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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城记 城市民族工作采访报道的碎片化思绪
2016-03-16 06:56 作者:李晓林 来源:《中国民族》杂志

(一)



上世纪80年代末,刚进杂志社的我,对怎样做个好记者,有憧憬,也有标杆:要像范长江那样真正深入基层、深入生活。而我所理解的基层,就是中西部地区和边疆民族地区,尤其是交通不便、贫穷落后的农牧区。在我看来,只有常去这些地方采访,与少数民族农牧民群众打成一片,和他们同甘苦,为他们鼓与呼,才有可能做个好记者。再者,“辽远的边疆,随我去远方”之类的浪漫主义诱惑,更使得我当初一直较少“进城”!

那些年,我的足迹更多地留在中西部民族地区的山乡村寨和草原牧场,留在漫长而辽阔的边境地带。我把自己的青春、理想和奋斗,都寄托在那些遥远而神奇、富饶而贫瘠、美丽而苍茫的地方,都体现在那些难免粗浅而又情感真挚的文字和图片之中。诸多报道,有幸为改革开放时代的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留下了别样的文本。并且,走遍民族地区,走遍内陆边疆,也让我非常自豪。

作为记者,我对城市民族工作的职业性关注,大约始于20年前。而这距离我到杂志社工作,已有七八年了。

相对于城市民族工作重要性的日益凸显,相对于城市民族工作探索的努力和成就的显著,我的职业敏感度远远不够,采写的文稿不算多,份量也很单薄。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城市,似乎总是在我长时段投身艰苦、边远的西部民族地区采访之余,偶尔去开阔眼界、体验感受一番的地方。城市的相对繁华、舒适,显然无法与我“深入基层”的目标相匹配。但慢慢地,我认识到,此乃误区也!

“在这里,感知56个民族的中国。”

我们一直把这句话作为使命,期望通过文字和图片呈现出一个大写而立体的中国。而要如此,我们怎可不“进城”!


(二)



作为人们交往交流交融的产物,城市始终是伴随人类文明的进步而不断发展起来的。

曾经,我国的少数民族主要聚居于中西部欠发达地区。2000年前,尽管从西向东的跨区域大流动现象已日渐活跃,但总体来看,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对城镇化进程尚未形成全面而深刻的影响;城市民族工作虽已纳入民族工作的范畴,却并未引起全社会的高度关注。

进入21世纪,人类史上城市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随着城镇化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持续推进,我国也正从传统农业大国转变为城镇化水平与世界基本持平甚至略高的城市型国家。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从农村进入城市、从中小城市进入大城市、从边疆内地进入沿海城市经商务工、生活学习。城市,特别是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城市,少数民族人口迅速增加。这种态势,进一步强化了我国各民族在分布上的交错杂居、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手足相亲,进一步巩固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谁也离不开谁的多元一体格局。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少数民族同胞进入城市,是历史发展的趋势,带动了民族地区发展,也有利于民族团结。

这种背景下,我国民族工作的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其中一个新的重要特征,就是民族工作“进城”了,工作重点从边疆和农村牧区延伸到城市和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做好城市民族工作越来越重要”。


(三)



粗略梳理我们杂志和记者“进城”的历程,别有意味。

近30年来,除了每期零散刊发相关文章的常态性宣传,本刊围绕城市民族工作的主题,集中开展过三次大型系列采访报道。

1991年,本刊首次举办持续一年的系列报道《城市民族工作巡礼》,对全国尤其中东部地区的城市民族工作进行专题宣传。这次《巡礼》,我的同事深入全国近20个城市,写出一批颇具份量的文章,在民族工作领域形成了一定的声势和影响。更重要的意义在于,作为国家级媒体,《巡礼》在业界最早对城市民族工作进行全方位考察和记录。由此,它向全社会提出了一个全新而重大的话题:城市少数民族和城市民族工作。可惜,当时我因另有采访任务而无缘参与其中。

《巡礼》12年后,为加大对散杂居地区特别是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城市民族工作的宣传报道力度,2003年冬至2004年春,我和同事李云昌等自驾车从渤海湾出发,经由河北、天津、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海南等1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纵贯渤海、黄海、东海、南海的海岸线,穿越京津环渤海湾、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等三大经济圈,走进大连、天津、烟台、威海、青岛、连云港、南通、苏州、上海、杭州、慈溪、宁波、温州、宁德、福州、泉州、厦门、漳州、汕头、深圳、广州、海口、三亚、北海等20多个城市,行程近2万公里,展开系列采访报道——《海边的家园》。自2004年第三期开始,本刊用8期30多篇文章的篇幅,比较全面地反映了沿海城市民族工作的状况。

