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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沙云影——庄学本、孙明经与西康的影像记录
2016-07-28 07:45 作者:李琳 来源:《中国民族》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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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孜班禅行辕卫队跳藏族舞蹈


在中国的行政区划历史上曾经有一个西康省,于1939年设置、1955年撤销,存在的时间只有16年,因此不为今人所熟知。在上个世纪30年代,庄学本和孙明经两位摄影师曾前往西康,拍摄了大量照片和电影胶片,不仅为今人了解昔日西康风貌打开了一道窗口,而且留下了大量极其珍贵的影视人类学资料。

庄学本1909年出生于上海浦东,1934年曾打算以随行记者身份跟随国民政府的“十三世达赖致祭专使行署”进藏摄影,因专使阻拦,止步于西安。此后庄学本另行聘请翻译和旅伴,由四川进入川青交界的果洛地区进行民族调查摄影,历时六个月,将所拍摄的照片寄给上海的《良友》画报、《申报》和《中华画报》发表。

1938年,庄学本接受西康建省委员会主席刘文辉的聘请,出任西康建省筹备委员会参议(翌年改为顾问),从而开始了长达四年的民族地区考察生涯。1940年9月《良友》出版了庄学本的边地摄影专刊,名为《新西康专号》,登出了他在西康拍摄的大批照片,包括当地社会阶层状况、教育、自然环境与资源、气候、宗教信仰、服饰、民俗、宗教艺术等,共有照片220余幅。

孙明经1911年出生于南京,1930年考入金陵大学,1934年毕业后留校担任电影课专职教师。1937年抗战爆发后,学界、政界、军界均提出“开发西部为抗战大后方”,适值西康建省, 川康科学考察团得以组建。全团共48人,孙明经与练习生范厚勤随行。两人携带16毫米柯达特种电影摄像机和A型电影摄像机各一台,电影胶片一万二千英尺,蔡司“依康”120相机一台。

1939年7月15日,川康考察团从雅安出发,开始了五个多月的西康考察之旅。孙明经在考察中拍摄了《西康一瞥》、《雅安边茶》、《川康道上》、《铁矿金矿》、《省会康定》、《草原风光》、《康人生活》、《喇嘛生活》等八部国情科考电影,并拍摄了2000多张科考照片,从中挑选出870张,按地域整理为十辑,命名为《西康》。

从庄学本、孙明经拍摄的照片中,可以直观地看到昔日西康省的风貌。当时西康省的辖区包括今天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凉山彝族自治州的全部,阿坝藏族自治州的一部分,以及雅安市的雅安、芦山、荥经、宝兴等县。金沙江以西的昌都地区当时在行政上也归西康省管辖,但处于其实际控制之外。

庄学本和孙明经拍摄的照片,记录了西康省汉、藏、蒙古、羌、彝、傈僳等族的生存状况。当时藏族约占西康省人口的70%,其生活方式与西藏地方相同,吃糌粑、牛肉,喝酥油茶,穿毛织藏袍、皮靴,住房多为两层以上的碉楼,下层为牛圈马厩,上层住人并用作仓库,屋顶为平台,供晒打青稞之用。藏人平常喜欢跳锅庄、跳弦子等。庄学本还深入当时尚处于奴隶制社会的凉山“倮倮(彝族)”地区,拍摄到了大量彝族社会习俗、民族服饰等方面的珍贵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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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爆发后,西康省的主要经济来源为茶叶,此外还有黄金、羊毛、铁矿、药材等。古城雅安是茶马古道的起点,每年农历二月至五月,当地所产黑茶被压制成每包16斤的茶包,由背茶人运到康定,向当地的藏商换取马匹。每五包茶在康定要缴纳一两银子的茶引(茶税),折算成法币后纳税。然后将原茶包打散,用生牛皮和皮绳重新包成50斤一包的大包装,用牦牛驮运入藏。1939年前后,西康省每年向国家提供的茶税在11万两白银左右。孙明经拍摄的照片中,有一张康定茶马互市的照片,很好地反映了当时茶马古道的情景。照片远景是康定北关的城门和城楼,城门外的空地上堆放着已经从雅安边茶改装成藏茶的茶包堆,以及向藏区驮运藏茶的牦牛群,近处则是藏族商人用来交换茶叶的一群藏马。

