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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牧在别处
2016-06-30 02:03 作者:宝音贺希格 来源:《中国民族》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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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的草原    苏德夫/摄


蒙古包方向

蒙古包,在绿色大地上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白点。可是如果它旁边有一条流淌的河流,就大不一样了。它会变得有动感,有一种内在的韵律,甚至可以用“欲飞的天鹅”来比喻。我深知,蒙古包与世界上任何房屋一样,内涵了人生酸甜苦辣的“交响”,但我们依然如此赞美这圆而小的空间,以求吉祥美好。

小时候,每年夏天我都是在夏营地度过的。那时,我们住在蒙古包里。住蒙古包,对夏天乐园的孩子们来说,几乎只意味着“吃”和“睡”。蒙古包是我们的“巢”,与小伙伴们玩累了,才飞回各自的巢里,充饥或睡眠。我们的其余时间都与一条河息息相关,游泳、抓鱼或者无忧无虑地在岸边游荡,“野”得不亦乐乎。不知不觉中,清澈的河水也静静地流入了我们的生命。

那条河叫哈黑尔河,源自西乌珠穆沁旗与阿鲁科尔沁旗交界,一路曲折迂回,进入科尔沁平原,与辽河汇流,最终入海。如果说,大海是很久很久以前奔腾着远去的蓝色马群,那哈黑尔河一定是一条缰绳,放纵了它们。这条绵绵细长的缰绳千万年未曾断过,成为我们祖祖辈辈与大海保持联系的一根神经。每年春暖花开时,我在河岸上能闻到海的气息,那是候鸟捎来的消息。它们不远万里,从遥远的海边顺着这条河流飞回来,在这里生儿育女。

兰斯顿·休斯写“我的灵魂变得像河流一般的深邃”时,想的是举世闻名的大河。例如,河畔有金字塔的尼罗河。我也跟他一样了解河流,知道我的哈黑尔河深邃。她的河畔上也有温暖生命的“金字塔”——蒙古包。

“蒙古包”一词应该是他称,传统的叫法只有一个词:“ger”,发音和语义均与“家”相同。它无棱无角的圆形,意味着“天圆”。它没有院落,也不用上锁,出门便是世界。

我们的蒙古包在河的左岸,距离只有五六十米之远。因为它的左岸高伟,我们不用操心洪水突然来袭。哈黑尔河——这首百听不厌的古老长调,“醒也听见,梦也听见”。我一直在写这条河流,仿佛她是我的墨水乃至灵感的源泉。一个冬夜,我躺在城里18楼的木床上失眠,听着暖气管里哗啦啦的水流,时而产生一种“幻听”,忘记现时,觉得自己正在哈黑尔河左岸的蒙古包里想入非非。这是刻骨铭心的记忆,我写下了“只有在你的岸边/我与石头一样缓慢//而在你岸边的石头内/我却水一样奔流”这样的诗句。

我为什么不说东岸,而是叫左岸?虽然在蒙古语里“左”与“东”往往表达的意思是相同的,然而我相信,在汉语里的“左右”与“东西”相比,更属于身体,或者更贴近我们的心灵。这与蒙古包的方向有关联。它的门永远向着午时的太阳,向南,与哈黑尔河滔滔流向一致。在这种向南的世界里,我们自然形成了左即东,右即西的认识。我就是这样,自小向着正午的太阳,走向我的东西南北,走到今天。

在蒙古语中,右手有“正确的手”的意思,这跟人类中右撇子居多有关吧。我的童年,右边拥有一条母性的河,对任何事情似乎不用担心,一切都可以“顺流而下”。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刚来北京不久,分到一间10多平米的砖瓦平房,门是朝北的。起初,我不太习惯,觉得很别扭,早晨上班时总是产生太阳从西(右)边出来似的感觉。后来,我终于想到一个可以安慰自己,而且很有说服力的理由:朝北等于朝故乡,我的每天可以向北启程。但这种“更正”也未能改变我的蒙古包方向,我依然在心里坚持着我的“左”和“右”,去分辨世界的方向。

母亲打开天窗,正是天亮时分。哈黑尔河左岸的早晨,仿佛从天而降。这已是40多年前的清晨,走出家门,青草之香扑鼻而来,几乎可以听到露水的呼啸。而我如今在偶尔能够看到月亮也会十分惊喜的城市,在倾听自己血管里呼啦啦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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摔跤手和小姑娘    苏德夫/摄


