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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大主题的美学化实践方式
邓佑玲 2016-11-16 0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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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代表团·歌舞晚会《梦幻彩云南》剧照    胡科/摄


第五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会演艺术种类多样,是名副其实的民族文化盛宴,也是充满视听觉张力、充盈身心情感的审美盛宴,更是艺术的社会审美调节机制的强力释放。


文学艺术活动作为人类的一种有目的性的活动,深深地植根于社会生活,经过复杂的精神再生产,又回到社会生活之中,从而进入社会的自控系统,参与维持社会的动态平衡。在一定层面上,艺术主要是通过改善人的情感状态实现人类社会的稳态发展,提高人类自身和社会的有序化程度。从美学上来看,五年一届的全国少数民族文艺会演,是以艺术的内容、艺术的形式,有组织、有目的地维护社会有序、稳定、和谐的审美调节机制。

从社会审美调节机制来说,我们不是孤立地看43台作品中的某一部作品,也不是看壮族、彝族、傣族某一民族的作品,不单看云南、西藏、青海、新疆等某一省区的代表作,而是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会演作为一个整体性民族艺术现象,以其内在的机制影响着大众社会实践的目的与方向,即向着真、善、美的境界靠近,发挥了文艺作为社会实践调节器的作用,释放的是艺术参与社会建构、社会整合的一种审美力量和审美机制效应。

从美学上观照全国少数民族文艺会演,需要追问这种民族艺术的审美力和审美机制是如何生成的。

首先是审美调节机制的制度化。从会演作为一项审美活动来说,其构成、审美效应的产生需要“审美的距离”。时间上的间离、空间上的隔离、心理上的疏离等,都构成审美的距离。会演通过五年的时间设定,构成了一个审美的周期、审美的距离,一种审美的心理节奏。五年一周期,而不是八年或十年的长久等待,也不是两三年的短时期忙碌,而是一个不太远也不太近的“审美时间”。时间太近,从审美上难有新鲜感、新奇感、难有心理期待,时间太远则不可及,也不可待,难以把握。而不近不远的5年时间周期设定,正好形成了审美上必要的时间间隔,构成了审美活动发生的要件。由时间距离而形成审美上的期待。一届会演结束,全国各级各地各相关部门、参与人员、各族民众就开始下一届会演的准备,同时开启了对下一届会演的憧憬,进入对下一届会演的审美期待当中。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五年一届会演的时序安排,制度化地生成了审美化的距离和期待视野,也制度化地生成了艺术调节社会的审美机制。

其次,民族文艺作品的艺术审美效应。从各省市区代表团的艺术本体来看,以其艺术作品的系统性、多样性、动态性综合形成了美感效应或艺术的魅力,也就是民族文艺的吸引力、诱导力、感染力。任何一部优秀作品的艺术魅力或审美动力,都产生于作品美的整体性或系统性,是多种社会功能的影响力,而不是作品某一局部所产生的单一功能的作用力,每一部优秀作品的魅力都是一个自足的完整的不可分的系统,每一部优秀作品的审美系统结构都是不同的。如《生命如歌》《冰山上的来客》《阿里郎花》《草原上的乌兰牧骑》《六弦情缘》等,本届会演的这些作品在编剧、表演、音乐、舞蹈、舞美、服装、道具和主题立意、艺术语言等诸要素方面构成一个完整的、缺一不可的自足系统,其中任何一部分的瑕疵都将影响其整部剧目的审美效应。虽然每一部作品的审美系统是不同的,不能以对一部作品的分析代替另一部作品的分析,但是就具有美感效应剧目来说,无疑都具有一个自足的审美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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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代表团·《乌苏里传歌》剧照    李碧/摄


