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多年前我在中俄边境的一个东北小镇上旅行，桦树林里突然冲出一群小孩子，他们呼啸着向我奔来，期望分享到几块糖果或者铅笔橡皮。我随身携带的小玩意儿不多，三个后来的小家伙什么也没分到。望着他们快要哭出来的小脸，我正要开口，不想他们同时转向一个男孩，抢过男孩手中的铅笔迅速跑开，跑出一截安全距离，他们冲着男孩齐声大喊：“阿沙，二转子！阿沙，二转子！”听得出，喊声里含有戏弄与嘲讽。被抢去铅笔的阿沙，满头红发，看得出有明显的俄罗斯血统。此时的他，脸色惨白、一声不吭。

当地土语中，“二转子”如同北京土语所言“串秧儿”，用于称呼不同民族结合而出生的后代，带有侮辱性。少不更事的孩子，缺乏对他人的尊重，本来并不值得大惊小怪，但这件事让我深思，并对异族联姻的后代产生了接触、了解的兴趣。

人类自产生起就在迁徙，自然灾害、社会动荡、经济诉求等因素促使人口流动；流动伴随着不同族群间的交流与融合，因此而产生的异族通婚现象一直是人类学、社会学重要的研究课题。中国作为一个地域辽阔、人口众多、民族众多的国家，中华文明五千年延续不息、包容并进，流动与交流从未停止。如今，发达的交通网络进一步降低了流动成本，各民族间交流空前频繁。愈来愈多不同民族的年轻人离开故土，在新希望中遇见“不一样”的你，组建民族混合家庭、养育后代。

尽管我国有关法规明确规定：“不同民族的公民结婚所生子女，其民族成份在满18周岁以前由父母或养父母商定；满18周岁者由本人决定，年满20周岁者不再更改民族成份。”然而，或许“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又去向何方？”这一永恒的哲学话题，对于那些不同民族联姻者的后代，总会有着不同的答案。下面，就让我们认识三位异族联姻的后代。

阿娜尔（维吾尔族、汉族）

少女时代的阿娜尔有着惊人的美丽：黑发黑眸，立体精致的五官始终忧郁着，成就一种无法言说的古典美。即使在风气并不很开放的上个世纪末期的边疆，在公共场合，中学生阿娜尔总会成为一道风景。这个有着典型维吾尔族面孔的姑娘，听不懂一句维语却会说些维语。

阿娜尔的父亲是新中国第一批少数民族大学生，在北京度过4年教育专业学习的时光。与学业同时收获的还有爱情：同门师妹、一位土生土长的北京姑娘跟随他回到家乡，投入到边疆建设之中。很快他们有了孩子，忙碌的工作及接连降生的新生命，让这对年轻的夫妇措手不及，他们决定把两岁的二女儿阿娜尔送回北京姥姥家抚养。这一送就是12年。

那是一个生活在大家族、名叫小琪的小女孩，在北京胡同中快乐奔跑的生活。异域面孔、能歌善舞、乖女禀性使小琪得到了格外的注目与疼爱。除去饮食上的坚持，维吾尔族文化及生活方式显得神秘而飘渺，如同《掀起你的盖头来》的歌声，方熟悉旋律，就已结束。只有在节庆期间穿上漂亮的艾德莱斯长裙，长途电话中父亲孜然味儿浓重的汉语，使阿娜尔得以暂时回到小琪的身体里。初中毕业，14岁的小姑娘告别北京，孤身坐上火车硬座，回到父母姐妹身边生活。从北京至乌鲁木齐火车走了四天三夜，而从汉族小琪走到维吾尔族阿娜尔的人生，才刚拉开序幕。

在父母身边阿娜尔开始了高中生活，成为民考汉学生。父亲特地为她选择了一所民汉合校的汉族班，以便她尽可能多地接触维吾尔族同学，亲近维吾尔族文化与传统。不通维语的女儿，有时候甚至成了父亲的心病，因为他还是希望女儿拥有更多的维吾尔族特征。

在学校，阿娜尔更愿意通过性格、兴趣爱好选择朋友，而非依据民族成分。尽管汉语交流在民考汉学生中不成问题，但共同话题与语言缺失、血统差异偶尔也使个别同学之间存在有意、无意的回避。家庭中，青春期敏感、叛逆与父亲的强硬意志在80平米屋檐下狭路相逢。阿娜尔开始变得有些忧郁和沉默。

遵循父亲的意愿，阿娜尔上了新疆本地大学的维吾尔语言文学系，几乎是从零开始学习维吾尔语言、文字、文化。与同寝室的维吾尔族姑娘们形影不离，拜访传统维吾尔族家庭，参加麦西莱甫，利用暑假去传统保持更好的南疆实习。阿娜尔重新开朗起来，维吾尔式幽默天性在她体内复苏。四年大学生活不仅扩大了阿娜尔的交友圈、亲近了维吾尔族传统，还加深了父女间的感情。

