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收录了一首题为《信南山》的名篇。该诗首句写道：“信彼南山，维禹甸之。畇畇原隰，曾孙田之。我疆我理，南东其亩。”

作为秦岭主干的终南山，山势绵延不绝，格局巍峨恢弘，大禹曾在此苦心开辟耕耘，造就了沃野千里、平整无垠的祥和景象，庇佑着后世子孙叩石垦壤，衣食无忧。经年累月后，这里阡陌纵横南北，水渠贯穿东西，田野辐辏，八方延展。正是代代相续，受此恩惠。每逢冬祭，民众必定拿出最珍贵的祭品，牛羊鲜美，瓜果飘香。祭典仪式庄重周正且有条不紊，仿佛先祖列宗已驾临观赏。曲终礼毕，后人纷纷祈愿神灵赐人间以宏福无量，佑秦岭子孙享福万寿无疆。于是，《信南山》尾句曰：“是烝是享，苾苾芬芬。祀事孔明，先祖是皇。报以介福。万寿无疆。”

作为周王祭祖祈福的乐歌，《信南山》是中华民族的先辈对祖脉秦岭最原初的记忆与崇拜。细细品味，不禁让人感叹秦岭之于中国文明的形成与中华民族的凝聚何其关键也！秦岭巍巍，参透不尽；秦岭莽莽，探寻不止；秦岭漫漫，追溯不穷；秦岭深深，绵延不息。

“莫莫高山 深谷逶迤”

秦岭，与欧洲的阿尔卑斯山、美洲的落基山并称地球“三大山脉”。具体而言，秦岭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秦岭是横亘于我国中东部、呈东西走向的庞大山脉，它西起甘肃临潭县白石山，东经天水麦积山，横穿陕西，东至河南，遂在陕、豫交界之处分为三支：北为崤山、邙山，中为熊耳山，南为伏牛山，东西延展1600余公里，南北最宽处近300公里，称之气势磅礴，实不为过。狭义的秦岭则指位于陕西省境内的山脉，其呈蜂腰状分布，东西两翼各分出数支山脉，西翼为大散岭、凤岭和紫柏山等，东翼为华山、蟒岭、流岭和新开岭等，中段由太白山、鳌山、首阳山、终南山、草链岭等组成。

2005年，《中国国家地理》杂志将秦岭誉为“中国人的中央国家公园”，从而赋予其新的意义。这一称谓，堪称名副其实。它位于华夏中部，是自西往东最高的一座巨型山脉，也是我国唯一的东西走向的山系。恰恰是这一独特构造，将中东部地区一分为二，北面是华北板块，南面为扬子板块，两者间即秦岭——大别构造带，其犹如一副坚实的脊梁在广袤无际的神州大地上傲然矗立，既界分了南北，又通连着南北。这副“中华脊梁”的形成，可溯源至8亿年前漫长的造山运动，经历了前寒武纪古老基底形成、古生代——中生代中三叠纪的褶皱造山及中新生代的陆内强烈造山作用三大阶段。历时弥久，诸山交会，使得秦岭不仅地质期次多，且岩浆活动、地壳变形、岩石变质、新矿成形等地质现象频繁，造就了沟壑纵横、峰峦叠嶂、东西承接、南北过渡、四方混杂、区系交错、植被繁茂、生态丰富、互相渗透、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于是太白山、佛坪、长青、汉中朱鹮、青木川、周至、牛背脊、天华山、桑园、细鳞鲑等众多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遍布周边，素有地质博物馆之美誉。

倘若立足于秦岭之巅，远眺南北两麓，仿佛感受到一条巨龙奠定了中国大陆的自然环境格局。首先，秦岭是亚热带和暖温带的分界线。南来的温暖湿润气流在此处缓缓上升，形成降雨；而陡峭的北坡阻挡了一波波南下的寒流。于是南麓是亚热带湿润气候，北麓则属暖温带半湿润气候。其次，秦岭又是长江、黄河的分水岭。东往的浩荡之水，在北麓汇聚成河，注入黄河；南麓的不竭溪流则汇聚为江，融于长江，大江大河终同归大海，合为一体。再次，秦岭本身亦是中国最为丰富的生物基因库，也是南北动植物区系的界别地。北麓有北方之物种，南麓有南方之物种，万物生长于一山中，尽显造物之妙！