构成文艺作品审美效应的不仅有自足的审美系统性,还有多因素性。构成美感效应作品的美学因素不是单一的,而是多种多样的。如我们说文艺的魅力离不开真实性,但单纯追求真实,而没有艺术的表现,缺少了艺术意蕴,也会失去艺术的想象和艺术美的张力。文艺求新、求独特,但是脱离生活源泉、脱离生活真实的虚构,也难以唤起观者的共鸣和审美的共振。通观本届会演的作品,就不乏求真求美之作,如《兰桂飘香》作为一部与现代生活和现代人审美直接相关的戏曲现代戏,以“轻喜剧”的风格从真人真事逐步提升为艺术的真实,在社会变迁中凸显人物的情感,令生活的自然形态跃升为审美形态,将桂兰塑造为性格生动、情感饱满、具有审美价值的艺术形象,达成了“真中求美”的境界。在本届会演的参演剧目中,来自州、盟、市的院团不少,有4台剧目更是来自旗、县一级的院团。剧目来自群众、来自生活、来自基层,原生态、接地气,达到了求真、向善、至美的审美境界,实现了艺术的真实性、道德价值取向、审美风格的多样统一。《生命如歌》《松赞干布》《草原上的乌兰牧骑》《阿里郎花》等作品,都较好地实现了艺术真实性、独创性、创新、艺术形式和主题立意的多样性统一。《草原上的乌兰牧骑》以“同草原和时代一路前行的乌兰牧骑”作为主线贯穿始终,演出简洁淳朴、真挚豪迈、色彩纷呈,把民族团结、边疆稳定、草原腾飞、民族复兴主题融入其中。挤牛奶、剪羊毛、擀毛毡、套烈马等等草原生活,被乌兰牧骑队员们演绎成舞台上生动、欢快、美丽的舞蹈,既有经典的《挤奶舞》《擀毡舞》,又有新的作品《熟皮舞》《驯鹿舞》《斗熊舞》,既有人们耳熟能详的老歌如《赞歌》《敖包相会》,也有一首首新歌如《祖母的咕如歌》《道尔吉,你为什么不高兴》等等。不是靠低俗的噱头、奢华的布景、夸张炫耀的灯光服饰去哗众取宠,而是通过丰富多彩的民间音乐和豪迈质朴的民间舞蹈,表现沸腾的生活、农牧民朴素的劳作、纯净的心灵,贴近生活接地气,多样统一服务于鲜明的草原民族风格和地域文化特色。

从文艺作品的审美效应和审美力的构成来说,还离不开当下特定“审美场域”的动态性因素。如今看来,全国少数民族文艺会演作为当代中国社会的一项具有重要政治意义的文化艺术现象,其审美力的生成已经开始逐步超越原有的文化的、政治的符号化功能。民族文艺作为人类实践活动调节器,通过作品的艺术审美效应影响社会,实现社会实践的动态平衡,包括人类认识的协调、情感的协调、意志的协调。随着时空演进,中国社会整体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会演实际上已经成为各民族、各地区艺术创造力迸发、艺术审美力张扬的大舞台。会演也从民族文化的盛宴成为了各民族文化的审美盛宴,成为当下中国民族团结、社会进步以及中华民族审美多样性的生动展现。

不仅参与会演的创作者有对中华民族文化审美的自信与追求,中央与地方、内地与边疆、官方与民间、表演者与观众等更形成了一个动态的、互动的审美场域,共同参与创作了会演这一审美盛宴。正如《缘起敦煌》的编导陈磊在陈述创作理念时所谈到:敦煌文化体现的是各个朝代、各个民族美学思想的融合。敦煌,经过历史的沉淀与变化,留下了人文精华,它本身就是文化的熔炉。《缘起敦煌》选取了比较有代表性的民族元素进行呈现,如有历史上的突厥人、龟兹人和汉唐时期的人物,将他们同时放在一个空间里进行展示。国家一级舞美设计师穆怀恂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对于《缘起敦煌》的灯光有这样的评价:它采用空黑的背景,利用光色的变化来体现哲学的人生探索,这是从敦煌引发的,它对于香港社会以及整个中国社会都有一种现实意义,那就是在浮躁社会中,如何探索和谐与美好。当然对这一文化自信和审美自觉的价值取向,本届会演的主题“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更是有明确的宣示。参加会演的主创者在这一主题下,从选题、主题、立意、艺术语言、艺术手段、艺术风格方面,有传承和弘扬中华各民族美学精神的自觉追求。这在《太阳的女儿》《阿里郎花》《彝红》《黎族家园》等作品中都有体现。

习近平总书记说:“应该用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观照现实生活,用光明驱散黑暗,用美善战胜丑恶,让人们看到美好、看到希望、看到梦想就在前方。”文艺作为社会审美调节器,就是通过具有艺术魅力的作品,温暖人的情感、展示生活的美好,让人们无论在困苦或欢乐时,情感和精神都有安顿的家园。

第五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会演从文化盛宴到审美盛宴的演变过程,作为参与和表现主体的各民族人民,在这一舞台上生动地诠释和表现了当代中华民族的身体美学。各族人民以饱满的热情、精美的服饰、充满精气神的舞台表演,将绽放的、自信的、和谐的身心深深嵌入到中国故事、民族精神的讲述与塑造中。无疑,全国少数民族文艺会演是中华各民族参与国家叙事、实现社会和谐、追求民族发展等宏大主题的美学化实践方式。

(作者为北京舞蹈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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