尽管有些浮光掠影,但《海边的家园》仍然是当时国家级媒体对城市民族工作最系统最全面的一次呈现。它深化了对城市民族工作的宣传,开始从纵向历史、横向世界的宏观视野来考量这个领域。

很快又是10年过去。2014年,本刊策划了新选题——《我的城市我的家》。之所以用“我的家”这个提法,实质上是沿袭和强化了《海边的家园》的策划理念:城市,正在成为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群众的家。而这个过程,也就是城市民族工作发端、起步、摸索、兴盛的过程。较之20多年前的《城市民族工作巡礼》和10余年前的《海边的家园》,《我的城市我的家》更加关注少数民族个体的命运,更加关切时代大潮中城市少数民族群众的衣食住行和喜怒哀乐。它要讲述的,是城镇化进程中人的故事。

承担《我的城市我的家》这个选题的,是头年刚进本社工作的见习记者,一个地道的上海姑娘。入职前,她对城市民族工作毫无概念。按照策划,她的系列采访首先从自己的家乡——上海市徐汇区开始。她很努力,也慢慢找到了感觉。三个月时间,年轻的记者沿着蜿蜒的海岸线来到14个城市,采访40多位少数民族同胞:怀揣梦想的打工仔打工妹,作为人才引进的知识分子,创业有成的老板,默默无闻的社区工作者……就这样,她走进了笔下主人公的生活和精神世界,走进了风起云涌的大时代。这一切,对于她而言,是那样的鲜活、震撼——不仅仅是曾经熟悉的家乡徐汇区“变得”如此陌生,原本只是地理和海防概念的漫长海岸线更是被赋予丰富的内涵:大量少数民族群众的到来,让城市迸发新的活力,开辟出城市民族工作的新领域,并且极大充实了都市人类学的内容。

目前,《我的城市我的家》仍在进行中,并将长期作为本刊的主打报道。

《城市民族工作巡礼》、《海边的家园》、《我的城市我的家》,这三组大型系列报道构成了本刊关于城市民族工作宣传的骨架,记录和见证了城市民族工作不断发展壮大的非凡历程。它们,既是几代民族新闻工作者为当代中国留下的不可或缺的另类文献,也是本刊记者“进城”的编年史。


(四)



这些年来,采访报道城市民族工作的过程中,许多经历令我难以忘怀。碎片化的记忆和思绪,连接起山寨牧场与现代都市、西部边疆与东南沿海、个体人生与宏大时代、家庭生计与政府决策,连接起过去、当下与未来……

1997年冬,在厦门特区最繁华的商业街中山路,我看到本地传统名小吃花生汤快餐店旁,来自青海化隆回族自治县的回族人开的清真拉面馆生意兴隆。一块铜匾醒目地挂在拉面馆墙上,上书“走出一步天地宽”,落款为化隆县政府。从那时至今,小小拉面馆成为我观察厦门城市民族工作的一个“标本”。

隔几年,我总会去一次上海。由此,感知这个迈向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东方明珠”,如何在多元文化氛围中不断缔造新的传奇,使不同民族的人们和谐共进于繁荣发展之中。700多年的上海史,何尝不是国内外无数移民交往交流交融的奋斗史?对此,我们一直没有停下探察的脚步——多视角长时段地跟踪报道。

杭州湾南岸的浙江宁波慈溪市,上世纪末生活着近2000名通过婚嫁而来的少数民族妇女。娘家远在云桂川黔等地的她们,渴望改变贫穷命运,前些年陆续跟着做小买卖或养蜂的“浙江人”(慈溪人),不远千山万水,嫁到海边做了媳妇,并且通过艰辛努力过上曾经想都想不到的好日子,树立起少数民族妇女勤劳上进的良好形象。1997年深冬,那位被少数民族媳妇尊称为“老大姐”的市民宗局副局长龚月娥,带着我采访了在慈溪乃至宁波都有较高知名度的广西壮族媳妇覃小兰,还有那个一心要“争口气”富裕起来的贵州苗族媳妇陈世菊……这也是对5年前本刊记者梁黎的相关报道所做的回访。在《嫁到海边之后》那篇文章中,我写道:“少数民族姐妹任凭太平洋海风的吹拂,在市场经济风雨中经受摔打。她们站起来了!站起来后成为海边一抹从未有过的绚丽彩霞!”

