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由于申报了世界自然文化遗产地，“三江并流”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在这片地域的核心，怒江和澜沧江之间，有一座早已闻名的雪山——卡瓦格博。它的名声很响亮，但主要是在藏族而不是旅游者中间。这座像人一样有属相的雪山，在羊年迎来了十多万朝圣者。　

在这一年，也是我的本命年，我希望找到一个亲近卡瓦格博的机会。而不是像以往那样，仅以一个外来的研究者或“记者”（当地人这样认为）的身份，远远打量他。　

3月，在昆明的影像展期间，拍纪录片的季丹讲了她的一个故事。她刚到西藏的时候，曾站在布达拉宫对面的小山上，心里默默发愿：此生，一定要和脚下这片土地发生亲密的联系。后来她去一个小村子住了两年，先学会藏语，然后才拍了两部记录藏民日常生活的影片。　

她的经历让我思考了很久：应该以什么态度去观察你所关注的地方和人民？　

6月的某一天，一个偶然的电话，引导我找到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云岭乡的仁钦多吉老师，让我有机会第一次跟一家藏人去环绕卡瓦格博外转经。经过数年断断续续的田野调查之后，我渴望从一个城市来的学者变为一个朝圣者。现在，我终于可以用另一双不太清晰，但不全是“外部”视角的眼光来近距离地注视这座神山。我接受仁钦老师家人的建议，把脚上的高帮皮靴换成布面的解放鞋，把黑色外套扎在腰上，背一个简单的旅行包，每天和大家一起露宿，吃琵琶肉，喝清淡的酥油茶，肚子疼了灌几口青稞酒，吞两粒仁钦老师带的藏药，还偶尔品尝几颗同行的女孩卓玛摘的野果子。她很调皮，让我吃酸涩的果子，然后看着我尴尬的样子大笑。最好吃的还是阿佳（老年妇女）们采的野菜，既补充维生素，第二天爬山还不觉得累，能像麂子一样跑得飞快。

这一路上我都在摄像，但目的有所改变。晚上休息，我常把当天拍的内容放给大家看。夜色朦胧，远处的雪山发出暗蓝的光，江水在附近轰鸣，大伙席地而坐，一边赶着蚊虫，一边盯着摄像机的小屏幕，指指点点，笑声不时爆发出来。还有什么形式的放映活动能背靠着那么辽阔的风景，让别人，也让我自己如此快乐？

那样的影像我看多少遍也不会厌倦：两个阿佳从埋电线杆的士坑里拯救青蛙，还沿途给蚂蚁施舍糌粑面；在攀登说拉垭口的山路上，男男女女一起吟唱唵嘛呢叭咪吽；格玛尼扎伸出手来，牵我走过惊险的滑石陡坡；阿觉娃们在开着野花的草地上睡着了……

山、水、森林、动物和转经的人，此时此地都成为这座雪山的一部分，就像他身上的毛发，像他爱抚的子女，像他流出的一滴泉水，像他生命中的一个细胞。　

其实，我们以前都是这个原始世界的一部分，可如今，周围的很多人都丧失了与广阔粗野的风景打交道的缘分，甚至失去了走路的本能。他们中间有勇气的人，也必须把越野车、双向透气内衣、登山皮靴、生火的设备、野外生存手册当作保护自己的盔甲，怀着傲慢而恐惧的心理穿越森林。他们把行走的过程叫做“旅游”，他们在人家的村寨里探险，他们只知道山民是驮行李的背夫，他们从没有为山顶的烧香台添过一根柏枝，他们也不曾在雪山面前低头祈祷。　

我过去是这些人中的一员，尽管打着学术研究的名义。

转山回来，当我拄着一根五节的青竹来到梅里石，满身尘土地坐在公路边，在笔记本上写下今后旅行的几个原则：以外在的旅行作为内心修行的方式，先做行者，再做作者；走进，而不是走过一个地方，直至它成为另一个家园；跟朝圣者而不是旅游者一起旅行；以当地人为师，尽量学习当地人的语言和生存方式，努力掌握地方性知识；带尽量简单的摄影装备，或者只带自己的眼睛；在调查地以走路为主，或者只乘坐当地的班车；在行动和思考中创造适合于自己的“个人的知识”，不再盲从任何学术体系：自己创作的文字和影像作品，都要给当地人分享。

这些原则并不那么容易兑现，但它们给了我一个尝试的机会。事实上，自从认识藏区以来，奇迹就像花瓣一样在我面前一一展开。在桑耶寺，在西单和雨崩，在说拉垭口，在阿东，我渴望却不敢相信的，都已发生。正如一个朋友所言：在藏地，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当然那前提是：你越来越亲近像卡瓦格博这样一个创造奇迹的本源，直至同他发生亲密的联系。

在说拉垭口附近，我为自己盖了一间石头小房子，祈祷来世转生到这座雪山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