秦岭，就是这样一座山脉，奠定了华夏的地理、生态、气候乃至物种，且又不失其嵯峨，誉为“九州之名阻，天下之险峻”，殆非虚言！

“浅浅满涧响，荡荡竟川鸣”

“水随山而行，山界水而止。”水与山紧密相依，相得益彰。孕育于秦岭的诸多水体，不断对山体进行着侵蚀，形成了不同的侵蚀地貌和沉积地貌。比如秦岭随处可见的“V”字形峡谷、深切曲流等属于流水侵蚀地貌，分布在不同河流河床上的河漫滩、谷坡上的沉积阶地等是流水沉积地貌，此外尚有冰川地貌、地表及地下岩溶地貌等。世间最柔莫过于水，至刚莫过于山，然滴水穿石，以柔克刚，如此多样的各色地貌可谓以柔克刚、刚柔相济、浑然天成、鬼斧神工之杰作。

前已言及，秦岭界分长江、黄河两大水系，亦是大江大河之水源地。长江四大支流有其二源自于秦岭南麓，即嘉陵江和汉江；作为黄河的第一大支流，渭河发端于北麓。概言之，整个秦岭流域面积在100平方公里以上的河流约195条，北麓流域面积占陕西省面积的64.8%，南麓流域面积占陕西省面积的35.2%。其中南麓132条流入汉江、嘉陵江，后注入长江归东海；北麓63条汇入渭河、洛河，汇入黄河后奔流不息进渤海。

“水旺则国运昌，水竭则国运衰。”千百年来，人类逐水而居，聚合而成群落，大者谓之城，小者便是村。秦岭气候温润，河流众多，非常适宜人类生存，自然成为中华民族建都栖息之所。最负盛名者非“八水绕长安”莫属。西汉文学家司马相如在《上林赋》里曾如此描摹了这一盛况：君未睹夫巨丽也，独不闻天子之上林乎？左苍梧，右西极。丹水更其南，紫渊径其北。终始灞浐，出入泾渭;酆镐潦潏，纡馀委蛇，经营乎其内。荡荡乎八川分流，相背而异态。

八水具体指渭、泾、沣、涝、潏、滈、浐、灞八条河流，它们在西安城四周穿流，均属黄河水系。汉代长安上林苑的巨丽之美，塑造了“八水绕长安”的美谈。八水之中，渭河汇入黄河，而其他七水原本各自直接流入渭河。于是西安依水而建、以水而兴，一跃成为享誉世界的文明古都。

人顺水而生，更善于改造利用之。作为最早进入农业社会的区域，农田水利成为当地传统业态发展的基石，于是一系列水利工程随之兴建。因南北两侧环境和水源条件差异，北麓的水利以渠为主，如“南山”渠堰、成国渠、漕渠等；南麓的水利以堰为主，著名者如山河堰、五门堰、杨填堰等。如此众多的渠堰，好比是人之血管，四通八达，将秦岭南北大地尽数灌溉，滋养了代代儿女。

秦岭，就是这样一座山脉，阳刚之余，还蕴含着万种柔和之水、上善品质，既有“川明分渭水，树暗辨新丰”之静谧意境，又有“北来注泾渭，所过无安源”的磅礴气象。静时养心，动则惊心，确是妙哉！

“闻道长安似弈棋，百年世事不胜悲”

“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群山守护、众水环绕之中，中华民族的先祖、中华文明的源头于此肇端。考古学资料证明，秦岭是中国古人类和古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也是中华文明诞生的摇篮。距今115万年前，位于西安蓝田境内的蓝田猿人成为远古时期中国以至整个北半球最早的直立人。秦岭北麓骊山脚下临潼油槐乡发现的白家人则是远古先民从山岳走向平原的第一站，是西安地区迄今发现最早的农耕氏族部落，距今大约八九千年。自此，秦岭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在关中大地次第展开，渐呈星罗棋布之势。其中举世闻名的有半坡遗址和临潼姜寨遗址，二者皆被视作仰韶文化的璀璨明珠。

