的蒙古包,他也会惊喜地叫起来:Mongolger ,Mongolger。离乌兰巴托越来越近,马群、牛群和羊群,越来越多,就在平缓的山间草甸上。此刻,天空中布满了云,我们离云很近,火车仿佛在起伏的山间云间行走。内心的辽阔正在与眼前的旷美合二为一。

离乌兰巴托更近的时候,看到一些蒙古包在一片木结构的平房间,局促地分布着。我看到过相关照片和报道,说是很多牧区的蒙古人,愿意来到乌兰巴托的郊区生活。这里,大概就住着他们。回来后,重看那部电影《小黄狗的窝》,终于理解了蒙古女导演镜头里的挽留和无尽的忧虑。


你们好,乌兰巴托的司机们

五月的乌兰巴托,树叶新绿。大街上,白色的樱花盛开。

我们住在KHABU宾馆,离火车站很近。宾馆外边的名字是西里尔蒙古文,进到房间里面,有竖写的回鹘式蒙古字。我们先住进603房间,那里写着“故乡”,后来,搬到606房间,则写着“额尔德木”。在乌兰巴托的日子,以KHABU为中心,不论去哪里,我们都打车行进。

第一次出发,自然是去苏赫巴特广场。坐北朝南的成吉思汗雕塑,是2006年蒙古建国800周年之际,建立的。

前台小姑娘帮我们叫了一辆出租车。说,还有七分钟到,果然,七分钟后,我们上了出租车。司机是一位年轻人,他不停地用手中的对讲机说话,车里的音响开着,播放着好听的蒙古音乐。他只和我们说了很少的话,但表情友好。他的脸,让我想起很多年前的蒙古人。这是乌兰巴托时间星期一下午两点多,车开得很慢,路上有点堵车。街上大部分是日本车。据朋友讲,日本车到蒙古国是零关税,而且,日本越野车结实耐用,更适合蒙古的路。

第二天,我们准备去蒙古国立大学时,就直接在路边招手叫停一辆车。后来才知道,在乌兰巴托,站在路边打车就可以,只要司机愿意,都可以坐上走。问去蒙古国立大学车费多少,他伸出一个巴掌,5000图。司机是乌兰巴托人,他很爱讲话,非常热情,一路上都在和我们说话。我们自然很愿意听他说,也愿意问他一些问题。首先,他让我们再确认,是去蒙古国立大学呢,还是去乌兰巴托大学。他说,这两所大学的方向不一致,当得知我们是确定去国立大学时,他又提醒说,是去国立大学的哪一个学院,因为国立大学有很多学院。我们告诉他是去第二学院。他满意地说,这样就好。闲聊中,他告诉我们,对于他们家庭而言,蒙古国家百货商场的东西有点贵,他们一般不去那里买东西,并推荐一个地方给我们,说,那里什么都有,价格便宜。停车时,他专门把那个地方的名字写在纸上:SUNDAY。这个年轻人有一个孩子,一家三口人。他说,像他这样普通的三口之家,在乌兰巴托生活,一个月的伙食费有两百多美元,问他感觉生活得怎么样,答:挺好。

第三天,当我们从蒙古国立第三医院出来时,门口正好有一辆车刚刚停下,从车上走下来两个人进了医院。我们站在车旁,年轻的司机摇下车窗说,去哪里,他可以带我们走。这位年轻司机不是乌兰巴托人,他从色楞格河边来。一听色楞格河,我感到美好。小伙子是一位牧民。他说,自己的家乡非常美,河水清澈,有树,有果子,有牛,有羊,还有马。我立刻想起那首歌《色楞格河》。他很健谈,棱角分明,声音和状态都非常健康自然,说起故乡,充满骄傲。他的父亲也是牧民,他的哥哥也是牧民。说着说着,小伙子低头去找东西,却没有找到什么,然后,带着歉意对我们说,本来车上有一张关于故乡的地图,好像被别人拿走了,那上面有特别美的画,想给你们看,关于色楞格河的。走着走着,这位老兄忽然说,你们要去的地方具体是哪里,我只知道大路,不知道小路,你们得告诉我。哦,是吗,我们刚刚从北京来,更不认得路啊。哈哈,我们都笑了。是啊,那天上午,小伙子刚刚从色楞格河边开了几个小时的汽车来到乌兰巴托,我们能够相遇,能够说起色楞格河,已经足够幸运。更巧的是,那天回来的出租车里,正播放着那首《色楞格河》,司机是一位上了年纪的蒙古男子,他一边开车,一边轻声跟着唱。

