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所在位置:首页 > 文化
阳春三月江南组稿记
2016-06-16 06:25 作者:张木 来源:《中国民族》杂志

“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

一千多年前,有着胡人血统的年轻诗人在黄鹤楼下送别友人,一首《送孟浩然之广陵》成为千古绝唱。而如今,我们用这位祖籍在今甘肃天水,出生地在吉尔吉斯斯坦境内的唐代诗人的诗歌来代表中国古代诗歌发展的顶峰。这其实是一种暗示——中国璀璨的文明一直是为各族人民所共同创造和分享的。

时过境迁,我这个土家族后生小子,吟诵着他的诗句,怀着对中国古代文明的敬意,以实习记者的身份,在癸巳马年的阳春三月下了江南。我随同《中国民族》杂志的副总编辑李小林和记者牛志男,一路乘高铁和大巴辗转江浙沪,拜访从事人类学民族学研究的著名学者、地方民族工作者以及倾心于少数民族题材的摄影师,邀请他们为杂志赐稿。

短短十日的奔波,带给我全新的思考和值得永远珍藏的美好记忆。在此,与读者分享本次江南组稿行的几个片段。

 

在南京大学,拜会范可教授

四月一日,我从武汉坐高铁直奔南京,去与杂志社的两位老师汇合。傍晚,在南京大学校园边的一个小餐厅里,我们和该校社会学院的范可教授共进晚餐。   

范可教授是福建厦门人,本科和硕士研究生毕业于厦门大学历史系、人类学系,在华盛顿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如今任南京大学社会文化人类学研究所所长和南京大学—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教授。他的研究领域涵盖了族群性与民族主义、政治人类学、跨国主义与全球化诸多方面。我记得自己参加中山大学社会学夏令营时曾接触过范教授的著作,并对他的学术成就有所了解。

大家都是第一次见面,但一聊起来,陌生和距离感立马消散,不多时已经如同老朋友一样熟络起来。

对于此行的来意,李小林老师早已于此前的电话沟通中表达得十分清楚,并在席间再次加以强调——为了使《中国民族》杂志这个长期以来在民族问题领域影响广泛的“老字号”国家级媒体,积极应对互联网时代新媒体的挑战,更好地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服务,为国内外各族读者服务,希望能够得到相关研究领域卓有成就的学者的支持(赐稿),以此增强刊物的思想性和厚重感,提升刊物的品质。这番意图,也已得到范教授的认可。

大家免不了要谈及一个月前发生的昆明事件。对此,范教授与我们一样,也深感痛惜和愤慨。接下来,他阐述道:当下社会人与人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最重要的是要建立互信。在他看来,信任是来自不同民族的成员相遇时所应有的一种心理状态,是维持不同人群间友好、融洽关系的基础。更进一步的话,则应了解彼此的文化传统,求同存异。而要建立不同民族之间的互信,需要整个社会形成强大的合力,并且有大量细微的工作要做。政府层面、媒体层面、学界乃至社会各界,都要对此给予极大的关注。范教授还谈到,尤其是涉及到少数民族形象刻画时,要以尊重为前提,以社会事实为依据。事实上,内地的许多民众对于少数民族还缺乏足够的了解,更缺乏有效的沟通和交流。媒体有责任提供客观真实全面的报道,提供理性正面的解读,以此来帮助大家更好地相互了解、理解,增强互信。

福建泉州的回民群体,曾是范教授长期关注和研究的对象。交谈间,他着重谈到了这方面的情况。泉州的地方穆斯林历史可以追溯到唐宋时期的海上丝绸之路,长期以来,回族民众在这里安居乐业。改革开放之后,这里吸引了众多西北回族来此务工经商。这些外来少数民族中的大多数很好地融入了新的城市生活,与当地的各族群众和睦相处,共同发展。其中一些回族同胞创业兴办民营企业,打造出了一批知名品牌,在市场上很有竞争力。总之,来自西北的回族同胞一方面保持了自己的生活习俗和文化信仰,另一方面又很好地适应了当地社区环境。这里还有一座收藏颇丰的伊斯兰文化陈列馆。泉州这个有着悠久文化交流史的城市,开放而包容。范教授认为,在我国,有许多各民族和睦相处、团结互助、共创繁荣的地方,如云南的迪庆,即当今的香格里拉,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对这样的地方与存在于这样地方的此类社会事实,《中国民族》杂志等媒体应当多加关注与宣传。