长调——风中的指纹

独自一人游牧在广阔的草原上,情不自禁地唱起长调。这是游牧人常有的事情。此时,歌声是一种释怀,也是对自己生存的某种确认,又像是可以依靠的伙伴。

草原上盘腿而坐,放眼四野,你似乎就成了这里的中心,或者主人,一切仿佛触手可及,可以安坐拥有。但是坐久了,却无法起身,一片白云静止在蓝天上,也会使你一动不动,只成为无尽之上的一个点。这是一种“空”的压力,承受它,需要支撑点——歌词寥寥数句的长调就是那种支撑点。只要听到自己的声音,你就能够确定自己,实实在在地存在于这个世界上,与青草飞鸟在一起,与默默降生的小生命们在一起,像是听到了自己的心跳一样亲切而具体,心里也便涌出与草原默默相对的勇气。

长调,就是这样,一代又一代被遗传下来,成为一种天赋,活在生命深处。于是,世上也多了一个想象世界,和抒发情感的美妙方式。世代游牧的蒙古人用这种独一无二的方式,将他们的悲伤和欢乐唱到今天,唱到天边。

我遇到的游牧人一般都是沉默寡言,腼腆谦和,乃至令初次见面的人觉得有些冷漠。因为,直面的虚空使他们感悟到语言的苍白无力,以及个体生命的渺小与脆弱。那里只有自己跟家畜、自己跟大自然、自己跟自己的对话,这种对话始终在无言中进行。如果能偶遇一个人,抑或听到“人的声音”,他们会有难以言表的惊喜和慰籍,而这样的情感是内向的,甚至他们露出的笑容也略显笨拙。

蒙古族有个谚语:“孤儿能歌”。这里的“孤儿”,在广义上与“孤寡”、“孤独”相同。歌声,总是在敏感的瞬间响起。

长调歌词简练,曲子悠长嘹亮,风格悲亢含蓄,这跟那些天生的歌手们常年与世界相处的特点,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当然,长调的一切,归根结底还是离不开草原这个“舞台”的无边无际,以及所谓听众的“缺席”。

长调歌词,如同马头琴的两根弦,和游牧点袅袅升起的几缕炊烟,形似简单,但意味悠远。这决不是那种刻意的、或技巧层面的“惜字如金”,而是一种自然而然的“低调”和“内敛”。在神奇博大的自然面前,他们如此呈现,是顺其自然、敬畏自然的结果。再多的言语也无法抵达的遥远与深邃,可以用悠扬婉转的曲子抵达。例如,在我的故乡内蒙古阿鲁科尔沁旗,常有一些母驼、母羊嫌弃自己刚生产的孩子。这时,慈祥的额吉(母亲)就给它们哼唱长调,几乎没有什么词,若有马头琴伴奏,效果会更加完美。它们听着听着,回心转意,甚至潸然落泪,最终接受自己的孩子。我不懂音乐,但懂长调,这好比是那些母驼和母羊,被长调感化一样自然。我知道,长调中具有使人和家畜同样被打动的神力,那是超越语言属性的力量。

小时候,夏天的黄昏,是一天中最让我莫名伤感的时分,冥冥中感到有些不安,遐想着毫无秩序的远方⋯⋯那时,听到牧马人唱着长调,悠哉悠哉地放牧归来,歌声像一条悠长的路,把我带到遥远、开阔的明亮之中。由于如此刻骨铭心的印象,我至今深信,牧马人唱的长调,是世界上最美的音乐。草原上的每一个牧马人,都有讲不完的故事,因为在那里他们行走的人生半径最长,所见所闻自然也最丰富。因此,他们胸怀里的长调,从浑厚低沉的嗓子里流淌出来,与他们走过的路一样漫长。在这样相似的“漫长”里,牧马人、马、套马杆都是生动的歌词。

我是在祖父祖母的呵护下长大的。祖父是家乡远近闻名的长调歌手,祖母则是性情沉静的人。那时候,我喜欢跟着他们去参加族人的婚礼。婚礼,自古以来就是长调民歌尤为“大显身手”的场所。那里有听众和观众,但是唱歌几乎没有表演的成分,歌者微微闭上眼睛,听者轻轻屏住呼吸,悲伤与陶醉浑然一体。歌声回荡、伸张、飘逸、渲染,送亲的人们依依不舍的悲情,以及对苦短人生的消解,尽在其中。