回到北京,与诗人朋友说起色楞格河,他告诉我蒙古国诗人达·乌梁海写过一首诗,名字就叫《色楞格》,并译给我。这让我想起那位色楞格河边的牧人,他的俊朗模样如在眼前,好像这首诗是为他而作:

我的色楞格流到远方 很远的地方

流到北极

北冰洋

白色小北极熊

和我的心一样洁白可爱的小北极熊

在我色楞格的冰上学会走路

我的色楞格

在喜马拉雅的山顶上

变成飘然的雪

我的色楞格

绕着地球而流

绕着我流

色楞格流到很远的地方

一直流淌在我的视线里

⋯⋯

色楞格是我的江河

在乌兰巴托的最后一个下午,我决定自己出门。前几天在甘丹寺,看到写有“ART  GALLERY”的白色建筑。今天,我想一个人到那里逛逛。从KHABU宾馆到甘丹寺,2000图,我们去过一次。走到路上,我就拦住一个车。

我说:甘丹苏木。

听到我的蒙语口音,司机问:韩国人吗?

答:不是。

又问:布里亚特人吗?

答:不是。我是内蒙古的蒙古人。

问:你是画家吗?

答:不是。我是写字的人。

问:那你在蒙古国出版过书吗?

答:没有,用汉文出版过,在中国。

我问他:你知道诗人拉哈巴苏荣吗?

他说:蒙古国的人,没有谁不知道拉哈巴苏荣。

那语调里是满满的自豪。

我告诉他:拉哈巴苏荣的诗集在中国出版汉译本时,我是编辑。

这个消息,似乎让他感到意外,又特别兴奋起来。他好像要感谢我,或者还想说点什么,但甘丹苏木已经到了。

他问:你确定下车后能找到ART  GALLERY吗?

我说:应该可以吧。

于是,他把自己的电话号码留给我,认真地说:“如果找不到路,回来时打这个电话,我会来接你。”最后,他只跟我要了1000图的车费。

回去时,因中途要在PLAZA购物,我没有坐车。回北京之前,想给他打个电话,也没有。但直到此刻,我都在惦记着。他那么友好地让我感到诗意,让我深深地感动于一个热爱诗歌的国度之国民的善意与美,感动于这座城市的质朴。我的手机里一直留着他的号码。

当天晚上,在一个蒙古的电视节目里,看到诗人拉哈巴苏荣的访谈。他坐在故乡的岩石上,头发飘在风中,朗诵着自己的诗。不禁想起他的那首《我》:“我是/天与地的孩子/回忆与明天的链条/歌声与泪水的河床/生死间的存在/光和影的整体/磨尽自己/终归锋利对方的/青色磨刀石的碎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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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兰巴托,孩子们的乐园

离开乌兰巴托那天。

国际列车刚刚启动,小阿就哭了起来,他反复说:“喜欢KHABU宾馆,我们不要走。”这个五岁小男孩的哭泣,让我无言以对。回到北京,他见到朋友就说,我去过乌兰巴托。有人问他:你喜欢乌兰巴托的什么呢?他说:玩。

我们住的宾馆东边,是个居民小区,只隔着道铁门。没事的时候,我们就进去玩。两栋六层小楼,是当年苏联建的,中间的空地上,有两个滑梯,两个秋千,一个篮球场,几个健身器材,还有些供孩子跳跃的长条凳子。地面上都是松软的沙土,从滑梯上下来,小宝宝们也不用担心。每天晚饭后,大大小小的孩子们都聚集在院子里,找到各自的玩法。很少有家长跟随,院子里很安全,父母只需从窗户上偶尔看一眼就好。