众所周知，中华文明是一种典型的农业文明。该文明形态的产生与发展需要相应的温度、湿度、土壤等气候、地理条件相匹配。作为界分南北、横亘中东部的秦岭，以其独特的优势形成了两种不同农业文明同聚一山的景象，即以中原黄河流域为核心的以粟作农业为主的旱地农业文明和以长江流域为核心的以稻作农业为主的水田农业文明。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曾指出：“两大农业区（秦岭南北）的两种农业体系并不是彼此孤立，而是互有影响乃至在发展过程中发生互补等复杂情况。这样一种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农业格局，一直影响到整个历史时期。”南稻北粟、南米北面的格局在秦岭山脉可谓相映成趣。

人类早期文明的诸多类型留存中，神话无疑最为鲜活生动且家喻户晓。作为中华民族发源地，滥觞于这里的神话传说简直数不胜数。《竹书纪年》记道：“太昊之母，居华胥之渚，履巨人迹，意有所动，虹且绕之，因而妊娠。”文中这位感孕生子的华胥氏，便是上古神话里伏羲、女娲之母。现今西安蓝田县最西端的华胥镇，便是传说中的华胥古国遗址所在地。经考古证明，此处正值从母系氏族公社到父系氏族公社的过渡期。结合历史记载与口耳相传的掌故，中华先祖的最初传承谱系便形成了：华胥氏生伏羲、女娲，伏羲、女娲生少典，少典生炎、黄二帝。

至此，华胥氏被后人视为中华民族的始祖母，是华夏之根、民族之母。可以说，从华胥到华夏，由华夏到中华，形成了一脉相承的中华民族文化源流。

华胥之后，伏羲教人织网捕鱼，首创八卦用以推演事物发展，其人面蛇身的形象也逐渐经过演变升为华夏民族共奉的龙图腾。作为中华民族最典型的女性形象，女娲历经七十多次方抟土造人，不忍人间灾祸而炼五色石补天，是当之无愧的中华民族伟大母亲的始祖与代表。“昔少典氏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国语》这段记载，揭示出崛起于秦岭北麓渭水之滨的炎黄部落筚路蓝缕的历史进程。黄帝制定历法、创造文字、发明兵器、亲试舟船，炎帝教民制陶、始作耒耜、降牛耕田、遍尝百草，两位处于原始社会末期父系氏族公社时期的杰出领袖最终融合形成炎黄联盟，构成了早期华夏文明的主体，也奠定了中华民族的最初底色。后世追认黄帝、炎帝为中华人文始祖，自称“炎黄子孙”，于史有证，实至名归。

德国著名思想家卡尔•雅思贝尔斯曾认为，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是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从北纬25度到北纬35度这个区间出现了几个大的文明，这几个大的文明在文明发展史上实现了对原始文化的巨大突破。当时的哲学家的思想原则塑造了几种文化类型，而这几种文化类型在之后的2000多年里对人类文化的发展产生了规定性的影响。恰恰在此时间段与区间，周都丰镐、秦都咸阳，两个王朝集团的活动范围均沿着秦岭北麓、渭河两岸绵延发展。文、武二王伐纣灭商，封邦建国，周公旦制礼作乐，确立了宗法制与礼乐制度。秦人积数百年之实力积蓄，由北麓至关中，南下巴蜀，定都咸阳。随后，嬴政继六世之余烈，终横扫六合，一统天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的国家诞生了，这在世界史上都具有空前意义。之后的历史轨迹，在千余年间，始终围绕着秦岭这个枢纽而展开，从楚汉争霸到文景之治，从汉武宏业到三国争霸，从贞观之治到开元盛世，无数的帝王将相定鼎关中，创建基业。巍峨而厚重的秦岭，默默地给十三朝提供建功立业的理想平台。“闻道长安似弈棋，百年世事不胜悲。王侯第宅皆新主，文武衣冠异昔时。”抚今追昔，历史已逝去，却又从未远去。

秦岭，就是这样一座山脉，豁达地张开双臂，慷慨地奉献山水，为中华民族的繁衍延续提供了无穷的滋养。“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实在如此！

“先河而后海，或源也，或委也”

《礼记》有云：“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后海，或源也，或委也，此之谓务本。”后世学者讨论学术之源流脉络，多据此典，以学术之起源谓之“先河”，以学术之结束称之“后海”。纵观儒释道三家在秦岭地区的发展，诚可谓贯通了先河和后海。

周人兴起于陕西关中的西部，建立了一套以仁义礼智为核心的西周王道文化系统，无怪乎儒家代表人物孔子曾讲：“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这绝非一句客套话，当是其肺腑之言。历数孔子的著名论断，诸如“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为政以德”“克己复礼”“居仁由义”等，无不是在遵从周礼的基础上的发挥与创新，是故说成型于秦岭北麓的周礼是孔子儒学的渊薮，并不为过。