今天,长满了焦虑和噪音的草原上,再也很难产生长调,她原有的辽阔与孤独似乎已经消逝殆尽。长调的“现时”只属于往日,它是留在风中的指纹,每个缓慢而美妙的波折音,是一个个乡愁的弧线,连在一起,回旋着向北、向昔⋯⋯


马头琴——另一种故乡

大概是六七岁的时候吧,在一个下毛毛雨的晚上,我跟父亲叠骑一匹马回家。马虽然比较老实,但我还是不小心从马背上摔了下来,落到马的四脚之间。或许那次受到的惊吓不轻,之后我一直不敢骑马。作为一个蒙古男人,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有失体面的事情。我离开家乡,在外奔波多年,常有人问我:“你是骑着马长大的吧?”我的回答让他们失望——他们以为,在牧区生长的我擅长骑马是天经地义的。

我父亲是驯马能手,也是做马具的巧匠。我没有继承他的这些本领,但是喜欢马,喜欢用马来比喻美好的事物。

在我看来,马群就是交响乐队,牧马人用套马杆指挥着壮丽的乐章,让草原、山坡、丘陵充满动感和生机。听到马的嘶鸣,哪一个蒙古人心灵最柔软的地方不被触动呢!马的几种步法,也极富节奏感,四蹄巧妙地敲打着大地,那是天地之间的心跳或脉动,博大而强劲有力。

对蒙古人而言,马是超越动物,超越工具的存在,是他们生命的延伸、爱情的隐喻,甚至是“风马”本身。所以,他们以数之不尽的诗篇、民歌,动人的寓言故事⋯⋯描述、赞美他们心爱的马。甚至可以说,“马头琴”这个艺术作品的主题就是马。

马,始终让我无限神往,在我心里它如同飞鸟,充满诗意。马驹,一出生就挣扎着站起来,四条修长的腿颤抖着,似乎是在试图稳住不停旋转的地球。马一辈子除了打滚,几乎不会躺下来,睡觉做梦都站立着,这是它与生俱来的清醒。一旦无法站立,就意味着死亡的来临。有一次,我问祖母:“马站立时,它的一条后腿,为什么总是那么小心翼翼?”祖母说:“那条腿下面,有人在长眠。”

马,给蒙古人赋予了与众不同的高度——跨上马背,他们的“地平线”自然会升高,随之,天边也变得不再遥远。四季游牧和古代远征,想必都与此有关。而马给他们的深度,却蕴藏在马头琴声里。

如果没有马,我们拥有马头琴,是一件无法想象的事情。无论是琴体还是音色⋯⋯它的所有,都离不开神奇的生灵——马。如果没有马头琴,我们也会少了一根与马一样敏感细腻的神经。

马头琴,既是马的音乐,也是马的雕塑。它不仅留住了牧童苏和的一匹白马,以及成吉思汗的“八匹黄骠马”、“两匹骏马”⋯⋯也留住了“万马奔腾”正在远去的震撼。因此,说它是马的全部“痕迹”,毫不为过。

马头琴的两根弦,似乎是过去和未来在同行,而它的弓,则是我们今天不间断的行走、徘徊、留恋。

蒙古人约有160种乐器。有人写过,“马头琴与长调一起被称为蒙古音乐的一对金翅。”为什么如此之多的乐器中,唯独马头琴如此受到蒙古人的青睐,这当然与它的母体——“马”有关。因为马本身就是从天上飞来人间的乐器,而马头琴,更是它最美丽的化身。

如今,草原的很多地方都见不到马,它们逐渐被真正的“铁蹄”所替代。有一位牧民曾经跟我说过,每天骑摩托放羊的他在野外偶尔看到一匹马,喜出望外,久久舍不得离开。我想,他那时的心情应该十分复杂——不会讲母语的人,羡慕会讲母语的人,也有类似的感慨吧。

我翻译《人与生物圈》杂志“蒙古马”专辑时,曾经伏案而泣。一个人如此默默落泪,如同马头琴突然发出沙哑的声音,有一种苍凉无助的感觉。策划者们发出了这样的追问:“驰骋内蒙古草原几千年的生灵为什么如今迅速走向消亡?”消亡的不仅仅是作为“五畜”之一的马,更重要的是一种自由奔放的精神以及大地天成的壮美音乐。

