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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乡与故乡——对话摄影师杜剑
李晓林 2016-06-21 0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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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永康的少数民族学生和家长在《华溪春潮》演出前合影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东部沿海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无数中西部地区的农民工涌入这里。他们在成为背井离乡的游子的同时,也成为了他乡的新人。从当初的只身外出务工,到如今的举家外迁安身立命,故乡和他乡,家中的父老、陌生之地的谋生,还有对未来的期许,身处异乡的农民工原本带着浓郁乡土风味的生活习俗、带着深情眷恋的思亲怀乡情结,在延续中又不断发生着渐进式的变化,渴望并适应着融入新的城市环境。困惑、迷惘,追求、期盼……这个农民工群体尤其是外来少数民族的生存状态和精神面貌,越来越为全社会所关注。

社会、学术、文学、艺术等多种视角的考察和记录,让农民工中的外来少数民族也成为了这个时代的显性话题之一。

摄影,在这种背景下,理所当然地通过影像参与其中。

由此,杜剑及其作品也进入了我的视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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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剑,笔名剑雨,一级检察官,诗人,新华社签约摄影师,中国公益摄影师,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中国青少年摄影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浙江检察摄影协会副秘书长,浙江永康摄影家协会秘书长,著有诗歌摄影集《流浪高原的眼睛》、《灵魂和大地的对话》等。作品入选平遥国际摄影大展、丽水国际摄影大展、中国摄影艺术大展、观看中国CC摄影展、大理国际摄影节等展览。在《南方周末》、《中国摄影报》、《中国画报》、《中国摄影》等报刊发表专题摄影作品。

 

李晓林:浙江中部和南部的低山丘陵地区,山青水秀,经济发达,文化传统源远流长,我曾数次到访并且非常喜欢这里。但是,对于你的家乡永康,我却不太熟悉,还是请你介绍一下吧。

杜剑:我的家乡永康市,隶属浙江省中部的金华市,乃全国百强县市之一,是闻名海内外的“五金之都”。在永康1000余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生活着58万父老乡亲。从前的永康,也很贫困,是改革开放才使当地得到翻天覆地的变化。如今的永康越来越富庶,2013年全市生产总值423亿元,财政总收入62亿元。

永康的发展进步,无数外来的农民工做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这是我们不能忘记的。目前,这里大约有60万农民工。

 

李晓林:你怎么会如此关注外来的农民工?

杜剑:中国正处于一个高速发展的转折时期,日新月异的变化成为许多摄影师关注的焦点。留存最具当下意识、富于历史远见的影像见证,是摄影师的担当。这些影像是这个时代的视觉切片,这些切片则承载着厚重的文化密码,并将成为今后解读中国的文化标本。

相对于全国特别是西部民族地区来说,永康的商品经济发展起步早,五金加工业和商贸业差不多在全市城乡遍地开花,吸引了内地大量的打工者。慢慢地,不断有外来农民工把孩子带到身边,把家安在了这里。农民工的概念,再也不单纯只是打工仔和打工妹了。这个群体变得越来越庞大而且复杂。如果说农民工是中国必须面对的一个重大现实问题,那么农民工的孩子也应该得到更多的关注和帮助。而作为一个检察官,平时我也会遇到外来农民工涉及法律援助等方面的具体事情。就这样,因为寻找拍摄主题的爱好和工作等机缘,我对此产生了很大的兴趣。

 

李晓林:你是如何把他们作为拍摄对象和主体的?

杜剑:最初,我主要是关注来永康打工的整个农民工群体。

2007年,我开始以农民工为题材的拍摄,并形成纪实类专题《我的农民工兄弟》,由《觅食》、《城市边缘的童年》、《回家》三部分组成。近两年,我主要拍摄了《他们和她的梦》、《穷二代》系列。

其实,农民工一直生活在我身边。就如同《觅食》所展现的那样,每天都有成千上万像候鸟一样的他们来这里停留、务工,过段时间他们可能又飞走了,当然说不准明年还得飞回来。

从2008年起,我开始拍摄那些跟随父母生活在永康城市边缘的孩子们。他们的父母,其中很多因缺少文化技术,只能靠从事又脏又累的体力活来养家糊口。生活依然艰辛,但在他们居住的破旧简陋的出租屋里,我却更多地看到了少年童真的笑脸,感受到了孩子们积极向上的心气儿。