采金业是西康的另一宗重要经济来源。西康金矿分布极广,可谓“遍地黄金”,以雅砻江流域最为丰富。金矿入口均由军人把守,采金工人在石英矿脉内开洞挖取矿砂,然后用吊篮坠到河边淘洗。成色最好的赡化金沙纯度达到了95%。当时西康省每年可向国家上交三万两的沙金。此外西康还出产麝香、虫草等药材,每年外销的虫草达三万余斤。西康的另一项重要自然资源是铁矿。主要铁矿产区分为宁(西昌)、雅(雅安)两处,宁属地区的铁矿蕴藏量极丰富,且为高品质的磁铁矿。孙明经曾经感慨地说“该处将来开发后,当可为我国西南重工业之基础”。新中国成立后,西昌地区的铁矿资源得以开发,在金沙江畔建立了攀枝花这一西南地区最大的钢铁基地。

1933年,刘文辉在与刘湘争夺四川的战事中败北,率残部逃到雅安。1935年国民政府委任他为西康建省筹委会委员长,1939年出任省长。刘文辉虽然是军阀出身,但行事与观念并不保守。他一方面实行比较开明的民族政策,另一方面引入先进的科学技术,并大力发展教育。在考察时,孙明经注意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许多县的学校房子普遍好于县政府。孙明经请教过几位县长,得到的回答是“刘主席有令,只要县政府的房子比学校好,县太爷就地正法”。雅安的省立雅安小学、私立明德小学、明德妇女学校都是砖瓦洋楼,窗明几净,环境幽雅。德格县立小学校则是一片气派的藏式建筑群,孙明经评论说“就是上海、南京、北平、广州、天津、武汉这样的大城市,也很难找出这样宏伟的小学校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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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定老城雪景


1941年2月,在西康省政府主办下,庄学本在陪都重庆举办了《西康影展》。这次影展除了展出庄学本拍摄的有关西康风光、物产和民族的照片外,还展示了许多经过调查所得的统计图表,引起政界、学界的广泛关注。国民政府立法院长孙科、教育部长陈立夫、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梁寒超,张继、于右任、陈果夫等民国党政要人,郭沫若、田汉等文化人士,以及各国在渝使馆官员都前去观展。《中央日报》、《新华日报》等报纸都对影展进行了详细报道,苏联塔斯社还对庄学本进行了采访。

1938年至1944年,庄学本、孙明经两人以西康为主题的摄影活动是我国最早的人文类纪实摄影报道之一。他们的镜头定格了西康的方方面面:自然风光、人物肖像、城镇市集、茶马互市、矿产资源、宗教信仰、文化教育等。

美国《当代摄影辞典》对纪实摄影的定义是“纪实摄影是那些反映现实情况和现实事件的真实影像,虽然构图和时机的选择也可用来表达摄影家自己的观点”。著名学者苏珊·桑塔格则认为“照相机通过培养为观看而观看这一理念而改变观看本身”。在抗战时期“开发大后方”的背景下,庄学本和孙明经通过纪实摄影作品对西康地区的介绍,不仅为内地提供了一种“跨文化观察”的角度,而且使得广大民众了解到中国还存在这么一个深远而富饶的腹地,可做长期抗战的后方打算,从而在民族危亡的关头增强了国人对于坚持抗战的信心。

从学科建设的角度来看,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正是中国文化人类学研究起步的时期,1928年成立了中央科学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傅斯年、顾颉刚等人成立了人类学研究组,费孝通等社会学家所倡导的田野考察工作也日渐火热。庄学本和孙明经两人的摄影作品,正是这种学术趋势的表现。著名人类学教授玛格丽特·米德曾经说过,人类学尽管因国家而异,分别称为文化人类学、社会人类学、民族学、民族志学等,构成形式也不尽相同,但作为包含种种学科领域的人类学,其主要任务是收集与保存行将从地球上消失的习惯和人类记录。

从这个意义上看,庄学本和孙明经通过影像记录这种全息化、精炼化的方式,对西南地区进行了大量丰富的影像记录,从而使得国人对“中华民族”的直观概念超出了过去“五族共和”的提法。这不仅为重新定义和构建中国这一多民族国家形象做出了及时的、不可多得的贡献,而且为后世的影视人类学研究者留下了一笔无比珍贵的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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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定北关外茶叶客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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