“共同相处,经常有机会接触,对于加强不同民族的成员之间的相互理解、尊重意义至关重大。比如,来自西北的穆斯林在泉州与当地各族百姓,共同创造着美好的生活”。说到这儿,范可教授有些动情。“长期以来不甚全面和准确的宣传、教育,某种程度上使得少数民族和边疆互相隐喻,都象征着经济文化水平的落后,造就了有关少数民族的另类刻板印象。这是我们的社会出现那些令人遗憾的问题的原因之一。昆明事件后,个别地方对待新疆人的态度就反映了这种对特定民族的刻板印象影响之深。”

 作为大学在校生,我还是第一次在如此场合感受到一个学者内心深处的炽热情感,很受打动。由此,我也才得以理解,范教授之所以能在民族学和人类学领域有所建树,是因为他有强大的动力来源,那便是对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的深刻理解,对各民族同胞由衷的尊敬。

这次拜访,还有一个意外收获。范教授的夫人南博士,就职于浙江音乐学院(筹),是生长于内蒙古的汉族人。而且她的研究领域是民族音乐学。席间,偶尔插话的南博士关于呼麦、乌兰牧骑和马头琴的简洁叙述,同样引起李老师的浓厚兴趣。于是,李老师又以茶代酒,诚恳邀请南博士为《中国民族》杂志撰稿。

 

在江苏省民委

4月2日上午,我们来到江苏省民委办公大楼,与相关领导和工作人员进行交流。

省民委的鞠志强副巡视员介绍了江苏省的城市民族工作概况,特别是外来少数民族管理与服务工作的情况。改革开放以来,到南京、苏州、无锡、常州等地务工和就学的少数民族很多,这使得江苏省的城市民族工作任务十分繁重。同时,江苏对口援藏援疆的工作也做得很好,比如拉萨最好的学校、最好的街道都是江苏资助建成的。新疆和云南也有许多江苏援建的重大工程。“但我认为这不是最重要的,民族工作的重中之重在交心,以心换心。帮扶、支援都无法取代平等的交流和沟通,无法取代朝夕相处建立的情谊。”“我们希望通过做好省内外来少数民族的工作,让他们感受到家一样的温暖,这样当他们回到家乡时,江苏才能成为他们的美好记忆,江苏人民才能成为他们远方的亲人。这就是我们最大的心愿。”作为江苏的老民族工作者,鞠志强用这番话诠释了“民族工作重在平时,重在交心”的理念。

省民委的一位工作人员还向我们提供了许多很好的素材。比如常州市有一位德高望重的老阿訇,积极主动地协助当地政府做好外来穆斯林群众和当地信教群众的工作,为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和谐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座谈间,李小林老师不时与对方交换看法,表达的主要意思大致如下:感谢多年以来江苏省民委对《中国民族》杂志的支持;这些年来,江苏在民族工作尤其城市民族工作方面有许多创新,取得了很大成就和不少好的经验,《中国民族》杂志将对此进行深入的跟踪报道;希望双方今后进一步加强联系与合作,共同为促进江苏的民族工作而努力。李老师还特别提出建议说,要结合杂志正在举办的大型系列报道“守望相助进行时”,就民族工作对江苏省党政主要领导进行高端访谈,从更高的层面总结和推动民族工作。这个想法,引起省民委在座各位同志的强烈共鸣,认为这是民族工作和宣传报道的一个创举。

交流的时间虽然不长,但成效却比较明显,杂志社的两位老师和省民委的同志都很高兴,对双方今后的合作充满了信心。

 

在永康,摄影师与那些外来的少数民族孩子

抵达有“中国五金城”之称的浙江省金华市永康县,见到杜剑摄影师已经是4日的傍晚。在这之前我们一行三人在苏州西园寺拜会寺院大方丈,感受了宗教和顺的氛围;又在义乌的国际商贸城和闹市街头,体味了浓郁的商品经济大潮和伊斯兰风情……在义乌至永康的大巴车上,李老师给我大致介绍了杜剑的情况。李老师非常看重杜剑及其作品,认为他是一名对少数民族题材情有独钟的优秀摄影师,计划在《中国民族》杂志予以隆重推介。

夜幕中接站,然后带我们去一个地方风味的餐馆吃饭,身为检察官的杜剑一边开车一边做些自我介绍。他自己最喜欢的作品,是《雅鲁藏布江畔编织绳索的老人》和《流浪高原上的眼睛》两组组照。这是他受朋友的邀请,驱车前往西藏和云南等地拍摄的,分别取材高原上的老人和孩子。“老人们的皱纹和孩子们水灵灵的眼睛,给我留下了永远不会磨灭的印象。真是太有生命力了,太美了!我觉得这些照片不是我拍得好,我只是一个忠实的记录者和传播者。真正值得赞美的,是那些照片中的人!”一谈到自己的作品,杜剑的眼睛也如同他所拍摄的那些高原上的孩子的眼睛,充满了灵动的光彩。