永康城郊的加工厂、拆迁工地、垃圾处理场等,都是我经常去拍摄的地方。那里的农民工大多来自贫困的民族地区。许多孩子上学之余,还要在工地上帮助父母干活,在家里照顾弟弟妹妹,早早承担起生活的重担,与我身边城市里生活条件优越的孩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们渴望读书,希望通过知识来改变命运。就像路边那些不起眼的稚嫩小花,他们在城市边缘努力渴求着阳光雨露。

《回家》则是我每年必拍的。回家,对每个外出的人来说都充满向往和期待。长长短短的路程好像是一条无形的线,一头系着急迫一头拴着期盼。摄影的价值在于对现场瞬间的记录,在于留存住摄影人在此情景中的情绪与劳动。当我们走近那些以主题叙事为单元的影像时,不禁会从心里涌出无限的感慨。

《穷二代》是去年开始拍摄的新作,以90后出生的外来农民工这一特殊群体为拍摄对象。我试图通过表现他们的失业、迷茫、沉沦以及他们的勤奋、创业、追梦等,来呼吁社会对这一特殊群体予以更多的关注。

 

李晓林:我注意到《南方周末》等媒体在刊登你的此类摄影作品时,用了《命运从梦想转折》这样的标题。这也是你的想法吧?

杜剑:即使是最寻常的人,也可以有一个被祝福的梦想。我所拍摄的那些孩子都来自比较偏远落后的山区,从小跟随父母外出漂泊,体味生活的不易。我只是从一个很小很小的切入点来记录这样的人生。我希望表现他们的梦想进而了解他们的家乡、他们的过去,以及他们奔波于故乡与他乡之间的艰辛和幸福,还有他们为梦想付出的努力。命运的转折,往往就从梦想开始。我愿做他们梦想的见证人。因此,我的梦想就是他们能够梦想成真。这也是摄影的意义所在吧!

 

李晓林:据你所知,永康在接纳和对待外来农民工方面做得怎么样?

杜剑:永康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地方,并且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越来越变得更加富有包容性。无数外来农民工来到这里,打工谋生,创业兴家,实现心中梦想,成为一名新永康人。而从当地政府来说,也针对在永康长期稳定工作的外来农民工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比如帮助他们的孩子就近入学、创办外来务工者子弟学校等。至今,永康已经建立12所外来务工者子弟学校。不仅要“有书读”,而且要“读好书”。目前,绝大多数外来农民工的孩子在永康都能享受到良好的学习环境和教育资源,学杂费全免,每人每学期只需交400多元伙食费,就能吃上营养可口的饭菜,家庭困难的学生还能得到补助。

在永康市堰头小学这所公办外来务工者子弟学校里,到处张贴着醒目的标语:“我是流动花朵,我很优秀”、“只有不同的流动花朵,没有不好的流动花朵”、“每个孩子都是最美的花朵,用赏花的心态对待每个孩子”……《华溪春潮》是创吉尼斯世界纪录的永康本地春晚,学校为了让这些外来农民工子女更好地融入永康,展现风采,特地为他们编排了《爱我永康·我爱永康》的参与节目。家长和孩子们为了这次演出,放弃回家过年,一次又一次地排练,终于在春晚上精彩亮相,受到观众的好评。

 

李晓林:那么,你又是如何把拍摄的主题聚焦到少数民族群体身上的呢?

杜剑:专题拍摄外来农民工的时间久了,对他们的接触、了解越来越深入,认识更加真切。他们也逐渐接纳了我,把真实的生存状态及喜怒哀乐种种情感表现出来。于是,那些具有特殊文化习俗等特征的少数民族群体,鲜活地呈现在我面前,把我带入到一个全新的领域。

贵刊发表的这组外来少数民族农民工及其子女的图片,便是我向他们表达敬意的作品。他们中的大多数来自云南、贵州等偏远山区,有苗族、布依族、壮族、黎族、侗族、哈尼族、仡佬族、白族、彝族、傣族、水族、土家族等。还有一些回族等少数民族,则来自西北的黄土高原。

 

李晓林:能谈谈拍摄过程中令你印象深刻的一些细节吗?