无论是鼎盛一时的匈奴、契丹⋯⋯还是曾经君临天下的可汗们,在蒙古高原苍茫无际的时间里都是转瞬即逝的存在。然而,这匹以音乐为载体的“骏马”,没有随风消逝,完美地留了下来,这无疑是莫大的幸事。于是永恒的马头琴,成为我们的另一种故乡或另一个母语。

布罗茨基在《黑马》一诗的结尾写道:“它在我们中间寻找骑手。”而我们,今天在琴声里寻找马。


敖包时间

前几天,跟一位久违的同乡诗人喝酒,聊到家乡的点点滴滴。我问他:“我们的敖包山,到底有没有祭祀仪式?”他说:“我也没有参加过。据说,不知是哪一年,突然祭了一次,结果五月天下起了雪。”这是诗还是童话故事,不得而知。 

敖包山,在我现在的家西边。刚懂事的时候,有一个比我大几岁的男孩跟我炫耀自己游玩了很多地方,甚至还上过敖包山。可见,当时敖包山之远。他还一本正经地告诉我:“到了敖包山顶峰,举起套马杆,就能触天。”我听完他这番话,羡慕之余顿时有一种奇妙的兴奋,仿佛一道闪电静静划过我身心深处。可惜,那股兴奋劲儿只是一闪而过,我还是觉得他说得不靠谱,便对他说:“那不可能!”他说:“不信,你自己去试一试,还能听到卡嚓卡嚓响声呢。”他那自信满满的样子,天空好像就是由无数个石片组成的蓝色天棚,触杆可及。那时,我太小,登上敖包山顶峰,只能说是一种奢望。

后来,那个男孩又一本正经地告诉我:“其实,我也是听别的孩子那么讲的。”现在回想起来,我们村的孩子们,都是听着这古老而美丽的“谎言”长大成人,一个个异常好奇地登上敖包山的吧⋯⋯

我是“手及鞍鞒,脚及马镫”时,第一次登上敖包山。从顶峰仰望,天空湛蓝得那么深不可测,遥不可及。所谓能够触及它的套马杆,也许是一种让人无限幻想的形而上存在。

自小至今,我的四季始终以敖包山为中心更替。无论走到哪里,在心里总是有敖包山在提醒,所处的地点和方向,就是童年时期的地点和方向。那传说中的“套马杆”,不仅能套住烈马,还套住了时间。

1993年,是我到日本留学的第二年,是年3月,我头一次观赏樱花。在纷纷飘然的花瓣中,我突然觉得,自己好像是在敖包山北坡,在羊群旁,在雪地给接羊羔的母亲帮忙。我们的春天就在那里。从那儿左拐,到敖包山西侧便是哈黑尔河畔的夏天。同样,在北京,香山枫叶红遍山野时,我也感觉到自己似乎是在敖包山西南坡上,望尽候鸟南飞,莫名地感伤。从那儿再向左,慢慢绕到敖包山东边,就是白雪纷飞的冬天。四季与敖包山四面如此重叠,使我分不清是时是空,这对我而言,是永远难以更正的“错觉”。那时那地,一直是我的现在,我始终是与我的敖包山一起,行走于世界。

在异国他乡见过好多高山峻岭,回到离别已久的故乡,我发现——敖包山原来是那么低调的山。然而它是我时间的轴心,是我从时空中“出走”的一个口。

一块块普通的石头聚集在一起,日积月累,越来越高,越来越神奇,仿佛是在慢慢还原一种超验的凝聚力。无论如何着急赶路,只要途中遇到敖包,我们都会下马下车增添供石,按照时针方向将其默默转三圈,祈祷平安无事,然后向目的地继续前行。久而久之,在敖包周围,乃至以敖包山为中心的我的宇宙里,有无数个无形的圆环在循环。无论是我们一年的游牧将敖包山向左转一圈,还是行人在路上将敖包向右转三圈,营生和祈祷均在那圆环上。在那里天会低下,地会上升。敖包上随风飘扬的哈达和“风马”告诉我们,天地正在相会。我们在聆听它们无声的对话。

人活在世间,常感到无奈,因此有时对自己失去信心,也是十分自然的事情。我在《敖包》一诗中曾经这样写过:

“⋯⋯天神坐在温暖的石头里/一直向人祈祷/最终失去了时间”。

这里所说的,当然是现实时间,也可以说是一去不复返的线性时间。但是我在此时此刻还是想到了我的敖包山。它的时间是轮回的,又是上升的。它不是一夜之间形成的巨大石堆,它的每一粒砂石都是我们每分每秒的新鲜印痕,它们包含着静默而神秘的信仰力量。对信仰虔诚、永葆童心的人而言,它的“天”是触手可及的。