乌兰巴托到晚上十点多,天还亮着,孩子们一直玩到很晚。无论男孩还是女孩,都很能玩。我们在一旁观察,发现这里孩子们的身体非常棒,玩起来比较野,无拘无束。不光是小区里,就是在街上,只要有块空地,那里一定有供孩子们玩耍的滑梯。甘丹寺的前面,也有一架滑梯。我们第一次去,小阿就在那边玩起来,与不认识的小朋友们一起玩,让他很高兴。第二次去,我们大人到里面逛寺庙,他愿意一个人留在滑梯边和孩子们玩,等我们回来,他还在那里,完全不用担心什么。

从KHABU宾馆的窗户望出去,前边有栋明黄色的二层小楼。下午的阳光里,那片黄掩映在绿树中,格外耀眼。天是清澈的蓝,云是单纯的白,这一切自然纯净。院子里,还有一个五颜六色的滑梯。

5月27日午后,我们决定进去看看。这里原来是个幼儿园。那天,正在举办迎接六一儿童节的演出。孩子们就站在幼儿园门前的空地上,唱歌,朗诵诗,跳舞。家长们安静地看,拍照,没有喧哗。后来的一天,我们再去时,正好遇到幼儿园的一位值班老师,她是厨师,已经在此工作38年。她告诉我们,这是乌兰巴托铁路第五幼儿园,已经有45年的历史。乌兰巴托共有五家铁路幼儿园,附近还有四家。她说:我们幼儿园吃得好,吃肉啊,喝奶啊,孩子们使劲在院子里玩啊跑啊,在冬天也很少生病。

听朋友介绍说,每年六一,蒙古国会很隆重地举办庆祝活动,他们在这一天,不但给孩子们过节,也给母亲们过节。所以,在蒙古,六一是母子节,全国放假一天。

果然,我们来到苏赫巴特广场时,这里是一片节日的气氛。成吉思汗雕塑前,已经装饰成舞台,一些孩子们站在那里准备演出。广场上的人越来越多,很多小孩牵着父母的手,走来走去。此刻,广场上回荡着那首《梦中的糖》,这是小阿会唱的歌。舞台上,孩子们在激情演唱,尽情舞动。彩色的气球升起来,飞向空中,我开始拍照,不停地拍,左右前后的小宝宝,都拍了,远处近处的小宝宝,都拍了。

晚上看电视,是白天给母亲们颁奖的节目。有年轻的美女妈妈,也有上了年纪的额吉们。蒙古的女人们真的很美,她们饱满,有活力,充满激情,看到她们,让人无比愉悦,生命力正在被奖赏和尊重。这个国家的美好前景,似乎正在女人们之中孕育和生长。


乌兰巴托的甘丹寺

甘丹寺离KHABU 宾馆很近。我前后去三次。

第一次去的那天,5月29日。人不多。没有烧香,没有烟。我们正要进入主殿时,一位年轻喇嘛走过来说:“TIKET,大人4000图,小孩免费。”额先生一边找图格里克,一边用蒙语说:“我们是蒙古人,来拜佛,还要交费吗?”年轻喇嘛看了看我们,立刻说:“进去吧,进去吧。”

里面有点暗。站在佛前,安静地祈祷,好像这个世界上的所有神灵都在倾听,那么短暂又漫长的瞬间。我转动着转经筒慢慢走。四壁的柜子里,摆放着各种佛像。两位学者模样的西方人,在一位当地学者的引领下观看,那位蒙古学者一直在讲英文。透过转经筒之间的缝隙,卓拉的光闪闪烁烁,里面在做佛事。我没有进去,小心地走出来。

天空正蓝。云,像是忽然间赶来,把蓝衬托得异常美丽。这里真静啊,我们索性坐下,看朝拜者虔诚走过。一位老额吉身穿蒙古袍,拜佛之后,坐在寺庙的台阶上看书。在这里,寺院的建筑与周边景致及朝拜者之间,从容安详,一切都很妥贴。小阿不再东跑西跑,他坐在台阶上找出小本子开始画画,不停地画,其中一幅画上有三个小人,手拉着手,眯着眼睛笑呢,他说,那是我们一家。