杜剑:当那些家长和孩子得知要拍照片时,无一例外地表现得非常高兴,情感热烈而质朴。家长们的梦想是相同的,努力赚钱,好好培养孩子,改变自己尤其是孩子的命运。他们省吃俭用,孝敬远在老家的父母,疼爱身边的孩子。孩子们呢,也特别懂事,懂得父母的艰辛,学习努力,好些个同学还当上了班长、学习委员、课代表等。最打动我的,还是他们胸怀的梦想:老师、医生、音乐家、科学家、解放军、宇航员……有些家长会把从老家带来的风光和歌舞碟片播放给我看,让我更多地了解他们的民族和家乡。

在苗家小阿妹王梅家,她妈妈忙不迭地买来布料、针线,按照自己当年结婚时穿着的样式为她缝制苗装。姥姥也曾给妈妈缝制过苗族服饰。妈妈不管走到哪里都把这件衣服带在身边,虽然穿得并不多。

去年底,我从永康电视新闻上看到,土家族小阿妹黄微说希望能有一张全家福照片,于是我在除夕之夜找到她家,为她们拍了全家福。那天晚上,吃着她们从贵州老家带来的熏肉,我特别感动,觉得这是自己吃到过的最好的美味。

一般我都是自己开车在永康周围拍摄,一家一家地去拜访这些少数民族家庭。虽然大多数人拍一次就够了,但总有那么一些家庭让我流连忘返,让我产生跟踪记录他们生活的冲动。

很多时候,给孩子们拍照,给他们拍全家福,是我们互相之间增进了解的一种渠道,更是彼此建立信任、加深情谊的一种方式。外来少数民族农民工及其子女的生活习惯也许会改变,但我觉得他们骨子里的民族情感不会丢失。我很感谢他们让我对这个世界尤其是少数民族有了更加真实、深入的了解,感谢他们带给我的幸福感。

 

李晓林:你以前拍广义上的外来农民工,如今着重拍其中的少数民族群体。这个群体在融入当地的过程中免不了会出现一些问题,与当地人既有诸多良性的互动,也会产生矛盾。用照片记录外来少数民族融入当地社会的过程,反映他们的需求,记录他们的变化,表达他们的心愿,是一件非常有意思也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如果从摄影技术层面来看的话,你在拍摄过程中最注意的是什么问题?

杜剑:我从来不用广角镜头拍他们。因为虽然广角可以让画面容纳更多的内容,但会把人拍变形。我觉得这样不尊重拍摄对象。拍摄时要有平等的心态,以平视的眼光来看他们。这样拍出来的照片才是真实鲜活的,也才是具有情感的。摄影师内心的真诚和思维的灵动,才会了解和尊重被拍摄对象,才会最完美地诠释作品,赋予作品以生命。

 

李晓林:在我看来,你的作品总体上属于纪实摄影。所谓纪实,照片首先当然就必须是真实的。如果真实性都不能保证,那又何谈纪实性呢?而这又要涉及一个摆拍的问题。纪实摄影并不排斥摆拍,关键是要符合事情的真相和规律,比如摄影史上一些非常经典的作品,也不乏摆拍的,但它们却无比地自然与真实,能够打动人心。有人说好的摄影师应当都具有导演的特质,正如位居20世纪最伟大摄影家之列的亨利·卡蒂尔·布列松那样在一个绝佳的场景处等待他的“决定性瞬间”。这样刻意的等待和导演,何尝不可。你如何看待摆拍?

杜剑:尽管我的很多作品看上去有着浓重的摆拍痕迹,但在主观上我却很少摆拍或者使用道具。我想拍他们穿民族服装的场景,我就去这些少数民族孩子就读的学校,一个一个班地打听,一个一个同学地打听,最后总算找到了几个有民族服装的孩子……如果他们家里没有民族服装,我并不强求他们非得去借了穿上。

 

李晓林:“时间都去哪了?”持续的聚焦,一定会让人从你的作品中看到拍摄对象的变迁过程。

杜剑:其实,我的作品突出的都只有一个主题——他乡与故乡,或者可称为两代人的梦想。前些年,我每年春节前夕都到火车站去给即将返乡的农民工拍全家福,也记录他们带回家乡的年货。每年都拍,坚持了好些年。一年两年还看不出太大名堂,但好几年过去,把这些照片再放到一起时,就可以看到巨大的差异。他们的着装、手里拎的年货,甚至神态表情,每一个细枝末节都反映了时代的变化。这也是他们在他乡的变化吧!如今拍永康的外来少数民族,除了继续表现这种“在他乡得到改变”的主题,我还想去到他们的老家记录他们眼中的改变。由此,我期待找到他乡与故乡之间的内在联系。