如今,我们不再游牧,在敖包山“冬天”的位置上定居多年。可是,我依然将敖包山的东西南北以四季来命名。这样,会有一种美妙的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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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敖包    苏德夫/摄


会疼痛的文字

牙、辫、角、肚、尾⋯⋯说起这些词,你会马上联想到动物。然而,它们却是蒙古文字各笔画的名称,类似汉字的横、竖、撇、捺等。

 从识字开始,我就相信,这个文字会奔跑。

七岁那年的冬天,我跟父亲去放羊,我们在敖包山脚下找一个向阳的地方休息。父亲默默抽着旱烟,突然跟我说:“爸爸教你写名字。”为什么不是在家,而是在野外教我写字,我想不明白。也许没有什么深奥的理由,父亲只是想给我一个小小的惊喜。

那是一个晴朗的下午,空气清冽,朔风静止。在沙土上,我学着父亲,用右手食指一笔一画笨拙地写下了自己的名字。我的名字头一次跃然地上,我有点喜出望外。它既是我的名字又是我的指印,带着一种清醒的体温。那是我第一次写字。

父亲是个地道的牧民。我刚懂事的时候,他先后兼过嘎查(村)的保管员和会计。有时外出办事,几天不回家。于是我就有些迫不及待,问祖母:我的手指像不像父亲。祖母总是笑言:那当然啦,是一模一样的。听了这句话,我就高兴。其实,何止是手指,连我的笔体都是随父亲的。

从那以后,我反复地写自己的名字,在纸上,在沙坡上,在雪上,在静静的河面上,甚至在空中,似乎是在试图——打开无数个小窗,向外探头和呼吸。在大自然的怀抱里,我执著地到处“签名”,如同一只小野兽本能地学会本领。

我与我的名字一起长大,1971年春天入学。九岁才上学,有两个原因:一是听姐姐讲,在一年级有几个蹲数年的大孩子,我自然考虑到自己将会遇到的麻烦;二是我不愿放弃不驯不羁的“野”生活。

这个姗姗来迟的春天,给我带来了一股油墨之香。我开始被文字慢慢洞开。

据我了解,蒙古文字是世界上惟一的“竖写体”文字。每个字高矮不一,不受方格约束,富有游牧特点。字由上至下,文章从左往右,顶天立地,节奏流畅,空间豁亮。无法度量的空旷高原,或许最适合以这样的文字来描述。文字如同草木,顺着雨和阳光生长;也与小溪一样蜿蜒流淌。这段在别人看来过于自恋抒情的语句,表达的正是我对蒙古文字的热爱和珍惜。

父亲不善言辞,一辈子与近似残酷无情的辽阔和只会偶尔用简洁的声音表露情感的家畜们打交道,沉默几乎成了他的主要交流方式。然而,寡言不语的他给我留下了这十只每天可以激活文字的手指,以及带自己指纹的字体。今天,我写的和说的,想必都是他沉默一生的内涵。

我的工作每天离不开文字。审稿时,最让我感到不快的就是错别字。随着手写时代的渐行渐远,残缺不全的字,稿件里随处可见。我深知,一个字,若是缺一个“牙”或者少一个“肚”,都意味着“疼痛”。当然,疼痛的,不单是文字,还有通过文字感知的所有。反之亦然,多了一个“牙”或“肚”,也会让文字浑身不舒服。文字也是一种肉体。

现在,我经常用这种十分独特的文字把我的梦想、烦恼、挣扎以及愤怒等所有生命信息输入电脑,或者向远方发送传递。偶尔会觉得自己的思维有些跟不上跃动的十指。时间长了,我不得不承认,自己的手指们已然习惯于用文字思考。

我至今依然觉得蒙古文字是奔跑的,像一匹神奇的白骏马。我骑着它一路奔跑,一遍遍走进远方。世界逐渐变得透明,与它的混沌或复杂一起。我用这个文字拆开世界,重装世界。

文字占据的所有地方,我都想叫做我的故乡。它们与那年冬天的一个下午有关。甚至更深远。那里是土壤肥沃,植物茂密,生命旺盛的地方,时刻让我向往。

一切都与别人一样,那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这个声音并不弱。我记得,美洲印第安纳瓦霍部落一位酋长曾经说过:“如果你不再呼吸/空气将不复存在/如果你不再行走/大地将不复存在/如果你不再言语/世界将不复存在”。是啊,如果你不再书写,你和文字也将不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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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吉(母亲)    巴义尔/摄