这座甘丹寺始建于1838年,是一座藏传佛教寺院。如今,甘丹寺有僧众80多名,蒙古佛学院有700多名。每天都举行佛事活动,用蒙古文和藏文念诵经典。

我们慢慢地走,从一个佛殿到另一个。当走进一座有着黄色围墙的佛院时,里面的静谧如角落里那棵开着白花的树,温润平实,树下是祥和四瑞的雕塑。院落里每个建筑都很有特点,外面的墙壁呈绛红或黄色,在叶子新绿的树丛中,格外生动。甘丹寺共有五座僧院,我们行走间,并没能分清其中的职能和所属。据说,甘丹寺的藏经室里,有很多藏书和经文手抄本,其中不乏罕见的珍本。

6月2日。我们从蒙古国立大学走出来,一路向西走,又来到甘丹寺。主殿前聚集很多人,有人在表演,跳查玛舞。与蒙古科学院研究绿度母的苏米娅博士见面时,我告诉她,第二次去甘丹寺时遇到法会,她说,你们真是太有福气了。原来,我们在乌兰巴托这段时间,正好赶上甘丹寺纪念释迦牟尼佛“诞辰、成道、涅˜„”的法会。

当我第三次前来时,正好遇见两个小僧人,憨实可爱,一个12岁,一个9岁。我很想知道,像他们这个年纪的小僧人有多少?他们每天学什么?是自己愿意来的,还是父母送他们来的?喜欢这样的生活吗?什么时候回家?我的问题太多,他们却走了。没有得到答案,这些疑问始终都在。

这时,从一个白色的佛殿传出诵经声。我轻轻走过去,坐在台阶上听。蒙语和藏语穿插的诵经声从里面传来,传到我的心里。抬起头,就能看到南面的宝格达山,整个乌兰巴托尽收眼底。甘丹寺之于乌兰巴托,有着特别的意义。乌兰巴托这个城市,是围绕着寺院建立起来的。从1639年的始建,到1906年改称大库伦,再到1911年改称库伦,直到后来定都并改称乌兰巴托。其间,藏传佛教也经历了从兴盛到破坏再到恢复和重建的曲折过程。

走出寺院时,几位蒙古工人正在给寺庙的建筑刷漆,其中一位30岁左右的蒙古男子朝着我说话,停下来,想认真听懂说了什么。这时,他伸出大拇指,又伸出小拇指,笑着等待我的答案。哦,我立刻伸出大拇指,他和同伴们都笑了。已是傍晚六点多,甘丹寺门口的鸽群欢飞着。一位妇女把几个月大的孩子抱在胸前卖鸽食。她示意我买一袋,我点头。此时,她的宝宝竟然笑出声来,母子俩幸福地对笑着。扬起一把米,鸽子们飞起来,好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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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丹寺


图拉河的夜晚

那个傍晚,5月28日的傍晚,是阿图带我们去乌兰巴托南边的宝格达山的。当我终于站在山上俯瞰图拉河时,似乎难以相信,她如此安详又那么遥远。我从不同角度拍照,确认眼前的这条银链就是图拉河,就是那条在诗行间流淌的河流。此行中,我的包里一直带着刊载诗人纳楚克道尔吉名诗《我的故乡》的诗集:“克鲁伦,鄂嫩,图拉河,碧波荡漾的江河,甘露般滋润众生的涧水、小溪和山泉”。那晚的月光清澈,图拉河静谧地隐藏在月色里。

感谢阿图的引领。刚到那天,我们全家等在站台上,陌生的人群中走过来一个小伙子,他一开口,我们不安的心就落地了。本来说好额先生的朋友来接站,可是他人在外面不能及时赶回,就把接我们的任务委托给阿图。就这样,我们有幸结识。阿图和我们说话时,说的是通辽的蒙古语,他接电话时,说的是一口流利的乌兰巴托蒙话。他笑着说:现在蒙古国的人从口音里,听不出我是外地人了。

如今,阿图和蒙古女孩宝乐尔结婚并定居在乌兰巴托,生有一个女儿,刚刚六个月。宝乐尔是一位漂亮女子,长长的黑黑的头发,个子很高。早听说蒙古国美女风韵独特,宝乐尔确实向我们印证了这一点。她非常开朗,舒展,说话幽默,让人感到轻松。

