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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团结进步:仪式象征与生活经验

这季金秋,国务院将召开第六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表彰近年来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模范集体和模范个人。

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就其政治立意而言,是为了在多民族统一国家之中倡导民族平等团结、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进步的价值理念,挖掘、发现现实社会生活中实践这种理念的鲜活事迹,全面展现全国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和睦相处、和谐发展、和衷共济的局面,彰显国家化民族工作的成就。从这个意义上说,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是一个有中国特色的倡导民族团结进步精神的国家化仪式。

这种仪式的社会与政治功能是为社会成员提供一个在民族关系上的行为典范与象征体系,从而使民族团结进步精神内化为社会成员的价值观念。但对于一个如此复杂而浩瀚的精神文明建设工程来说,它不仅需要被转化、操作为一个相对简单的仪式,而且需要通过这种仪式传递明确的象征意义。在我国,先进模范表彰仪式是政治文化建设中惯常使用的方法,也占据着相当重要的地位。从仪式活动的象征性出发,民族团结进步作为一种价值理念和社会实践,被仪式赋予明确的意义,以规范社会成员在民族关系领域内的行为取向,并促进社会成员在精神层面的内部整合,形成总体性的社会文化氛围和社会成员的精神气质。这种仪式通过国家化的政治操作,形成庄严、神圣的仪式过程,以使社会成员产生深刻的印象。其中,表彰大会仪式过程的象征性意象,也体现出政治美学的各种意涵。

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始创于1988年,每5到6年举办一次,迄今已举办过五次。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2009年9月29日举办的国务院第五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时值新中国成立60周年的盛大庆典时刻,又因当年夏天在乌鲁木齐发生的“7· 5”事件而彰显其特别重要的意义。

也是在国务院第五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之前,我参与了由中宣部、中央统战部和国家民委主办,由中央电视台和中国民族报社承办的《爱我中华》民族团结专题晚会的创作工作,担任晚会的总撰稿。那场晚会从若干个感人至深的真实故事入手,力求表现56个民族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在历史的纵深和现实的脉络之中,挖掘民族团结的深厚积淀、各民族生息与共的社会生态以及人与人之间血浓于水的真情。

1950年12月,云南26个少数民族代表在普洱剽牛立誓——“从此我们一心一德,团结到底,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誓为建设平等自由幸福的大家庭而奋斗!”为了实践这个誓言,有些人不惜失去生命。这是一个回肠荡气的故事,真实地体现出中国共产党和新生的共和国政权在民族地区所得到的真挚拥护,追随共产党是少数民族群众发自内心的自主选择。我印象至深的是,参与盟誓签字的原布朗族头人的儿子苏国文回忆父亲去世时的一个遗愿,是建一座“庙”保留民族文化。

另一个故事“国家的孩子”,讲的是上个世纪60年代发生在内蒙古草原上的“生命大营救”的感人故事。被草原上普通牧民抚养大的上海、安徽等地的三千名孤儿,不仅都拥有一个蒙古族名字,而且也都对自己生长于斯的草原产生了强烈的身份认同。

发生在西海固的故事,是宁夏的一支给水团部队33年夜以继日地为各族群众打井1283眼。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斗中,先后有6名干部战士英勇牺牲,19人因伤致残。在严重缺水的西海固,国家的力量体现在这些官兵的牺牲和奉献上——他们得到了当地回族群众的衷心拥护和热爱。

晚会的最后一个故事,是关于一个180人大家庭的典型故事。维吾尔族大妈阿尼帕收养了汉、回、哈萨克、维吾尔四个不同民族的10个孤儿,加上自己的9个亲生儿女,共有19个孩子,并且让每个孩子都感受到了家的温暖。在演播室现场,阿尼帕大妈对炫目的灯光无动于衷,注意力只集中在节目组事先制作好,却突然出现在她眼前的一张巨大的全家福照片上。

那一天演播结束后,所有参与制作的工作人员都非常感动。尽管那是一些我们在过去的一个多月时间里日夜反复咀嚼的故事,但在演播室现场,我们仍然被打动。那天在现场观看演出的许多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也都流泪了。在那一刻,民族团结不再是抽象的理念,而是朴素的情感。

《爱我中华》晚会制作工作结束之后,对于我来说,那年的国庆是一个悠闲的节日。10月3日,我带着孩子去了天安门广场。广场上游人如织,而最吸引我眼球的,是广场上耸立着的56根颜色火红的“民族团结柱”。我穿梭于这些高达13.6米的巨型柱状物之间,试图识别每个柱子的族属,这些柱子远观都非常相似,只有近看,才能看到每根柱子上一男一女载歌载舞的图案,以及刻在背面的民族吉祥图案和民族名称。我在人群中穿梭了很久之后,突然发现了这些柱子的排列规律:广场东侧路摆放汉族(1号)、回族(3号)、维吾尔族(5号),满族(11号)⋯⋯,西侧路摆放蒙古族(2号)、藏族(4号)、苗族(6号)⋯⋯实际上,这个摆放顺序是按照国家标准执行的,在本质上是民族识别的顺序。实际上,无论是形象设计还是陈列方法,民族团结柱都表现出一种高度制度化与标准化的特征。

民族团结柱作为一种象征,意味着56个民族之间平等、团结、和谐的关系。其设计风格以红色为主色调,充满喜庆意味;各民族形象以传统服饰作为民族身份的识别符号,而载歌载舞的青年男女的人物形象则高度一致。这些象征意义极强的人物形象,实际上代表了中国主流社会关于“民族”的一个美好的乌托邦式想象——无差别的民族人物形象来自于确定的标准化的民族分类以及排序,其价值基础是民族平等。在这个符号系统之中,所有的民族要像《爱我中华》的歌中所唱的那样,在宏观的表现形式上没有任何差别,而差别仅仅存在于微观的作为装饰图案的民族服饰和民族名称之中。

如何让各个民族彼此团结地共生于祖国大家庭——即民族国家的内部社会系统之中,如民族团结柱所艺术化地呈现出来的那种一致与和谐的影像,是中国政府关于民族叙述的不变主题与核心诉求。无论是知识构建上的民族学研究,还是制度安排上的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皆基于此。

2009年金秋时节的天安门广场,作为中国最具政治象征意义的公共空间,因摆放了民族团结柱而成为政治化民族叙述的中心。这表明在当代中国社会,“民族”渐渐开始占据政治议题的中心位置。此前两个多月,在乌鲁木齐发生了“7·5事件”。当这场令人震惊的大规模流血冲突事件突发于自治区首府街头之后,第一次出现在天安门广场上的民族团结柱,显然是中国政府做出的一种象征性回应,其意义是在彰显民族团结对于当代中国社会的重要意义。气势宏伟的民族团结柱,不仅是一组艺术作品,更是一种关于倡导民族团结精神的国家化知识的象征性表达。

从民族团结柱的象征意义中,我们可以发现,无论是标准化的民族分类,井然有序的民族结构,还是对于民族平等的艺术隐喻,在这一切的背后,是一整套关于民族的知识体系,而国家,正是这套知识体系的创造者和实践者。

从民族团结柱到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关于“民族”的符号系统,在国家层面是整齐划一、高度标准化的,但在现实生活的具体细节之中,却是非常具象而多样的。它是我们生活中的个体以及群体的生命与生活经历,是一种体验和观念。在国家叙事的宏大语词之外,我们,作为一个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公民,我们的责任和义务,就是在每一个生活实践的细节中,维护民族团结,促进社会平等与公正,以包容的态度去面对文化差异,共同建设一个民族关系和谐的社会和一个强大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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