在浙江,比慈溪更具代表性、更有影响力的城市,还有温州。

小时候我就听说,那些在我老家武陵山区跋山涉水靠收旧货卖小东西补鞋挣口饭吃的外乡人,便来自遥远的温州。上大学后,我又知道了发展市场经济的“温州模式”。

18年前,第一次到温州。在城乡结合部的家庭作坊式鞋厂、眼镜厂和皮革厂的简陋厂房里,我遇到了老家的十来个亲戚。他们到这里打工的时间长者七八年,短者两三年,月收入800元至2000元不等。虽然打工又苦又累,但他们还是指靠着在这里多挣点钱、多学点本领之后再回去起屋、成家……

改革开放伊始,我老家的许多亲戚乡邻和全国无数少数民族群众一样,把温州当作摆脱贫困的打工首选地。由此而来,温州也与时俱进地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特点规律出发,瞄准他们的个性化服务需求,开展精准服务,通过组织体系、服务方式、工作内容、工具手段的创新,使城市民族工作从无到有,从弱到强。《海边的家园》采访时,温州市推荐4名优秀外来务工少数民族青年,其中两名就来自我的家乡。另一方面,温州人为寻求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及市场机遇,也大规模地向西部民族地区进军,投资开发,让“温州模式”到处生根、开花、结果,造就无数传奇。

这,就是另一个温州!

基于此,当时我写了《值得关注的“另一个温州”》,力求通过生动事例和详实数据,揭示出人们平常视野之外的另一个温州。记得时任国家民委政策法规司司长毛公宁对这组报道非常看重,认为温州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及巨大的成效实践并推进着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拓展了城市民族工作,读后令人鼓舞且发人深思。

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时曾指出::“温州作为国家和浙江省多项改革的试验区,是个敢于创新、善于创新的地方,是个能出经验、出好经验的地方。”“我对温州有一个很大的希望,就是希望温州把这部创新史继续写下去,探索新的规律,创造新的业绩,写出新的经验,为全省带好头,也为全国作示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温州模式”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中国价值”。

近年来,温州以“四微”(微组织、微窗口、微热线、微平台)建设为抓手,全面推进城市民族工作,成果斐然。我相信,如同发展市场经济的“温州模式”一样,温州在城市民族工作方面的探索和创新,也必将为全国提供更多有益的借鉴。

除了温州,深圳特区也有说不完道不尽的话题。

1991年第一次到深圳,我只是对如雷贯耳的特区有了走马观花式体验。1998年,两次探访深圳华侨城。从中国民俗文化村、锦绣中华微缩景区,到世界之窗、欢乐谷;从早期的创始人、当时的掌舵人以及立下汗马功劳的高管,到普通的少数民族员工……我兴奋地发现:作为曾经创造过一个又一个全国记录的国有大型企业,华侨城还有一些鲜为人知的“中国之最”:民族文化特色最鲜明,少数民族管理人才和员工发挥作用最突出,员工中民族成份最多,特区中拥有少数民族员工最多……总之,华侨城既是我国改革开放和侨务工作的窗口,更是我国城市民族工作和民族团结进步的窗口!

深圳归来,我写下长篇通讯《在深圳展现民族风采》和《窗口——深圳华侨城民族团结纪事》。

2003年,在《海边的家园》报道中,我们着力探究了深圳多民族城市的形成——当时深圳已由单一汉族的小县城,发展成为少数民族人口达22万多并且继北京之后第二个拥有56个民族成份的特大城市。

深圳少数民族人口的增长,集中出现在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末期。1964年到1982年的18年间,少数民族人口增长3.5倍;但1982年到2000年的又一个18年,却增长了600倍,而同期全市总人口仅增长35倍多。1979年深圳仅有少数民族4人,1982年为378人,1990年为11795人,2000年达21万多,10年增长近20倍。1964年到1982年,少数民族成份仅增加两个,但从1982年到2003年却增加近50个。就这样,深圳的少数民族人口超过许多老城市,成为广东省少数民族人口最多的城市。

