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同世界上所有的多民族国家一样，我国也面临着各民族如何相处的问题。

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都希望国内各民族和睦相处。当然，也有个别国家的政党想在竞选当中立于不败之地，间或会在不同的族群之间制造隔阂，挑拨离间，使不同的族群都觉得唯有依靠这一政党，自己利益才更有保障。然而，这种情况毕竟不多见。退一步讲，即便如此，这些政党也不敢为了自己的利益而罔顾民生，它还得在许多方面对各族群都有所兼顾。法国思想家福柯对现代政府必须以民生为本提出过一个很好的概念，那就是“治理术”。所谓的治理术就是“政府的艺术”，也就是政府如何才能令被治理者满意的纵横之术。因此，治理成为了现代国家的领导概念。与传统国家的管控不同，治理的目的在于让被治理者能在政府的治理下对生活感到满意。而传统国家的统治方式则是管控。

我国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初便制定了对少数民族进行扶持的政策，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的目的一以贯之。我国还是全世界最早实行对少数民族实施优惠社会政策的国家。历史与现实证明，我国的民族政策是独具创意的壮举。

壮举与变化

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民族政策实践，为我国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带来了巨大而深刻的变迁。首先，各民族有了自己的认同，主体意识增强，对国家和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增加；其次，在物质和精神生活上，绝大部分的少数民族社会与经济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实现了跨越性的进步；其三，各个少数民族都有了自己的党政领导干部以及专家、学者、医生、艺术家等杰出的专业人才队伍，其中的许多人还代表我国到国外进行交流，弘扬中国文化；其四，有关少数民族的各种学术研究成为显学。我国从事民族研究的专家学者的数量就单一国家而论，可能是全世界最多的。这一情况与我国的人口基数无关，因为有些少数民族占人口比重远比我国还高的国家也未必有如此之多学者以民族研究为业。这种情况恰恰说明了政府对少数民族的高度重视和关怀；其五，改革开放以来鼓励开放开发、建设发展的政策也将各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卷入了全国性甚至全球性经济浪潮中。外出务工的少数民族成员日益增加，他们以自身的经历和体验，给家庭、家乡和民族带来前所未有的改变。

但是，毋须讳言，民族政策在给少数民族带来巨大利益与实惠的同时，也产生了一些问题。其中，最为重要的可能是少数民族主体性全面增强，许多人都有了比较强烈的对自己民族从属性的认同。按理说，这本来是好的现象，因为有助于鼓励文化多样性，但同时却也带来了一些事与愿违的后果。人们在不同文化的接触交往中，因为对不同族属的强调，有时会有一些过于强调自身民族身份的现象出现。

这种情形其实广泛见于绝大部分有着族群和文化多样性的国家，因此，没有必要为之过于担忧。但是，因为它涉及到不同民族和睦相处的问题，所以也绝不能掉以轻心。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在社会生活中普遍存在着一种不成文的所谓“政治正确”规定，也就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之中要特别注意一些涉及个人自尊的一些方面，比如种族、宗教、族群、性别、年龄以及生理残疾等。当提到这些类别时，措辞必须谨慎，以免伤及个人自尊。这种情形到了相当晚近才出现，是为上个世纪60年代的民权运动以及随之而来的各种左翼校园和社会运动的副产品。这种态度既是社会进步的表征，同时也是人们族体意识觉醒的结果。在过去，虽然不同族裔者都知道自己的族裔属性，但是，长期以来的种族隔离制度使得人们对主流社会强加于自己的不平等命运逆来顺受，而且也对自身的从属性缺乏主体意识和认同感。认同感指的是把个人命运与自己从属的群体联系在一起，一荣俱荣、一毁俱毁的那样一种情感。这样一种认同感直到20世纪60年代以后，才在美国各族裔社会里产生。换言之，直到那个时代之后，“族裔”才在美国社会的政治运动成为感召的标识。

今天，我国各民族的族体认同是民族识别的结果。虽然，我们无法明确民族识别之前的认同状况，但是，可以肯定，那时的状况与现在很不相同。今天的各民族是政府对人口的归类，是参政议政的基本单位。少数民族的社会政治地位因此在民族识别之后大幅度提高，各民族都有权利在国家政治舞台上发出自己的声音，这无疑是中国政府的一大创举和壮举。但是，也恰恰是因为识别之后的民族与国家政治紧密结合，民族成员的族体认同不仅建立起来，而且得到强化，这虽然有它的积极方面，但不免也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例如，有的地区内的不同民族相互之间在待遇和优惠政策上的攀比，等等。这些，都不利于不同民族之间的和睦相处。

两种亟待克服的“主义”

长期以来，影响我国民族团结和睦的因素主要有两种，即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

大汉族主义有其深刻历史背景。它不是什么实质上的策略或者意识形态，而是一种被人类学者批得体无完肤的“种族中心主义”心态。当然，在我国推翻帝制的过程中，也有部分民族主义者刻意宣传大汉族主义，以求实现建立单一民族国家的目的。这种意识形态式的大汉族主义无视国家的历史过程与整体存在，当时就遭到许多有识之士的抨击，很快便被历史所遗弃。我们这里所说的大汉族主义是另一个问题，它是历史上长期以来统治阶级和主流社会文人墨客所刻划的他我之别之遗绪。一般人面对文化他者产生某种种族中心主义心态是难以避免的。有些时候，有些人可能觉得，那些人讲话怎么听起来稀奇古怪，他们吃的是啥玩意儿，等等。仿佛只有自己的一切，才令人感到舒服、最为完美。于是乎，相对于“他者”，“我”才是得体的。这种心态是人类的共性，它一般不会给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相处带来太多负面的影响，随着交往交流的增加，基本上可以被克服。然而，在这种基本情感或者心态的基础上对文化他者形之于笔墨，则起强化偏见、铸就刻板印象的作用。而在铸就刻板印象的同时，原先就有的对文化他者那种天然的，因为陌生而产生的不信任感也就被概化为诸如“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通则”。

