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把摄像机镜头对准真实的社会生活时，纪录片的价值就已经开始产生了。这种价值不一定是观赏价值或娱乐价值，而首先是一种记录价值和认知价值。它让制作者和观众能够从别人的真实生活中思考自己的生活。

　　这是我导演《喜马拉雅天梯》的一个出发点。

一

　　西藏自治区地域辽阔，不仅拥有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还座落着另外4座8000米以上的高峰、50多座7000米以上的高峰和众多6000米左右的山峰，被形象地称为“地球的第三极”。自上世纪80年代初西藏山峰对外开放以来，中国所能提供的登山服务，长期以来仅限于收取登山注册费和联络、接待工作，高山上的商业服务基本都由以尼泊尔为主的第三国人员承担。但上述状况，在西藏登山学校成立之后发生了改变。1998年，西藏登山学校开始招收第一批学生；1999年，中国第一所专业登山人才培训学校正式成立，尼玛次仁担任校长。生长在普通藏民家的孩子在这里学习如何登山，学习如何带领别人去登山，学习如何成为山的使者。伴山而生的西藏青少年，从此开始了自己的职业登山生涯。

　　筹备和制作纪录电影《喜马拉雅天梯》的最初想法，来自制片人、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雷建军。2009年，他跟随电视摄制组来到西藏，前往珠峰大本营拍摄。意外的是，西藏登山学校的一名年轻队员得知这个消息后，把一沓印刷粗糙的藏传佛教经纸交给他，托付他把这些经文带给自己的父亲。这名队员的父亲是上绒布寺唯一的喇嘛。这对父子关系为我们呈现了人类学家所关注的重要议题，西藏年轻一代和他们父辈之间的互动，不仅描画出传统-现代/宗教-世俗这样的双层结构，通过代际的更替折射出这个民族通往未来的可能道路。

　　如何面对和突破对于异域和他者的刻板印象，是形成文化理解的首要任务，也是我们决定借用影视人类学的方法完成一部院线纪录电影的核心挑战之一。对于西藏的影像文本，长期以来的创作实践主要指向广阔的风景、神秘的宗教和丰富奇特的高海拔动植物。然而，在这些表象之外，如何从另一个视角理解藏族的文化和精神世界，才是影视人类学的核心观念和基本要求。

　　纪录片更多时候不是给出答案，而是基于生活现实提出问题，保持对社会的开放性思考。攀登珠峰现在已经成为一个商业项目，有比较完善的攀登体系和保障系统，能够确保绝大多数情况下的安全。我们通过了解发现，登山的危险和困难并不是他们主要考虑和担心的问题，与每个年轻人一样，登山学校学员主要关心的是他们未来：以后生活在什么地方，过什么样的生活，和谁一起生活——这是他们每天思考的问题。这也与我们的拍摄初衷非常吻合。因此，从最初决定制作这部影片起，我们就希望通过拍摄登山进而提供一个场景，让制作者和观众去思考文化变迁的问题。随着青藏铁路的通车和西部大开发，西藏现在经历的社会变革很像内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所经历的市场化和全球化的过程。珠峰攀登本身正是一个市场化和全球化的运动，这样的选题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载体，去呈现藏族在遇到文化差异、面对新的可能性的时候，会做什么样的选择。

　　为了更好地理解拍摄对象并顺利展开观察式的跟拍，在制作团队构成方面我们注意到了主位和客位的融合。与剧情电影不同，民族志和观察式的跟拍创意、实施更多来自于整个团队的力量，而优秀的纪录片摄影师在拍摄现场则承担了更多的创作角色。我们的摄影团队由著名藏族摄影师扎西旺加担任摄影指导，制作团队中的藏族成员超过半数。创作过程中，汉族和藏族的创作者持续保持密切沟通，交流、整合对于登山学校和人物的看法。藏族的创作者自身就处在西藏从传统到现代的历史剧变的社会语境中，对于本民族的当下和未来有长期的思考，他们最终成为影片能够抵达拍摄对象内心深处的坚实保障。

二

　　拍摄过程中，我们发现，登山现场多元化的群体对于登山都有不同的表述和期待，呈现出和极限挑战逻辑完全不同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属性。

　　2013年9月底是当年的秋季登山季，登山学校的学员们跟随登山公司组织的队伍到不同的地点承担服务。我们跟随攀登宁金抗沙峰的队伍，来到这座山峰的登山大本营。登山期间，这片海拔4800米的山地成为一个微型的社会生态系统。这里不仅有来自全国各地的登山客户，有为这些客户搭建帐篷、搬运行李和提供专业技术指导的登山向导和登山学校的学员，还有寺庙和僧侣。我们的摄像机跟随着登山学校的学员，来到距离大本营不远的康布尼姑寺。寺庙里有五位修行的尼姑，寺庙外还有两三个年迈的修行者。寺庙为登山者们提供宗教的庇护和心灵的寄托，这里传说曾经是阿底峡尊者到过的地方。对于登山学校的大多数师生而言，登山之前的诵经和煨桑（藏族祭祀天地诸神的仪式）是必需的，能够保佑平安、带来好运。登山客户到来之后，康布尼姑寺也成为了他们第一天适应性训练的徒步路线的终点，虽然来者宗教信仰各有不同，但都同样愿意祈求本地神灵的护佑。