“大学期间我坚决不谈恋爱，就是为了以后回北京方便。我父亲那代人经历了那么多事情，承受了那么多，我尊重他的感受，但我有自己的生活。”心底里阿娜尔还是希望回到更熟悉、亲切的北京，她拜托亲友在北京联系好了工作。但是，父亲抢先宣布了阿娜尔的婚事：男方维吾尔族，两家已交换过彩礼，订好婚礼日期，只等她毕业。阿娜尔的婚礼严格依照穆斯林、维吾尔族的传统，众多父系亲友千里迢迢正从南疆的乡下赶来。

婚后的阿娜尔成为一所维吾尔中学的汉语老师，接着做了一位母亲，虽回北京探亲，但北京已经成为遥远的过去。“我想了很久，都30年了，已经是上辈子的事了。我现在深深爱上这片土地了，也结婚成家了，家庭很幸福。还奢望什么呢？” 一扭头，阿娜尔快乐地向维吾尔同事倾诉着：“哎，你看看我，胖成气球了——” 

曲珍（藏族、满族）

曲珍没有料到，自己的婚事会被未来的婆婆一言否定。

曲珍的男友来自西藏牧区，是个典型而纯粹的藏族汉子。曲珍则不同，她在西南边陲小城的家乡汉、藏、彝、傣、怒、佤、纳西、傈僳、独龙、拉祜等各民族多了去了。在家乡，从街上随便拦一个人问过去，家里多半有好几个民族。曲珍身上就有藏、满两种民族血统，但谁都不觉得有什么不一样。

家人的坚决反对给男友造成很大压力，没有祝福、不被承认的婚姻前景一片黯淡。曲珍则觉得很委屈，偷偷哭了一场：“如果我是其他民族也就算了，可我也是藏人呀，一样过藏历年，一样在寺里念经献哈达……你说民族是什么呢？它是我的手呢，还是我的脚？我又不能选择出生，选择父母，血不纯净又怎样？！”那段时间，曲珍觉得自己就是朱丽叶，被看不见的世俗与传统压得要殉情。

21世纪的中国已非莎士比亚笔下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关于未来年轻人有太多的选择：北上南下东去，既是创业追寻自我，亦是摆脱束缚开始新生活。大学毕业的曲珍和男友奔向北京成为“北漂族”，租间地下室，领证结婚，过起小日子。家长们鞭长莫及，又生米煮成熟饭，只有接受的份。等公婆接触了儿媳才知道，嘿，姑娘还真不错。曲珍的爱情以《罗密欧与朱丽叶》悲情开篇，终以莎翁之《皆大欢喜》结尾。但这只是身份与血统带给曲珍的第一个挫折。

曲珍气质柔和，柔和削减了五官特质，增加了从外表判断她民族成分的困难。她的声音沉静，仿佛狐狸奔跑于灌木，金红的尾巴在协调地摆动，既无多余动作，也毫不拖沓。这样的特质，很难不被注意，亦很难没有故事。

“在国外生活过的人基本都有这样的体会：离家去国，在陌生环境中突然发现与别人不一样，意识到自己是中国人，明白国家意味着什么。自我感受与意识建立在对外部世界的认知，反过来又被外部世界加强。我这样说，是不是有利于你理解我的处境，还有作为异族联姻后代，我怎样确认自己的民族身份。”

曲珍的同事、朋友来自全国各地，职业五花八门，对她总有好奇要满足。再熟悉些，偶尔甚至也会听到一些不那么友好的言语。总有人说：你可真不像藏族人，长得不像，不黑也没高原红，城里长大，藏话不怎么样，还混血，凭什么说自己是藏族人？开始曲珍总是急着向人们解释，渐渐地她发现人们更愿意依据自己的需要去认识她，而非事实本身。在自己的同族人群中，些微的隔阂与不自觉地排斥也存在着。

关于家乡、关于民族，曲珍有太多的情绪想要表达。对民族的追溯和对归属的认同与渴望一直深存于她的血液里，追问不曾湮没。对同一问题，不同身份的人可能有不同认知，并非所有异族联姻后代都如曲珍这般在意自己的出生与身份，但那些幼年的、模糊的、迷茫的、痛苦的困惑和无助始终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被放大、积累。或许人们知道自己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困难的是中间的那一部分。

山野间的草木被连根拔起、移植于都市水泥道旁，受伤的根须努力地把根插入水泥的缝隙，寻找养分，得以成活生长。在身份确认过程中曲珍发现了自身的美好：“我们这些异族联姻的后代更少一些狭隘思想，使我能够从两个民族、不同角度看待问题，不排他、不自闭。我想我有能力找到生命的真相。”