从我国古代文献材料来看，那些记载描述不同民族的文人们多数是在那些区域任职的朝廷命官。“生”与“熟”是他们对不同民族文化与汉文化之间距离的裁断。“生”者都是些朝廷难以课税，保持自己传统的游耕者。在这些官僚文人的笔下，这些所谓的“生番”衣不蔽体，茹毛饮血，亟需“教化”。这种生熟之别的参照系自然是所谓的汉文化。这种文本的积淀是大汉族主义这么一种心理状态的由来。事实上，用不着追溯到久远的过去，即便在今天，大汉族主义的心态依然存在。我们看到，这种心态的流露经常是下意识的。这说明当我们面对少数民族同胞时，许多人仍然不自觉流露出某种居高临下的态度，缺乏对人的尊重。对这种情形，我们应该好好地反思。

与此同时，地方民族主义也是民族团结和睦的一大障碍。

地方民族主义某种程度上是对大汉族主义的一种反弹。它的消除既与主体民族成员能否克服大汉族主义心态有直接关系，也与政策如何掌握和治理技巧密切相关。它不仅要求政策制定者和决策者能站在不同民族成员的立场上来对施行的政策进行调整，以求达到对不同民族一律平等待之；有时候，还要求有关少数民族的宣传也得到改善。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要努力避免会引起地方民族主义情绪滋长的问题出现。

社会信任与民族和睦

多民族国家不同民族和睦相处之道的首要问题是社会信任。这就是说，我们不能因为别人的族群或者文化背景、宗教背景不同就有某种“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反应。这样的情况说明，信任与不信任的问题与个人的诚信与操守无关，而是与群体文化等社会背景密切相连。如果人们不因为对方与自己不同的社会背景而不信任对方，那么彼此间相处就能渐入佳境。

但是，如果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持续存在的话，要消除因为不同民族或者族群、宗教等社会背景所产生的不信任感就很难。而最终克服这种情绪或者心态，除了需要通过各种传媒宣传和学校教育之外，还有赖于治理者的智慧和政治技巧。许多细微之处则是我们一般民众需要注意的。比如，在语言谈吐中避免一些可能涉及个人尊严的用语；对于许多不同民族的成员来讲，他们的个人尊严与族体从属性联系在一起。例如，过去有些地方的汉族民众用“蛮子”称呼少数民族，凡此种种。如果每个人在与不同民族的成员接触时都能注意自己的措辞举止，久而久之便能使带有贬义的称谓和对文化他者那种居高临下的态度最终从公众场合退出，这非常有助于民族间的和睦相处。我们不要指望偏见马上消失，但一些语言措辞上的用与不用却对助长或者消除偏见有着重要的作用。“黑鬼”在美国的公众场合消失并不等于美国人已经完全抛弃了对黑人的歧视，但的确有助于黑人社会地位和尊严的提升。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东部沿海城市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来自民族地区的少数民族务工人员。他们有的经营小生意如餐饮和小买卖，有的则进入工厂企业。在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地区某些企业的订单，甚至几乎全由来自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务工人员承包。当然，尽管企业这种“就地外包”的经营方式令生产第一线的少数民族务工人员处于最低端，但外出务工对于少数民族群体的脱贫致富和增长见识才干无疑具有重大意义。同时，随着外来少数民族的增多，对东部沿海城市的社会管理也提出了新的课题和更高的要求。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要严格依法办事，不能随意把少数民族成员中的犯罪分子与整个民族联系在一起，不能因为一些犯罪成员来自某一民族便对有关民族整体性不予信任；当然，也不能因为他们是某一民族便大事化小，小事化无。违法犯罪活动是个人的事，与当事人的民族背景无关。

不同民族在日常生活中如有机会多加接触，共同参与一些活动，对于加深民族之间的社会信任非常有帮助。但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所采取的个别具体举措从某一角度来看，可能也会产生一些不一定有利于不同民族之间交往的因素。情况就像一位美国政治哲学家所提出的“包厢化”所指一样，金钱使得一部分人拥有在许多公共场合常人所难以拥有的特权，比如体育比赛场馆里的包厢、机场和医院的绿色通道等等。这些人因为钱不知不觉地与一般社会公众隔离开来，进而产生了陌生感。这与人们相互间理解之道走了相反的方向。

人们只有经常接触，经常在一起做事情，才能真正了解和理解对方。这对不同民族之间相互理解也同样具有意义。我国很多民族地区的各民族之间关系和睦，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日常生活中的大量接触与交往。只有这样，人们才会对不同的民族背景渐渐失去好奇；而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人们才会自然地把个人与族群或者民族背景分离开来。人们在交往时才会真正的是具体的个人之间的交道。换言之，就像生意人在谈及交易伙伴或者对象时提到的是个体或者公司的名字，而不会说正在与某族的商人来往。也就说，个体对自身民族界限的关心，只有在与其他民族多接触的条件下才会渐渐失去。这并不意味着民族的消亡，而是一种多元文化的合作共荣，是一种文化的原汁原味没有失去的民族融合现象。这种现象能够产生，意味着不同民族彼此之间存在着社会信任。从而，我们可以认为，贯穿民族和睦相处之道的重中之重者便是不同民族成员间的社会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