降至两汉，儒学在关中大地呈蔚为大观之势。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终使儒学定于一尊。

“昭帝时举贤良文学，增博士弟子员满百人，宣帝末增倍之。元帝好儒，能通一经者皆复。数年，以用度不足，更为设员千人，郡国置《五经》百石卒史。成帝末，或言孔子布衣养徒三千人，今天子太学弟子少，于是增弟子员三千人。岁余，复如故。”西汉经学之昌明令人叹为观止。

“及光武中兴，爱好经术，未及下车，而先访儒雅，采求阙文，补缀漏逸……建武五年，乃修起太学，稽古典，笾豆干戚之容，备之于列，服方领习矩步者，委它乎其中。中元元年，初建三雍。明帝即位，亲行其礼……飨射礼毕，帝正坐自讲，诸儒执经问难于前，冠带缙绅之人，圜桥门而观听者盖亿万计。其后复为功臣子孙、四姓末属别立校舍，搜选高能以受其业，自期门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经》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学。济济乎，洋洋乎，盛于永平矣！”其间如杨震、班固、贾逵、马融为代表的关西经学家众多，一同造就了盛况空前的东汉儒学。

400余年战争动荡亦是多民族大融合后，唐代名儒中颜师古、啖助首当其冲，被誉为“道尽高，言尽醇，自孟子后，儒者都无他见识”的北宋大儒“横渠先生”张载更是异军突起，创立了影响后世近千年之关学。其后历代不乏王之士、冯从吾、李二曲、刘光蕡等名流，关中之学犹如渭河之水，绵延不绝。

“长安三千金世界，终南百万玉楼台”，用此诗句形容秦岭为佛教圣地，实不夸张。张骞凿通西域后，佛教明驼西来，于西汉末年由大月氏国使臣口传至长安。此后诸多高僧在此布道建寺、栖身修行，故有“一片白云遮不住，荡山红叶尽是僧”的说法，佛教日渐趋于鼎盛。

佛教中国化的过程中，自成体系，共分八宗：三论宗、禅宗、天台宗、华严宗、唯识宗、律宗、净土宗和密宗，如加上三阶教派，共有九大宗派。每一宗派都有自己的祖庭，即开创各自宗派的祖师居住、弘法布道之所（寺院）。除了天台、禅宗在陕西境内无明确祖庭外，其余宗派皆开设祖庭于长安。这些祖庭犹如一花六叶，共同孕育了佛教之果在秦岭的绽放与收获。

秦岭又是我国本土宗教道教的祖庭所在。先秦时老聃、尹喜于函谷关相逢，“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为道教创设开启学说先河。东汉末年，张道陵以五斗米教起家，逐渐深入民间，成为历代不少中国人之信仰。

“天下形势之伟者，在郡曰长安；长安形胜之巨者，在山曰终南；终南名胜之最者，在宫曰楼观……自古登仙得道之士，出乎其间者，无世无之”。鼎盛于金元时期的全真教可谓集秦岭道教之大成，祖师王重阳出身儒门，却以佛教制度管理寺院，力倡“儒门释户道相通，三教从来一祖风”。这是自唐宋以来三教合一思潮的集中体现，也使得全真教于元代走向全盛。

秦岭，就是这样一座山脉，儒学为之铸魂，佛教为之传神，道教为之固本，三教各领风骚、交融兼济，中华文化在这里发扬光大，历久弥新、可长可久。从某种意义上讲，秦岭当之无愧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张本之地，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是华夏文脉所在！

今年4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陕西省考察秦岭生态保护情况时指出：“秦岭和合南北、泽被天下，是我国的中央水塔，是中华民族的祖脉和中华文化的重要象征。”

三千里秦岭，半部中华史，一座基因库。“秦岭九嵏，泾渭之川，曷若四渎五岳，带河溯洛，图书之渊?”作为中华民族祖脉，秦岭造就了山之博大、水之清朗、人之灵动，孕育了儒之中正、释之玄妙、道之飘逸，这是一座值得毕生阅读的圣山，这是一座沟通古今的国家公园，理当永久地耸立于每位中华儿女的心中。

文：王学斌  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文史教研部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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