奥尤塔（壮族、蒙古族）

奥尤塔比约定时间迟到40分钟：“真抱歉，今天下午给公安大学学生上关于献血的课程，让您久等了。”在狭小的琴房中，奥尤塔递给我他红十字会《中华骨髓库会员》的证件。我注意到他伸出的手指，纤长、灵巧，一双艺术家的双手。奥尤塔是大学三年级艺术生，担任校专业艺术团首席长笛手的同时，还是北京红十字会唯一的学生讲师。热衷公益事业练就出他干练、直接的做事风格，说话开门见山，表情、语气却带着些许孩子气的天真与热情。

“我在北京长大，生活习惯偏向蒙古族，会喝奶茶、煮肉，家里也有成吉思汗画像。假期经常会回母亲在新疆的蒙古包老家，或者父亲的广西壮族老家。蒙古族老家很热闹，礼节虽然繁琐些，可透着亲切。广西那边在很边远的乡下，说话完全听不懂，对壮族文化的感受也无从谈起，没感觉吧——亲戚们对我非常好，给我做各种吃的，都是千奇百怪的食材，实在太奇怪了！日常都是煮米粉，我也吃不惯、觉得不好吃，另外他们爱吃狗肉。蒙古族不吃狗肉，我不吃他们也很尊重我的习惯。不过我非常喜欢广西的景色，到处都是绿色，我喜欢水，智者乐水。相比之下草原就不那么吸引我了，除了草就是云，没有广西山、水、树林的多变。

“生活在北京，从小接触的都是汉族孩子，家里也没有少数民族语言环境，妈妈在电话里跟老家人交谈时用蒙语。上大学一年级时我开始学习蒙语，不过没有坚持下来——我的兴趣爱好太广泛了，红十字会的活动也占去了许多时间。父母对我选择民族成分持开放态度，身份证上写的是蒙古族。身份困惑肯定有，但在城市里困惑更多的是民族成分，而非异族联姻后代的身份。不会说蒙古语，人家说你不是蒙古族也无话可说，本来嘛，语言不会、习俗文化了解不多，自己也觉得惭愧。

“上大学后学校里有同乡会，蒙古族同乡会和广西壮族同乡会都很少叫我。路上大家碰到了也会相互打招呼，感觉还是比较亲切。一般别人问起，我总会说‘我是北京人’，如果很亲近、要好了，我会向他解释说我是蒙古族，更进一步告诉他关于我成长的一切。

“这段时间我们高校红十字会在忙“世界艾滋日”活动，有同学发言说，事实上活动本身就是对艾滋病患者的歧视——强调了特殊性。在广西，亲戚们对我非常客气、迁就，拿我当客人招待，可我并不是特别喜欢。艾滋病患者不需要特别对待，他们最需要被当做正常人看待——我们也一样，少数民族需要的也是平等、正常地对待。

“在一次宗祠活动中亲戚们给我取了个壮族名字——有点别扭，于是我自己给自己取了个壮名：黄麓雨。我喜欢烟雨的岳麓书院。有一位广西同乡会的姐姐对我非常好，一直叫我麓雨，后来这个名字叫开了，许多人都这样叫我。那个姐姐当我是广西壮族人，与他们在一起我也认为自己是壮族人。

“我觉得现在社会上大部分人对少数民族缺乏了解，顶多对藏族、维吾尔族这样外貌特征明显的民族有些概念。也许是对医学的迷恋，加上在红十字会工作久了，我更喜欢对事不对人，你是谁、来自哪里并不重要，那是你的私事，我们遵循的是基本的价值观。”

隔壁琴房小提琴演奏的柴可夫斯基《如歌的行板》飘荡于温暖的春夜，琴声拂过丁香树下轻快的身影，再次被耳朵拾起。我们静静听了一会儿，奥尤塔微笑起来：

“我的身体里住着两个人，一个是奥尤塔：率直、傻、善良；另一个是黄麓雨：安静、忧郁、浪漫，有点小坏。”

如同经过修剪的枝桠改变了生长方向，最终，70后的阿娜尔选择与命运和解；80后的曲珍依然在身份认同中摸索，始终未放弃对生命终极意义的追问；90后的奥尤塔正生机勃勃、蓄势待发，面对生活演绎出一场漂亮的太极推手。这是三个个体的真实生活，亦是每一位异族联姻后代的生活。对不同人群的偏见或许还会存在，然而时代在改变，变得更加宽容、包容、丰富、多样与开放。在这样的大时代中，我们有理由相信：本文开头所叙述的场景，将会越来越少地出现；异族联姻的后代未来会更值得憧憬、更加美好。其实，他们拥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团结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