临走前一天,我们和阿图一家又来到图拉河畔。这次,终于走近图拉河,把手伸进水中,清清凉凉,波光倒映着树影。夕阳已经落下,天边的玫瑰红恍然还停留在水面,波轻推着波,向着彼岸,向着逐渐加深的夜色。我把自己小心地留在此岸,看河水独自远去。

那个傍晚,我们坐在夕阳桔黄色的光里,在美丽的图拉河畔,分享了阿图和宝乐尔的故事。

2006年4月,阿图从中国来到蒙古。此前,他从内蒙古农大拿到硕士学位,学的是食品专业,毕业后,应聘到北京的一家食品公司。阿图加盟该公司后,老板看到他蒙话说得好,且有食品专业的学科背景,就派他到蒙古国。

第一次来到乌兰巴托的阿图,开始住了一个月宾馆,后来自己租房子。他租的房子旁边,有个小超市,阿图每天去那里买东西。宝乐尔当时正在那家超市打工。说起这段往事,阿图幽默地说:“那个超市里还有几个小姑娘,和她一起工作,因为我的蒙话发音不好,她们总是逗我。只有宝乐尔不说话,就这样,我开始注意她。”宝乐尔在旁边听着,一直笑。她说:“当时,我们几个女孩经常讨论,这个小伙子是从哪里来的,他总是一个人,让我们很好奇。”终于有一天,阿图对宝乐尔说:“我刚刚来到乌兰巴托,什么都不知道,有些事情想问你,把你的电话号码留给我好吗?”这是2006年6月。

宝乐尔当时正在蒙古国立师范大学读书,专业是蒙古语言文学。她说自己从小向往乌兰巴托,2005年终于来这里上大学。她的家在东方省 ,从小到大一直生活在一个叫DORNOT的地方,克鲁伦河从那里流过。听着宝乐尔的笑声,就像听到克鲁伦河的流水:“美丽的克鲁伦河/晶莹发亮像水晶/倾听克鲁伦河流淌/就像琴声一样悦耳”。宝乐尔家姐妹五个,她给我们看一张两三年前姐妹们与父母的合影,真是好看极了。她的父母是铁路职工,已经退休。

我问宝乐尔,认识阿图之前,对内蒙古的蒙古人有什么印象?

她说,记得小时候,她们家乡有一个锡林郭勒的乌珠穆沁人。20世纪80年代初,他回乌珠穆沁一次,给她们带了很多好吃的东西,那时宝乐尔5岁。长大后,她们学的历史教材里,没有关于这方面的内容,所以,对于内蒙古的蒙古人她知道得不多。认识阿图之后,去过几次他在内蒙古的老家,宝乐尔觉得挺好。阿图喜欢历史,有时会给她讲一些。

阿图安顿之后,开始在乌兰巴托注册公司。他说:注册公司也挺麻烦的,什么银行账户、信用证明、派遣委托书等等,一堆的东西,那时候我说话还行,虽然有口音还是能听懂,但不会写字。当时有个翻译局,那里有个退休警察,他搞中蒙翻译,做事特别认真,他帮我很多。两个月的时间,把公司注册下来。当时我是零起点,我们公司的业务是零。后来的客户,都是我联系的,自己既是技术支持,也是销售经理。这里的客户容易打交道,喜欢你就喜欢你,不喜欢就不喜欢。

那些年,蒙古国的人不太了解内蒙古的蒙古人,阿图因此遇到一些难题,也曾到处碰壁。直到2009年以后,情况较之前好转很多。

2009年冬,小年之前,阿图和宝乐尔结婚了,在阿图的老家举办婚礼,并在乌兰巴托置办了新家。宝乐尔说,“有家的感觉非常好”,说完,她笑起来。宝乐尔真是一个爱笑的女子。她的父母很满意,她们说,只要你自己同意就可以。今年夏天,阿图的家人要来乌兰巴托,这是他的家人第一次来蒙古。

在傍晚的图拉河畔,想起那首美丽的诗:“图拉河的夜晚多么美好/波光旖旎流水绵绵/两只黄鸭相伴游水面/闻声远方忽而鸣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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