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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是“团结族”
2016-06-15 02:44 作者:拉姆 来源:《中国民族》杂志

十多年前我在中俄边境的一个东北小镇上旅行,桦树林里突然冲出一群小孩子,他们呼啸着向我奔来,期望分享到几块糖果或者铅笔橡皮。我随身携带的小玩意儿不多,三个后来的小家伙什么也没分到。望着他们快要哭出来的小脸,我正要开口,不想他们同时转向一个男孩,抢过男孩手中的铅笔迅速跑开,跑出一截安全距离,他们冲着男孩齐声大喊:“阿沙,二转子!阿沙,二转子!”听得出,喊声里含有戏弄与嘲讽。被抢去铅笔的阿沙,满头红发,看得出有明显的俄罗斯血统。此时的他,脸色惨白、一声不吭。

当地土语中,“二转子”如同北京土语所言“串秧儿”,用于称呼不同民族结合而出生的后代,带有侮辱性。少不更事的孩子,缺乏对他人的尊重,本来并不值得大惊小怪,但这件事让我深思,并对异族联姻的后代产生了接触、了解的兴趣。

人类自产生起就在迁徙,自然灾害、社会动荡、经济诉求等因素促使人口流动;流动伴随着不同族群间的交流与融合,因此而产生的异族通婚现象一直是人类学、社会学重要的研究课题。中国作为一个地域辽阔、人口众多、民族众多的国家,中华文明五千年延续不息、包容并进,流动与交流从未停止。如今,发达的交通网络进一步降低了流动成本,各民族间交流空前频繁。愈来愈多不同民族的年轻人离开故土,在新希望中遇见“不一样”的你,组建民族混合家庭、养育后代。

尽管我国有关法规明确规定:“不同民族的公民结婚所生子女,其民族成份在满18周岁以前由父母或养父母商定;满18周岁者由本人决定,年满20周岁者不再更改民族成份。”然而,或许“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又去向何方?”这一永恒的哲学话题,对于那些不同民族联姻者的后代,总会有着不同的答案。下面,就让我们认识三位异族联姻的后代。

 

阿娜尔(维吾尔族、汉族)

少女时代的阿娜尔有着惊人的美丽:黑发黑眸,立体精致的五官始终忧郁着,成就一种无法言说的古典美。即使在风气并不很开放的上个世纪末期的边疆,在公共场合,中学生阿娜尔总会成为一道风景。这个有着典型维吾尔族面孔的姑娘,听不懂一句维语却会说些维语。

阿娜尔的父亲是新中国第一批少数民族大学生,在北京度过4年教育专业学习的时光。与学业同时收获的还有爱情:同门师妹、一位土生土长的北京姑娘跟随他回到家乡,投入到边疆建设之中。很快他们有了孩子,忙碌的工作及接连降生的新生命,让这对年轻的夫妇措手不及,他们决定把两岁的二女儿阿娜尔送回北京姥姥家抚养。这一送就是12年。

那是一个生活在大家族、名叫小琪的小女孩,在北京胡同中快乐奔跑的生活。异域面孔、能歌善舞、乖女禀性使小琪得到了格外的注目与疼爱。除去饮食上的坚持,维吾尔族文化及生活方式显得神秘而飘渺,如同《掀起你的盖头来》的歌声,方熟悉旋律,就已结束。只有在节庆期间穿上漂亮的艾德莱斯长裙,长途电话中父亲孜然味儿浓重的汉语,使阿娜尔得以暂时回到小琪的身体里。初中毕业,14岁的小姑娘告别北京,孤身坐上火车硬座,回到父母姐妹身边生活。从北京至乌鲁木齐火车走了四天三夜,而从汉族小琪走到维吾尔族阿娜尔的人生,才刚拉开序幕。

在父母身边阿娜尔开始了高中生活,成为民考汉学生。父亲特地为她选择了一所民汉合校的汉族班,以便她尽可能多地接触维吾尔族同学,亲近维吾尔族文化与传统。不通维语的女儿,有时候甚至成了父亲的心病,因为他还是希望女儿拥有更多的维吾尔族特征。

在学校,阿娜尔更愿意通过性格、兴趣爱好选择朋友,而非依据民族成分。尽管汉语交流在民考汉学生中不成问题,但共同话题与语言缺失、血统差异偶尔也使个别同学之间存在有意、无意的回避。家庭中,青春期敏感、叛逆与父亲的强硬意志在80平米屋檐下狭路相逢。阿娜尔开始变得有些忧郁和沉默。

遵循父亲的意愿,阿娜尔上了新疆本地大学的维吾尔语言文学系,几乎是从零开始学习维吾尔语言、文字、文化。与同寝室的维吾尔族姑娘们形影不离,拜访传统维吾尔族家庭,参加麦西莱甫,利用暑假去传统保持更好的南疆实习。阿娜尔重新开朗起来,维吾尔式幽默天性在她体内复苏。四年大学生活不仅扩大了阿娜尔的交友圈、亲近了维吾尔族传统,还加深了父女间的感情。

