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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守孤独的传奇
2016-07-15 01:27 作者:沈鹏飞 来源:《中国民族》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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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沙漠重隔和过于遥远的距离,世代居住在新疆塔里木盆地克里雅河末端的克里雅人,长久以来几乎被遗忘。在这里,数十公里之间仅有一户人家,依着河畔的游牧生活从久远的过去一直延续到今天。著名摄影家刘湘晨曾于2009年拍摄了人文纪录片《大河沿》,讲述克里雅人的故事。至今,他们仍在这里过着几乎与世隔绝的生活。随着现代文明的进入,“走出者”、“守土派”、“闯入者”等不同身份的人在这里共存。如今,达里雅布依即将被沙漠覆盖,克里雅人不得不搬迁。他们面临着新的选择:去拥抱外面的世界,还是在自然和现代文明的边缘继续守望故土……

  2015年,由北京电视台对口支援新疆和田电视台拍摄了纪录片《最后的沙漠守望者》,以独特的视角再次讲述了克里雅人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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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漠腹地的克里雅牧羊人

    


  昆仑山被誉为“中华龙脉”,这里的冰川养育了东亚土地上的众多民族,造就出多个绿洲。克里雅河的源头发源于昆仑山冰川,曾拥有奔腾的河水,穿过整个塔克拉玛干,最终汇入塔里木盆地边缘的塔里木河。但如今,它只流入沙漠的中心地带就消失殆尽,曾经有老虎出没的胡杨林也大多干涸枯萎。就在沙漠河流的尽头“达里雅布依”(维吾尔语,汉译为“大河沿”)奇迹般地生活着一群人——克里雅人。他们就是我们拍摄的对象。被称为古西域“活标本”的克里雅人,在这片沙漠中延续了两千多年不曾改变,是他们让绿洲文明的薪火生生不息。

  1896年,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深入塔克拉玛干沙漠。当他来到达里雅布依的时候,发现克里雅河在这里孕育了一块神奇的绿洲:茂密的胡杨林里不仅有成群的野骆驼,更有一个生活在这里的人群部落。斯文·赫定在《亚洲腹地旅行记》中写道:“树林中的老居民是真正的隐者。”这次旅途意外的发现,让他成为克里雅人历史的坐标。但随后这里很快被遗忘,直到1950年,于田县成立并将政府的管理延伸到这里。1984年石油勘探者的发现,让克里雅人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里。克里雅人属于维吾尔族,但他们仍然保持着自己特别的生活习俗。



  达里雅布依的一切似乎就是人类学纪录片的天然题材:人种来源之谜,居住之谜,与历史的联系,独特的生活民俗,环境变化导致的搬迁,走与留的现实问题冲突……从体质人类学到文化人类学都有所包含。现在,达里雅布依正面临着一个最大的问题:搬迁。如果不搬迁,人口将继续增多,环境压力增大,草场不足以维持生计,这里的一切就会和历史上的那些故城一样,被黄沙掩埋。如果搬迁,他们又故土难离。抉择对于克里雅人来说成为最艰难的事。在拍摄过程中,我们被感动的是他们孤独的坚守,还有那份对于家园的热爱。

  拍摄之初,我们用田野调查方法对达里雅布依进行了基本的调查。克里雅人使用维吾尔语,访谈中我们多采用“启发式访谈”的方式。通过调研后,我们最终决定用“走出的人”、“守土派”、“闯入者”几个符号性身份来进行划分归类,作为纪录片故事的发展脉络。

  拍摄开始,我们达成共识:不能将《最后的沙漠守望者》做成一部传统的电视纪录片或是一部科学探秘性质的科教片。对此,我们选择让纪录片主人公自我发声和讲述故事来体现影片的客观和人文关怀(此类人类学的纪录片也称为“民族学电影”或“民族志电影”)。尽管这种形式会被传统媒体认为枯燥和过于理性,但我们“在主动地去挖掘真实,不排斥在纪录电影中采用虚构策略”的拍摄弥补了这一缺憾。

  2015年8月纪录片正式开拍,摄制组进入沙漠进行第一次拍摄,并制作了片花。10月,纪录片提案入围东京纪录片提案大会(Tokoy Docs)。民族题材的国际性得到了众多制片方的认可,在提案的环节得到日本NHK的青睐并获得部分投资。由于NHK的加入,纪录片提升到了国际制作的领域,关注者也越来越多,对故事整体的叙事和呈现有了更高、更多的要求。多制片方的介入,意味着纪录片最终要呈现不同的需求。在不同文化背景和差异下,做好这样一部纪录片是非常不易的。如何讲好故事,满足各方需求,满足主创的需求,成为我们面临的问题。经过讨论磨合,我们最终达成日方版本和中方版本独立呈现,播映之后再成立双方合作版本的协议。

  日本的纪录片叙事讲究细致,一定要把来龙去脉讨论得很清楚,主要以“探秘”为主要线索,他们的观众似乎更关注“这些人和楼兰人有没有关系”;而中国观众的关注点则是在独立个体人物的命运上,通过个人命运的转折反映一个群体面临的选择——这也是我们主创团队想在纪录片里表达的人文关怀。



  拍摄汉语表达能力几乎为零的克里雅人,对摄制组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摄制组成员大多是传统电视电影从业者,几乎没有田野调查的经验。我们通过逛巴扎、和当地年轻人一起打篮球、在当地商店购物、家访等各种方式与当地人建立关系,并通过肢体语言进行简单的交流。我们还在当地找到了几个热心肠的喜欢和我们打交道的年轻人,通过与他们同吃、同住、同娱乐来拉近同村里人的关系。我们深知,只有不把自己当外人,只有真正融入当地生活,才能拍摄到真实的一面。

  经过反复调整心态,我们最终真正融入了这个村庄。几次在达里雅布依的来回,我们就像回家一样,走在村子里总会有不少熟人上来寒暄。总导演纪林说,找到回家的这种感觉才是一个人类学纪录团队该有的素质。我们的一切故事来源于田野,所以必然要到田野中去。一部有人文关怀的纪录片一定要投入感情,而不是为了干活完成任务。每一个镜头是自然带入,而不是刻板呈现。

  从调研到拍摄,我们经历了8个多月,从北京到和田往返了7次,6次进入沙漠腹地,每一次进入都要开10多个小时的车才能到达里雅布依。在村里,我们住的是简易板房。夏季,要忍受40多度的高温;冬季,则要忍受零下20多度的严寒。正是在这片被称为“死亡之海”的地方,我们拍摄出了《最后的沙漠守望者》——一部我们想要的纪录片。它的价值在于:我们记录了克里雅人或将成为历史的生活方式,以及这片沙漠真正的精神绿洲。



图/赵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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