他乡会不会变成故乡?与那些外来少数民族一样,我也一直在找寻这个问题的答案。而这个答案,与他们的梦想密切相关。父母有父母的梦想,孩子有孩子的梦想。我要通过持续的拍摄,记录下他们梦想实现的点点滴滴。我希望那些孩子的灵动眼神,不仅照亮他们自己的人生,更温暖每一个看到这些照片的人。

 

李晓林:我理解你的心情。长期以来,你所接触的这些外来少数民族某种程度上都处于一种被城市边缘化的状态。但其实他们并不仅仅是弱势群体,这个越来越开放的社会正在逐渐改善他们的生存状态,使其人人都有出彩的机会。通过自身的勤劳智慧和拼搏,加上政府及社会各方面的帮助,如今就有许许多多的外来少数民族在永康,在东南沿海发达地区得到锻炼和发展,创业有成,开启了与过去完全不一样的人生。关注外来少数民族的生存方式和精神状态,真实生动地记录他们与当地群众和睦相处、团结互助、共同发展的历程,是一个摄影师的神圣使命。某种意义上说,你也是一个拿着照相机的民族工作者,一个有着责任感和热心肠的永康市民。而你的这个纪实摄影工程,其实也可以说才刚刚开了一个头。就此一直跟踪下去,大有可为。

杜剑:就是这样的!我最近总在想,外来少数民族并不仅仅只是需要我们帮扶的弱势群体,除了语言和风俗等之外,他们真的与我们一样。背井离乡者的乡音乡俗,不也寄托着我们的乡愁乡恋吗!观察和记录他们,其实是对我们自己的一种观照和省思。

纪实摄影不应只是表面的记录,而应通过这些现象,进行社会、人文方面的深层思考、分析和表达。我只是从一个很小的点来记录外来少数民族。我觉得自己太需要“充电”了!要把眼前这个题材拍好拍透,尤其需要强化社会学、人类学以及民族政策等方面的学习。外来少数民族对他乡(永康)经济发展和多元文化的贡献,对故乡(改变 自身、父母、子女生活状态)的贡献,无论纵向还是横向,都有着博大、深刻的内容。把它往大里做,全面深入地去记录,无疑能够产生鸿篇巨制。这,对于我都是极大的挑战。

带着思考看社会,用摄影专题的形式来表达。只有这样,作品才能够超越我所在的县域常有的局限性,从而具有一种延伸感,在更广阔的视野中与社会对接。

 

李晓林:除此之外,你最早接触少数民族题材的摄影是什么时候?收获如何?

杜剑:那是在六七年以前。当时,受朋友之邀,我驱车前往西藏和云南进行拍摄,最终完成一组摄影作品《流浪高原的眼睛》(配有诗歌)。我很喜欢其中的两幅作品,即《雅鲁藏布江畔编织绳索的老人》和《摩挲织女-纳金》,分别表现了老人和少女的精神状态。老人脸上的皱纹和少女水灵灵的眼睛,让我永生难忘。真是太有生命力了,太美了!这些照片不是我拍得好,我只是一个忠实的记录者和传播者。真正值得赞美的,是照片中的人!

 

李晓林:这段时间,我还特别关注英国摄影师吉米·尼尔森的最新作品。他环游世界三年,足迹遍布五大洲,为35个少数民族拍摄照片,记录他们独具特色、多姿多彩的生活,颇具视觉冲击力。不知你对此感受如何?