“大学期间我坚决不谈恋爱,就是为了以后回北京方便。我父亲那代人经历了那么多事情,承受了那么多,我尊重他的感受,但我有自己的生活。”心底里阿娜尔还是希望回到更熟悉、亲切的北京,她拜托亲友在北京联系好了工作。但是,父亲抢先宣布了阿娜尔的婚事:男方维吾尔族,两家已交换过彩礼,订好婚礼日期,只等她毕业。阿娜尔的婚礼严格依照穆斯林、维吾尔族的传统,众多父系亲友千里迢迢正从南疆的乡下赶来。

婚后的阿娜尔成为一所维吾尔中学的汉语老师,接着做了一位母亲,虽回北京探亲,但北京已经成为遥远的过去。“我想了很久,都30年了,已经是上辈子的事了。我现在深深爱上这片土地了,也结婚成家了,家庭很幸福。还奢望什么呢?” 一扭头,阿娜尔快乐地向维吾尔同事倾诉着:“哎,你看看我,胖成气球了——” 

 

曲珍(藏族、满族)

曲珍没有料到,自己的婚事会被未来的婆婆一言否定。

曲珍的男友来自西藏牧区,是个典型而纯粹的藏族汉子。曲珍则不同,她在西南边陲小城的家乡汉、藏、彝、傣、怒、佤、纳西、傈僳、独龙、拉祜等各民族多了去了。在家乡,从街上随便拦一个人问过去,家里多半有好几个民族。曲珍身上就有藏、满两种民族血统,但谁都不觉得有什么不一样。

家人的坚决反对给男友造成很大压力,没有祝福、不被承认的婚姻前景一片黯淡。曲珍则觉得很委屈,偷偷哭了一场:“如果我是其他民族也就算了,可我也是藏人呀,一样过藏历年,一样在寺里念经献哈达……你说民族是什么呢?它是我的手呢,还是我的脚?我又不能选择出生,选择父母,血不纯净又怎样?!”那段时间,曲珍觉得自己就是朱丽叶,被看不见的世俗与传统压得要殉情。

21世纪的中国已非莎士比亚笔下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关于未来年轻人有太多的选择:北上南下东去,既是创业追寻自我,亦是摆脱束缚开始新生活。大学毕业的曲珍和男友奔向北京成为“北漂族”,租间地下室,领证结婚,过起小日子。家长们鞭长莫及,又生米煮成熟饭,只有接受的份。等公婆接触了儿媳才知道,嘿,姑娘还真不错。曲珍的爱情以《罗密欧与朱丽叶》悲情开篇,终以莎翁之《皆大欢喜》结尾。但这只是身份与血统带给曲珍的第一个挫折。

曲珍气质柔和,柔和削减了五官特质,增加了从外表判断她民族成分的困难。她的声音沉静,仿佛狐狸奔跑于灌木,金红的尾巴在协调地摆动,既无多余动作,也毫不拖沓。这样的特质,很难不被注意,亦很难没有故事。

“在国外生活过的人基本都有这样的体会:离家去国,在陌生环境中突然发现与别人不一样,意识到自己是中国人,明白国家意味着什么。自我感受与意识建立在对外部世界的认知,反过来又被外部世界加强。我这样说,是不是有利于你理解我的处境,还有作为异族联姻后代,我怎样确认自己的民族身份。”

曲珍的同事、朋友来自全国各地,职业五花八门,对她总有好奇要满足。再熟悉些,偶尔甚至也会听到一些不那么友好的言语。总有人说:你可真不像藏族人,长得不像,不黑也没高原红,城里长大,藏话不怎么样,还混血,凭什么说自己是藏族人?开始曲珍总是急着向人们解释,渐渐地她发现人们更愿意依据自己的需要去认识她,而非事实本身。在自己的同族人群中,些微的隔阂与不自觉地排斥也存在着。

关于家乡、关于民族,曲珍有太多的情绪想要表达。对民族的追溯和对归属的认同与渴望一直深存于她的血液里,追问不曾湮没。对同一问题,不同身份的人可能有不同认知,并非所有异族联姻后代都如曲珍这般在意自己的出生与身份,但那些幼年的、模糊的、迷茫的、痛苦的困惑和无助始终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被放大、积累。或许人们知道自己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困难的是中间的那一部分。

山野间的草木被连根拔起、移植于都市水泥道旁,受伤的根须努力地把根插入水泥的缝隙,寻找养分,得以成活生长。在身份确认过程中曲珍发现了自身的美好:“我们这些异族联姻的后代更少一些狭隘思想,使我能够从两个民族、不同角度看待问题,不排他、不自闭。我想我有能力找到生命的真相。”