“来了,就是深圳人。”深圳敢为人先地开展民族工作,展现出特区勇于开拓、不断创新的风采。如果说《窗口——深圳华侨城民族团结纪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深圳的发展变迁,那么《海边的家园》则全方位地展现了更为宏大和纵深的深圳。

深圳,无疑是整个珠三角城市群的缩影。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进入各民族交流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时期。而广东的珠三角,是这一历史性社会变革中最具代表性的地区。

珠三角城市群,包括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江门、中山、东莞和惠州、肇庆等9个市42个县(市、区),面积占广东省总面积的五分之一,人口占广东省总人口的近三分之一。历史上,珠三角的少数民族人口极少。除广州和肇庆有少量之外,许多城市过去都是单一的汉族社会。1982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时,如今的广东省范围内实有少数民族人口20万(其中,粤北、粤东、粤西的瑶族、壮族、畲族就占了18万多),珠三角的少数民族人口总共不超过两万。此后,情况有了根本性的改变。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达到6.84万;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猛增到120多万。不仅少数民族人口大量增加,而且55个少数民族齐全。2000年,珠三角的少数民族人口,占全省少数民族人口总数的68%多,成为广东省少数民族人口最多的地方。如果加上流动人口,数目更为庞大。

无论少数民族通过何种渠道进入珠三角,其分布整体上仍然是大分散、小聚居,呈现相对集聚、彼此依存的态势。毫无疑问,广泛接触与深度交往,是相互适应的缓慢过程——珠三角城市如何更快适应少数民族群众,为其创造良好的环境?少数民族群众如何奋发有为,尽快适应珠三角城市的新生活?

珠三角的困惑,其实也是全国城市民族工作面临的境遇。令人欣慰的是,实践证明:同全国一样,经过这些年的艰辛努力和不懈探索,珠三角民族关系中出现的互不适应的状况只是暂时的,而各民族之间的双向适应势不可挡——56个民族的兄弟姐妹在此和谐相处、共同发展,是新世纪珠三角的人文新景观。当今中国,这种美好的愿景也正在成为触手可及的现实。

当然,这些年,在关注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城市民族工作的同时,我们还对中西部民族地区城镇化进程中的城市民族工作给予了应有的重视——进城了的少数民族群众日子过得怎么样?这一直是我们采访报道的一个重点。


(五)



与曾经的西方相似,中国同样存在传统城乡差异演变为近代城乡对立的过程。

就像当初“陈奂生”进城,新来的移民,不得不从熟悉的生存环境或主动或被动地置身于陌生的天地。因流动所造成的家庭、生计问题,聚散离合中亲情、友情、乡情乃至民族情的茫然,不仅改变着他们的当下,也改变着他们的今后;不仅改变着他们自身,也改变着周围的环境。人们刚进入城市,其中大部分不可能很快成为完全意义上的市民。而由这种区别所带来的居所、就业、医疗、社保以及子女就学乃至宗教生活等问题,都会成为个人归属城市不得不面临的障碍。尤其对于少数民族来说,由于语言、文化传统、饮食习惯、宗教信仰等方面的特殊性,不仅要直面基本的生存适应,还要应对更为深刻的文化和精神适应,并且这些问题常因城镇化的大尺度和高速度而被无限放大。他们面临的挑战会更多,困难会更大——新的生活还没有拥有,旧的一切已然远去。新旧交替间甚至会生发某些乱象,即文化的失范。这样的穿越,让人喜忧交加。

西方先贤亚里士多德说过大意如下的话:城市因人类生活发展的需要而形成,城市的存在却是为了“生活更优良”。综观人类发展史,城市最伟大之处,莫过于为人类提供了一个身心栖息、精神皈依之地。

在人本主义的美国城市规划学家、哲学家刘易斯·芒福德心中,城市就像爱的容器,盛满对人的关怀和陶冶。这与中国古代“宽以居之,仁以行之”的君子道义,不谋而合。“最终,一座伟大城市所依靠的是居民对他们的城市所产生的那份特殊的深深眷恋,一份让这里有别于其他地方的独特感情。”惟有“爱”,市民尤其新市民方有可能找到价值认同、情感寄托、精神皈依,进而激发出创造激情和生活热情,去共同铸就真正的城市文明。一座城市的魅力与活力,除了经济指标,还体现在精神文明的刻度与感召力,蕴含于对少数民族群众的接纳以及少数民族群众融入的广度和深度。