杜剑:吉米的这组作品,也是我十分景仰的经典之作。“我们无法停止世界的脚步,但我希望能够尽自己的努力来鼓励这些少数民族不要摈弃自己独具魅力的文化传统。”他的这句话,同样让我产生强烈的共鸣。我更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为中国少数民族留下“他乡与故乡”的独特而珍贵的影像记录。并且,吉米关于拍摄成功与否关键在于能不能获得这些少数民族接纳的观点,我也非常赞同。

 

李晓林:据我所知,近年来西方摄影批评中自由主义泛滥,对纪实摄影人文关怀的传统不乏质疑。比如以拍摄非洲穷苦大众出名的塞巴斯蒂安·萨尔加多,被斥为“用摄影剥削穷人”……此类苛责,在国内也时有所闻。这些论调,某种程度上使得人文关怀这一纪实摄影的优秀传统,逐渐走调了、变味了。其实,即使表现灾害、疾病、罪恶及所有的不幸,摄影师应该都是为了不仅能表达“同情的战栗”,更期望能“引起疗救的注意”,进而带来改变的可能,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杜剑:有了感动我就拍。镜头与被拍摄者之间要有情感的交流,不能只是从概念出发,要为解决社会的现实问题而通过影像来发声。比如外来少数民族的生存与梦想,等等。这样的摄影可能不够艺术不够时尚,但却是对摄影本质真正的理解和实践。

纪实摄影作为以记录生活现实为主要诉求的摄影方式,担当着记录和保存历史的价值。除了技术层面的要求,摄影者必须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真正了解并尊重被拍摄对象。比如我这组专题,就力求更全面、更用情地表现被拍摄对象,所以用了数量较多、风格和形式统一的成组照片。

“一张照片的价值不能仅用美学的观点去衡量,还必须从对人类和社会在视觉上的表现强度去判断。”摄影大师纳吉的这句话,可以说一直是我的座右铭。真正有同情心、有爱心、有正义感的摄影家,绝不会高高在上地“俯视”。

 

李晓林:正是得益于这种坚守,才使得你的作品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认可吧!在2011年的平遥摄影大展上,策展人就从众多送展作品中挑选出了你的这一组。从农村到城市,从西部到东部,策展人认为这对“留守儿童”题材来说是突破和丰富。我也感觉你非常靠近传统纪实摄影的路子,注重图像的品质,努力表现特殊环境下孩子们的精神世界。看得出来,你在这个题材上有积累,包括时间和情感的积累。通过影像本身的力量打动受众,你的这个初衷应该说实现了。

杜剑:其实,我更重视策展人对我这组作品的批评,即与其他摄影师拍摄的同类专题相比,特色不浓郁,区别没有最大跨度地拉开,还缺乏特别打动人的细节!

 

李晓林:要有突破确实非常难!我也认为你这组作品与经典之间还有较大的距离。尤其是在背景、环境的交待方面缺少独具的匠心,没有达到以此来烘托主题的效果。外来少数民族从故乡到他乡,进入与其家乡完全不同的环境,比如打工的工厂、生活的街区以及就读的学校等等,这些背景构成了他们崭新的生存空间。你的作品,应该演绎的是他们在这个“他乡”的生存状态和精神风貌。如此,当然离不开“他乡”的人生和环境,而并非仅仅是他们租来栖居的那间斗室。在我看来,如果把拍摄地点从狭小房屋搬到那些足以体现“他乡”特征的场所,更多地记录他们与永康当地人在一起的场景,想必会有更好的效果。观者通过这些外在的表征,可以被直接带入预设的语境——外来少数民族与当地人的交往交流交融。

杜剑:谢谢您的坦诚和提示!我希望能够在以后的创作中,把这个理念更加充分地体现出来。

 

李晓林:无论怎样,你的这组摄影作品通过视觉艺术全新地表现了当前我国民族工作的一个重大主题,具有比较强烈的现实意义。

摄影传入中国之后,对少数民族的呈现就备受重视。但从早期的洛克、庄学本,到当代的杨延康、吕楠、王征、陈海汶等,他们基本上都是去到少数民族的故乡进行创作,留下其原生态的影像记录。相反,比较系统地对少数民族来到东部沿海发达地区、进入城市以后的状况予以观照,并进行跟踪拍摄的,目前似乎只有你一人。而展现和揭示现代化、城市化、全球化、网络化给少数民族带来的历史性变迁,正是摄影师的使命之一。在这个意义上,作为民族新闻工作者和文字工作者的我,必须向你表达由衷的敬意。并且,对于你的这个专题摄影创作,我继续抱有莫大期望!

杜剑:再次感谢您及贵刊的信任和鼓励,我会更加努力!您也一定会看到我更多更好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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