山在藏族文化中具有丰富内涵。藏历大年初三，每家都会派一个着盛装的年轻男孩，在太阳升起前将风马旗挂在村边的神山上

　　这个生态系统的另一个组成部分，是周围的村民。附近望果村的村民组成的马队应邀而来，花三天时间用马匹帮助登山队将辎重运到更高的营地。临走的时候，登山队的财务和马队的首领就完成了交易。这次交易金额总共是一万两千块，按照事先的商议，具体价格是一人或者一马均为每天130元。马队的首领是望果村的村主任米玛加布，今年50岁，代表村民和登山队交涉财务事宜。马队有自己的一套工作方式，他们给货物标记，然后通过抽签决定谁的马背货物的重量，以防因为货物重量和体积的不均造成纠纷。他们大多数自己带着马匹的饲料和自己的干粮，吃饭的时候只借用登山队的火炉煮茶。

　　对于登山现场来说，内地客户和登山学校师生组成的登山队伍更像是过客，而修行者和附近的村民则是本地人。所以，出于呈现西藏登山学校的文化背景和“社会整体事实”的考虑，影片不仅仅要拍摄登山者，还要关注本地居民。因为他们的视角和行动与我们的拍摄对象会产生关联、进而成为影片所力图展现的“地方-全球”和“传统-现代”这两组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对于2014年珠峰登山季拍摄来说，同样出于将学校置于当地整体文化和社会事实的民族志考量，影片不仅要记录登顶过程，还要将镜头对准珠峰上绒布寺的僧人阿古桑吉。他的访谈提供了对于山和登山的宗教观点，同时也为自己的儿子和汉族客户们祈福。我们的镜头就是这样，通过记录不同人群的想法和行动，将西藏的传统山地文化与现代经济活动的状态展现出来。

　　除了登山现场，还有珠峰脚下的定日县和聂拉木县。这里的平均海拔在4000米以上，登山学校的学生就从这里招收。从小生活在高海拔区域，是成为一名优秀高山向导的基本条件。随着在定日县城拍摄时间的增长，我们越来越能感受到这里浓浓的生活气息。西藏对我们来说不再是一个遥远的地方，藏民的生活也不再是遥不可及的世外桃源。这个离珠峰最近的边境县城，汇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谋生者，本地藏族、青海回族、四川汉族商贩、云南白族银匠、河北的浴室老板、陕西的武警……大家都互相成为客户和朋友。这样一群人都进入了影片中。对于登山学校的学员来说，一个很简单却常常容易被忽视的问题浮现出来：生计。在后藏这样一个以农牧业为主的社会里，生活依然艰难。而珠峰，对进入登山学校学习的藏族孩子而言，就如同得到了一个承诺：依靠攀登珠峰，他们有可能在读书升学之外找到一条通往未来更好生活的路径。

　　从县城出发，走过一段山路，就是登山学校第六批学员次仁多布杰的家乡。初中毕业之后他收到了登山学校和市区职业中学的录取通知，同时还有参军作为第三项选择。他选择去登山学校，因为那里不需要学费，而且就业看起来更有保障。不过，他仍然把地区职业中学的录取通知书仔细收好，和自己小学、初中时的书籍、作业和试卷一起，整齐地摆放在他亲手做的小书橱里。

　　在定日县的长时间拍摄后，我们的镜头将这些学生置于上述独特地域环境中，更能感受到丰富的人物情感和生活逻辑。对这些年轻人来说，登珠峰实实在在寄托着他们能离开辛苦的农民生活的愿望。五六年中，他们都以登山为生活轴线，上课、训练、一次次地与高山协作。进一步地看，现代化的进程之于传统藏区，恰同登山向导之于藏族孩子一样，成为一个被赋予很高期待值的目标。

　　在《喜马拉雅天梯》中，登山学校是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全球之间交汇的场域，不仅折射出文化变迁和社会发展，同时也展示出当地人应对变迁和融合断裂的智慧。藏族传统的宗教和生活文化中对山特定的信仰，不同的社会身份和阶层都有一整套向山致敬和祈福的仪式。另一方面，现代观念中的自然探索、个人挑战，以及旅游和运动产业，都形成了对高山的个人主义风格和商业传统。而人类文化的生动之处，正在于用文化实践的方式对看似冲突的不同观念进行融合。在登山现场、登山学校，乃至学员们的家庭中，这种观念的交流、区隔与融合无处不在：登山学校作为一个特殊的职业教育机构，为藏族青年一代提供了形成文化自觉的机会。他们在学习和实践中得以同时了解对于山的不同文化期待，在心态上逐渐熟悉和适应不同文化之间、现代与传统之间的区分，重新思考和认识本民族的山地文化的价值；在珠峰大本营漫长的等待时间里，他们用藏民族特有的乐观与淡然将内地客户从电视屏幕前吸引出帐篷，一同跳起藏族的舞蹈；在登山的每一个关键的节点，他们带领客户通过传统仪式表达对自然的尊重。同时，他们也将藏族传统中的坦诚重信的品质，融入当代商业文化和专业精神中——这，是我们影片记录中最让人感动和欣慰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