 “我为什么拍?不是为了艺术,而是要反映社会生活。我从来都只拍人,我的作品除了那次去西藏云南拍的几组照片之外甚至从来都没有离开过永康本地。永康为什么发展?很多人不知道这里有接近40万的外来人口,远远超过原住居民。正是这些外来人口给永康带来了生机和活力,让这个地方闻名全国。我以前拍农民工,现在着重拍外来少数民族。他们是外来务工人员中具有特殊身份的一个群体,也是最吸引我的群体。我想用照片记录外来少数民族融入本地社会的过程,反映他们的需求,记录他们的变化,表达他们的梦想。他们融入本土的过程中也产生了一些问题,与本地人的互动也会出现矛盾,这些都是我想用相机拍下的内容。有时候,我甚至觉得我的摄影更像是社会学的田野调查,不过多了一份感情认同而已。”“我很喜欢和这些少数民族家庭交往,并且利用我的知识和身份去力所能及地帮助他们。比如怎样利用法律自我保护……这些知识是他们非常需要的,我也因此得到他们的接纳。”

这些年迁移到永康的外来少数民族,大多数还居住在城市周边。杜剑自己开车走了永康周围很多地方,一家一家去拜访这些少数民族家庭,跟踪记录他们的生活。杜剑从来不用广角镜头拍他们。“因为虽然广角镜头可以给画面里添加更多的内容,但会把人拍变形。我觉得这样不尊重人。我拍摄时要和他们保持平等,以平视的眼光来看他们,这样拍出来的照片才是真实的,才是活的。我也很少摆拍或者使用道具。有一次我想拍他们穿民族服装的照片,我就去这些少数民族孩子就读的学校,一个一个班问过去,一个一个同学问过去,问了整个年级,才找到几个有民族服装的孩子,我特别高兴……”

“很多时候,给孩子们和妈妈们拍照,给他们拍全家福,是我们互相了解的一种渠道,更是我们彼此建立信任的一种方式。我很感谢他们带给我的幸福感。”

吃饭的时候,李老师和杜剑的交流仍欢。他们的言谈,让我逐渐对这位摄影师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我甚至觉得杜剑本质上不是一个摄影家,而是一个自觉的民族工作者,一个有着责任感和热心肠的永康市民,一个懂得同情、理解和博爱的长者。摄影只是他的方式,他的照片的灵魂来自于心灵沟通时产生的动人心魄的美感。

说到民族服装,杜剑还有许多话要讲。“有个布依族小男孩,我问他有没有民族服装,他说只有大人才有。后来我跟着他回家,得知他的父母准备在他成人的时候送给他一件由他母亲亲手缝制的民族服装。一些少数民族的妈妈在婴儿出生前,就开始一针一线为孩子绣襁褓。那个场景真是动人。”

大多数时间都在倾听的李老师,在晚餐快要结束的当口,对杜剑的作品予以定位:关注永康外来少数民族的生存状态和精神风貌,传播正能量。“外来少数民族并非仅仅只是弱势群体,在这个人人都有出彩机会的时代,他们中间有越来越多的人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各方面的帮助,成功了,实现了人生的价值!真实地记录这个时代,记录外来少数民族与当地群众和睦相处、团结互助、共同发展的历程,是一个摄影师的神圣使命。”李老师的这个观点,杜剑深表赞同。

一番深入交流过后,李老师和杜剑共同确定了为《中国民族》杂志拍摄作品的主题:他乡与故乡。通过拍摄永康的外来少数民族,去找到他乡与故乡之间的内在联系。其实,这也是一个关于梦想的主题——用相机记录他们追求梦想的点点滴滴。让那些外来少数民族孩子的灵动眼睛,不仅照亮他们自己的人生,也温暖每一个看到这些照片的人。

匆匆放下碗筷,席间差不多一直在说话的杜剑开车送我们去火车站,搭乘开往丽水的夜车。

“通过照片来了解,因为了解而信任。”虽然我尚未看到过杜剑的任何作品,但我却不会忘记他的这句话。

 

在复旦大学,“守望相助”的共鸣

从温州乘高铁到上海,拜访复旦大学特聘教授纳日碧力戈。

与范可教授同龄的纳日教授是蒙古族,在中央民族大学获民族学硕士和博士学位,曾获英国外交部高级奖学金和三一学院牛顿基金,赴剑桥大学做社会人类学博士后研究,先后任美国卡尔顿学院弗里德曼人类学客座教授、伯恩斯坦客座教授、伯恩斯坦人类学与亚洲研究讲座教授和麦卡莱斯特学院人类学客座教授。他现任复旦民族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以及国际萨满研究会副会长等职,是一位功底扎实的民族学研究专家。