母亲的白

在我儿时的记忆里,“白”是我们家人,尤其是最爱干净的母亲常说的一个词。它如同一棵“洁白乳汁的植物”,在我时刻呼吸的空气中散发出淡淡的芬芳,慢慢渗透到我心肺。

对于“白”,我从小就有一种特殊的信任。这个“纯白”的信任,有时甚至达到使我毫无防备的地步。原因并不复杂,我是在“白”的转义十分丰富的语境里长大的。在蒙古语里,“平坦”、“善良”、“纯朴”、“天真”、“直率”、“真实”、“真正”等等,都可以用“白”一词来表达。例如,用“白月”可以表达“正月”与“皎洁的月亮”两种不同的意思。

经过时间漫长的调和,“白”悄无声息地超越了颜色,成为人内心的一种温度或深度。当然,它的内涵是绚丽多彩的。

几年前,从电视新闻里得知,一些奶农因为找不到买家,将牛奶一桶一桶倒掉。我把这个消息告诉母亲,她百思不得其解,惊言:洁白的牛奶,哪能说倒掉就倒掉了呢!母亲认为这可谓是福分竭尽的行为,真是太可惜了。在她惟一的语言里,“福分”,是可以用“白”来做定语的。再者,她有自信从“白乳”里轻而易举地提炼出金子般的黄油,也可以使液体奶凝固成美味可口的“乳雕”——制作奶豆腐的模子刻有多种多样的吉祥图案,所以说奶豆腐是“乳雕”,我觉得十分恰当。

有一次,我们在家里聊起“毒奶事件”,母亲在旁边听,不言一语,脸上显露出从未有过的疑惑。白,在她看来,像一件精致完美的细瓷容器。现在,这件瓷器出现了裂纹,自然令她感到恐慌,不知所措,甚至失语。在她的词典里“毒”和“奶”,是永远不能结合在一起的。我记得,母亲常说一个谚语:“粗针大的白,可以弄白骆驼大的黑”,可是如今她坚信不疑的白的象征体系,正在被无情地瓦解。

母亲最后一次从北京回去的前一天,我们去附近的一家商店为她买一些带回去的礼物。有两样东西,她最喜欢送人:一个是小银饰,另一个是糖果。这一白一甜,足以说明我额吉一生的崇尚。她送礼的人,除家人就是那些对她有过帮助的人。我现在每次走过那家商店柜台,都会想起母亲挑选银饰和糖果的可爱模样。可如今物是人非,她已经不需要任何礼物送人。

前年夏天,接到母亲病危的消息,我飞速赶回老家。她奄奄一息,已经不能说话,几乎不能睁开眼睛。我抚摸她的手和额头,感觉生命的“温暖”正在从她的身躯中退却。不久她离开了人世,这意味着那条为我们奔流了七十多年的白色河流汇入银河,一去不复返。

当读到蒙古诗人巴·拉哈巴苏荣“像故乡白多明安群山一样/我头上落下雪霜/幼时吸吮的母乳/向外溢出的时候”的诗句时,我不禁惊叹:原来头发最终显露的是母乳贞洁的颜色。半百之前,我的头发已经花白。有些朋友善意地劝我染头发,说那样会显得年轻、精神。可我不想以人造颜色来毁掉我最本真的白,它既属于我,又属于我母亲乃至我祖先。我珍惜我的每一丝白发。台湾诗人余光中在《五十岁以后》一诗里也写过白发:“五尺三寸,顶上已伸入了雪线”。这“雪线”,是鹰的高度,也是一个男人知天命之后俯视前半生的高度。这两个诗句,具有异曲同工之美。

用清晨纯净透明的露水给母亲熬一壶奶茶,这是很多牧民孩子小时候的梦想,我也不例外。然而这个童话般的梦想却一直未能实现。我只给母亲洗过一次头,发现她的头发全白了,一尘不染,可以用“皑皑”来形容。那鹤发的白源自我外祖母的乳汁。写到这里,我仿佛听到一条古老而生生不息的河流在呼啸。由白变红⋯⋯由黑变白。

“白”,是母亲给我们种下的一朵花,只有常听到我们在呼唤它的名字才能够愉快地生长、盛开、结果。我喜欢叫它为母亲的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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