 

奥尤塔(壮族、蒙古族)

奥尤塔比约定时间迟到40分钟:“真抱歉,今天下午给公安大学学生上关于献血的课程,让您久等了。”在狭小的琴房中,奥尤塔递给我他红十字会《中华骨髓库会员》的证件。我注意到他伸出的手指,纤长、灵巧,一双艺术家的双手。奥尤塔是大学三年级艺术生,担任校专业艺术团首席长笛手的同时,还是北京红十字会唯一的学生讲师。热衷公益事业练就出他干练、直接的做事风格,说话开门见山,表情、语气却带着些许孩子气的天真与热情。

“我在北京长大,生活习惯偏向蒙古族,会喝奶茶、煮肉,家里也有成吉思汗画像。假期经常会回母亲在新疆的蒙古包老家,或者父亲的广西壮族老家。蒙古族老家很热闹,礼节虽然繁琐些,可透着亲切。广西那边在很边远的乡下,说话完全听不懂,对壮族文化的感受也无从谈起,没感觉吧——亲戚们对我非常好,给我做各种吃的,都是千奇百怪的食材,实在太奇怪了!日常都是煮米粉,我也吃不惯、觉得不好吃,另外他们爱吃狗肉。蒙古族不吃狗肉,我不吃他们也很尊重我的习惯。不过我非常喜欢广西的景色,到处都是绿色,我喜欢水,智者乐水。相比之下草原就不那么吸引我了,除了草就是云,没有广西山、水、树林的多变。

“生活在北京,从小接触的都是汉族孩子,家里也没有少数民族语言环境,妈妈在电话里跟老家人交谈时用蒙语。上大学一年级时我开始学习蒙语,不过没有坚持下来——我的兴趣爱好太广泛了,红十字会的活动也占去了许多时间。父母对我选择民族成分持开放态度,身份证上写的是蒙古族。身份困惑肯定有,但在城市里困惑更多的是民族成分,而非异族联姻后代的身份。不会说蒙古语,人家说你不是蒙古族也无话可说,本来嘛,语言不会、习俗文化了解不多,自己也觉得惭愧。

“上大学后学校里有同乡会,蒙古族同乡会和广西壮族同乡会都很少叫我。路上大家碰到了也会相互打招呼,感觉还是比较亲切。一般别人问起,我总会说‘我是北京人’,如果很亲近、要好了,我会向他解释说我是蒙古族,更进一步告诉他关于我成长的一切。

“这段时间我们高校红十字会在忙“世界艾滋日”活动,有同学发言说,事实上活动本身就是对艾滋病患者的歧视——强调了特殊性。在广西,亲戚们对我非常客气、迁就,拿我当客人招待,可我并不是特别喜欢。艾滋病患者不需要特别对待,他们最需要被当做正常人看待——我们也一样,少数民族需要的也是平等、正常地对待。

“在一次宗祠活动中亲戚们给我取了个壮族名字——有点别扭,于是我自己给自己取了个壮名:黄麓雨。我喜欢烟雨的岳麓书院。有一位广西同乡会的姐姐对我非常好,一直叫我麓雨,后来这个名字叫开了,许多人都这样叫我。那个姐姐当我是广西壮族人,与他们在一起我也认为自己是壮族人。

“我觉得现在社会上大部分人对少数民族缺乏了解,顶多对藏族、维吾尔族这样外貌特征明显的民族有些概念。也许是对医学的迷恋,加上在红十字会工作久了,我更喜欢对事不对人,你是谁、来自哪里并不重要,那是你的私事,我们遵循的是基本的价值观。”

隔壁琴房小提琴演奏的柴可夫斯基《如歌的行板》飘荡于温暖的春夜,琴声拂过丁香树下轻快的身影,再次被耳朵拾起。我们静静听了一会儿,奥尤塔微笑起来:

“我的身体里住着两个人,一个是奥尤塔:率直、傻、善良;另一个是黄麓雨:安静、忧郁、浪漫,有点小坏。”

 

如同经过修剪的枝桠改变了生长方向,最终,70后的阿娜尔选择与命运和解;80后的曲珍依然在身份认同中摸索,始终未放弃对生命终极意义的追问;90后的奥尤塔正生机勃勃、蓄势待发,面对生活演绎出一场漂亮的太极推手。这是三个个体的真实生活,亦是每一位异族联姻后代的生活。对不同人群的偏见或许还会存在,然而时代在改变,变得更加宽容、包容、丰富、多样与开放。在这样的大时代中,我们有理由相信:本文开头所叙述的场景,将会越来越少地出现;异族联姻的后代未来会更值得憧憬、更加美好。其实,他们拥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团结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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