纳日教授算得上李老师的老朋友了,也曾在《中国民族》杂志发表过好几篇颇具影响的文章。复旦光华楼,中午12点多,主持博士生论文答辩结束后,朴素、谦逊随和的纳日教授才匆匆赶到15层的咖啡厅与我们见面。

等候纳日教授的半个多小时里,他的博士后毛颖辉也与我们分享了她的一些感受。或许是生长于新疆的经历,毛颖辉认为不同民族相处,交流最重要。“宽容只是一种美德,而交流是一种能力。”她用自己身边的例子,说明汉族人在新疆学维语的动力很大。因为没有语言的保障,很多交流和沟通都无法实现。些许的交谈,博士后学姐关于民族交往中诸多细节和微妙心态的描述,让我获益匪浅。

随同纳日教授前来参加会面的,还有一位80后蒙古族学者,本科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蒙古语言文学系,在日本国立筑波大学获历史人类学博士的齐光。目前,他正在利用汉、满、蒙古、藏多民族的语言史料,主攻清代的历史地理。齐光也是《中国民族》的老读者,只是苦于眼前学术研究课题任务繁重,暂时还没有精力为杂志撰稿。但他表示,会把这件事放在心里。

眼前两位学者都是蒙古族,李老师把交谈的重点放在习总书记考察内蒙古时发表的“各民族守望相助”的重要讲话上面。纳日教授显然对此深有感触,他笑着评价道:“这是一个非常通俗、接地气的说法,既生动,又深刻,对当下的民族问题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接着,纳日教授为我们进一步解读:“这个层面上的守望相助,不仅有和睦相处、互相帮扶之意,还指各民族要各自守住自己的优秀传统文化。比如语言不能丢,传统不能丢;互相尊重,互相维护,共同打造一个全新的各个民族都包融在里面的综合文化体。”“并且,只有在守望和相助中才能产生互相信任,在信任的基础上才能有共识。有了共识,就有了做一切事情的基础。”

纳日教授说自己非常喜欢“守望相助”这个提法,因为它尊重了少数民族的主体性。他认为,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前途,需要各个民族一起来共同谋划共同努力,绝不能抛开多民族团结统一的国情来安排设计哪一个民族的未来。以前学术上有个概念,叫“社会整合”,现在国际上更多地讲“共生”。共生是一种类似生态伦理的关系。“美国人类学家格尔茨就说过,所谓全球化带来的不应该是整合,而应该是高度的差异。那差异如何结合到一起呢?我认为平等协商和彼此礼让是最好的方式。”

费孝通先生曾在拉卜楞寺见到许多藏传佛教信众,自己虽然是教外人士,但还是被这些信众的虔诚礼佛所打动,并在心头升起一种感愧之心,觉得有信仰的人是值得佩服的。纳日教授十分赞同费老先生用的“感愧”这个词,认为这是一种超越于“理解之同情”的情感,若是大家都能有这种心态,民族团结的问题就会解决好。

谈到这里,纳日教授又讲了一个故事:日本大导演黑泽明到某寺庙去拍戏,临别时方丈赠给他三个字——“益众生”。看似普通的话语,却让黑泽明感到深深的震撼。经营事业大半辈子,他才醒悟到自己已经忘记了这个最基本的道理,这一下子心弦被拨动了。“心弦一拨动,就什么问题都好解决了。民族之间的关系也一样,以心换心最关键。比如习总书记在内蒙古参加传统的祭拜仪式,这就拨动了蒙古族乃至全国各民族百姓的心弦。在具备如此情怀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带领下,各族同胞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对纳日教授的这些观点,李老师必定心有同感。他说,《中国民族》杂志将以“守望相助”为最大最核心的宣传主题,希望纳日教授就此撰写一至数篇文章,结合民族学、人类学的最新学术研究成果进行深度的阐释。两位老朋友再次达成共识:要在《中国民族》杂志这个平台之上,以各自的方式为“守望相助”更加深入人心而作出自己应有的奉献。

临别时,李老师高兴地接受了纳日教授的邀请:出席6月在复旦大学举办的“红色记忆:中国民族区域自治的道路”学术研讨会。

 

离开上海,李老师和牛老师继续前往湖北、四川等地组稿,而我因为要赶写毕业论文不得不返回武汉大学。这也意味着我的短期实习结束了。但是,阳春三月的江南之行所带给我的一切,都才刚刚开始。  (本文作者为武汉大学2014届国学专业学生)


0
Copyright © 2014 minzu All Rights Reserved 京ICP备15020131号-2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