人心归聚,精神相依。重视城市物质条件改善的同时,更要设身处地关心从一种轨迹切换到另一种轨迹的少数民族。让他们无论工作、生活在祖国大家庭的哪个地区、哪座城市,都感到自己是平等一员,能找得到称心工作、交得了知心朋友、做得了和睦邻居、结得下美满姻缘、过得上踏实日子、当得上合格市民!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何尝不是城市与少数民族群众之间接纳和融入的内在规律。

“自强不息”,对应着融入主体,是少数民族群众直面现实、开拓进取从而更快更好变身市民的真实写照。这需要实现人的现代转型,使其无论在劳动技能上还是在文化素养上都能与城市生活相契合相促进。

“厚德载物”,对应着接纳主体,是城市通过大爱来浇灌城市精神土壤、丰盈城市文明以帮助新移民更好融入的生动概括。尤其要换位思考少数民族群众的特殊需求和合法权益,顺势而为地温暖人心、凝聚人心。

宜居宜业、人生出彩、团结和谐——这既是我们要实现的“城市梦”,也是城市民族工作的职责和使命所在。

“天与火,同人。”在拥有众多民族、文化多元的城市,各族群众更容易做到将心比心、以心换心,也更乐于在朝夕相处的日常生活中手足相亲、守望相助。这,已经成为城市光彩夺目的亮丽风景,成为“城市梦”的理想境界。


(六)



1997年底,参加“面向21世纪的中国畲族社区研讨会”期间,我们有幸采访了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习近平。

在福建工作的17年里,习近平同志始终心系少数民族群众的冷暖,牵挂民族地区的发展。他既从一地一族群众的生产生活着眼,又从各民族共同发展的国家大局出发,他当时说的话、做的事,今天重温起来仍觉得振奋人心。

采访中,亲切随和的习近平同志与我们促膝交谈。他对福建的民族工作了然于心,娓娓道来。他说,城市民族工作是福建民族工作的一个重点,福建在这方面的经验是抓小事、抓倾向,致力于为外地来闽经商、打工和学习的少数民族提供服务,为本地少数民族解决好生活中的具体困难。1990年4月,习近平同志开始主政省会福州。虽然福州的少数民族人口相对不多,有8万多人,约占全市总人口的1.3%,但他依然保持着对做好民族工作的投入和思考,对少数民族群众依然牵挂在心。其间,他曾亲自为少数民族群众开办清真饭馆的用地问题协调各方,直至妥善解决。调到省委后,作为分管民族工作的副书记,他更是为此倾心倾力。“我们的事业方方面面,千万不能漠视少数民族事业这一重要方面。这是一个原则。基于这个原则,我们有必要深刻地思考关于促进少数民族共同繁荣、富裕的几个问题,我们的出发点和归宿是要巩固民族大团结的基础。”习近平同志在后来被收入《摆脱贫困》一书的长文中,这样写道。

记得那次采访结束时,习近平同志强调指出:福建民族工作要做到两手抓,即一手抓农村的民族工作、一手抓城市民族工作,要“努力把福建建设成为中华民族团结进步的窗口”!

采访习近平同志的经历早已铭刻于心,他关于城市民族工作的谈话精神更是让我们受益良多,成为我们的根本遵循。

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站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历史节点,追梦圆梦,城市民族工作大有可为,可大作为。

让我们跟随少数民族同胞一起“进城”!

城市民族工作的伟大事业波澜壮阔,做好舆论宣传也是其中的一项重要任务。为了全面真实地展现各地认真学习领会、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的得力举措及重大成果,展现新形势下城市民族工作的新探索、新动态和新趋势,展现“让城市更好接纳少数民族群众、让少数民族群众更好融入城市”的时代风貌,展现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引领下城市民族工作的大好前景,《中国民族》杂志与有关部门联合推出了《手足相亲  守望相助——百名书记市长谈城市民族工作》特刊。

讲好城市民族工作故事,宣传好城市民族工作形象。这期特刊,便是对行进中的全国城市民族工作的精彩呈现,也是我们记者“进城”的积极尝试。

2010年上海世博会“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主题令人印象深刻。现在,我想说:城市民族工作,让城市更美好!





2015年12月12日

定稿于新疆喀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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