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想去果洛各县走走。正巧赶上青海省掀起创建民族团结进步先进区热潮的当口，果洛州委统战部常务副部长旦巴和州工商联主席卓玛当周准备去各县考察创建办的工作。双方合计了一下路线和行程，旦部长决定让经验丰富的回族司机马师傅驾车，带着我们几个上了路。

从玛沁县大武镇出发的那天清晨下起了今年第一场雪，不过才9月，对我而言着实有些早。前一天还黄绿相杂的山头，一夜之间便银装素裹。

如果不是训练有素的老司机，翻越一个又一个海拔4000米的山头恐怕会叫人提心吊胆。可正是我们的马师傅，他一边开车，一边给我们介绍各山头的最佳拍摄位置，让我悬在嗓子眼的心落了下来。因而，我们得以在海拔4400米的高峰上，拍摄到悬挂在山巅最高处的五色经幡。它们在白雪皑皑的映衬下，格外鲜艳壮观。

旦部长一路上都在和我们聊天。他自称“老藏民”，还亲切地称呼我为“小汉民”。这个藏族干部与上海人有着不解之缘。他在州卫校学西医出身，念书的时候总想着逃课。后来，他到医院实习，正巧那时的院长是上海人。有一天，上海院长悄悄把他叫到跟前，塞给他一摞医学书籍，鼓励他回去好好钻研。自此以后，这个家境贫穷的藏族小伙便开始发奋图强，立志要献身医学事业，天天挑灯夜战。因为穷，家人不让他大晚上开灯，他便买了蜡烛天天从夜里学到天亮。阴错阳差，后来这个优秀的藏族小伙没能如愿献身医疗，却成了果洛统战工作中的中流砥柱。至于他的医学梦，他要报答恩师的强烈愿望，便成为了一个小小的遗憾。

也许正是这个原因，旦部长看见上海人就会想起对他有恩的上海院长。所以，他为我们在果洛各县的采访活动，作了井井有条的安排。

甘德县城距离玛沁县大武镇不到100公里，大伙聊着天，很快就到了甘德。“甘德”，即是藏语“吉祥安乐”之意。

·甘德最美的女子

说实话，在甘德当地，最让我感动的并不是德尔文史诗村的“格萨尔文化传统”，而是一位平凡的藏族妇女。

这位甘德妇女没有受过学校教育，甚至对果洛以外的世界所知无几，她的心灵生活在与外界隔绝的现代，她的淳朴让我看见了最美好的色彩。

她很美，没有一丝一毫修饰的美，没有使用任何舶来的化妆品。她的五官轮廓都很分明，脸颊上泛着高原特有的粉红。她不通汉语，就和带我们下乡的甘德县委干部用藏语聊了会儿天。干部向她介绍我们是从北京来的记者。那女子可能不知道北京在哪，也不知道记者具体是干嘛的，只是一个劲地对着陌生的我们微笑。起初，她并不在我们的采访名单上，只是恰好路过政府兴建的定居安置村，她家恰巧开着门，我们就走了进去。藏民家的门一般不上锁，这难道不是对“所有外界”的一份自然朴素的信任感么？

看到我们“闯”进去，她便把六岁大的男孩支到外边玩耍，自己领着我们进了屋。

甘德县的雨季，天气总是阴晴不定。她招呼我们赶紧到屋里取暖，然后转身走到烧着牛粪的灶台前要给我们倒热呼呼的奶茶。藏民家的土灶上，永远都温着一壶咸咸的奶茶。

她家共有两间屋子，总面积是60平方米，门前带个院子。政府给提供的安置房，大小、结构都一致，退牧还草的牧民们在县城周边过起了崭新的生活。

屋子里是藏式风格的家具，这与她搬家前的装潢几近一致。县委干部、村支书和那妇女聊了起来。意思大致是：

“你家男人呢？”

“在工地打工，盖房子。”

“每个月收入多少？”

“差不多两三千块钱。”

“这是你家全部的收入（来源）了么？”

“目前是的。”

“你怎么不出去找点活？”

“我身体不太好，医生说有个瘤子，过阵子要开刀。”

“你现在对生活还有什么不满意的么？”

“没什么不满意的，生活挺好。就是不能经常上山放牧了，有点不习惯。”

“去过别的地方么？”

她摇摇头。

是啊，对她而言，去别的地方有什么意义？果洛都已经这么大了。从这座山头攀到那座山头，不知要徒步走过多少里地。她说话时的神态、语气都是那样平静，总是对人淡淡地笑着。她不害怕陌生人，也不避讳任何问题，甚至不排斥我们的种种提问，只是对她而言，她不愿主观地走进外面的世界，而更愿意守着眼前这份独有的安宁。在她身上，我找到了都市人没有的那份恬静，恬静得让人感动。

我希望给她照张相。

村支书七嘴八舌地解释了半天，才让她明白了“照相”的意思。她腼腆地说自己不好看，今天也没有好好打扮，特别害羞。我对村支书说，我觉得她特别漂亮，希望她有自信。村支书又和她说了一通鼓励的话，这才让她答应了。任何地域、任何民族的女人都一样，再普通再平凡，只要有了自信，总会显得格外美。她让我们稍等，对着铜镜捋了捋头发，把帽子和各种配饰戴正，又正了正袍子，露出了一双桃花眼。当她自我陶醉地从屋里走出来，放松地伸了个懒腰，我抓紧时机按下快门，在相机里留下了最美的她——

她的美并不多见，美得那样真实、那样令人心安。唯愿，浮躁的大千世界千万不要打扰这位我心中的美人。

从甘德县出发途经达日县，我见到了从未见过的清澈的黄河！旋即，我们又继续上路，总计走过了220公里的山路后，终于在黄昏时到达了果洛州的最南端、有着“果洛江南”美誉的班玛县——旦部长的家乡。

突然，旦部长激动地说：“欢迎大家来到我的家乡！我的家乡是果洛最美的地方！”

“班玛”是藏语“莲花”的意思，对藏族人而言是个纯净的词藻。正如她的美名一样，班玛县的风景和江南的美景绝对有得一拼，叫人如痴如醉，流连忘返。这里是果洛州唯一一个能长出树木的县，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使这儿成为了半农半牧区，茂密的原始丛林更是颠覆了我们对果洛草原的固有印象，好似走进了“香格里拉”式的人间仙境。

班玛县是“三果洛”的发祥地，是果洛人的根，是红军曾到过的地方，也是长江在果洛州境内唯一流经的县。我们也想踏着秋景，在气候条件最好、自然资源最丰富的班玛县走一走。

·班玛县藏文慈善学校艺术班的孩子们

第二天清早，我们驱车去“班玛深度游”。原本我们打算一早直奔距离班玛县城20公里的原始林区，但当车刚刚行驶到主干道尽头时，却意外地在一所学校门口遇到了一群正在送别客人的学生。美丽的藏毯班女教师琼拉看见了我们，马上热情地相邀。

这是所私立学校，始建于2003年3月，由班玛县亚尔唐乡扎洛寺主持活佛贡乔才让上师发起创立。办学伊始，它由著名的港商邵逸夫先生投资捐助，2004年一期工程竣工后，后续建设资金和运营资金一直由王京京女士和海航集团共同捐助。我们在门口碰巧遇上的，正是学生们在送别海航集团的捐助者。琼拉向我们介绍，这个学校现在专门招收孤儿、单亲家庭以及双亲贫困家庭的小孩。他们主要来源于班玛县八乡一镇，此外还有部分学生来自青海省各县及四川、甘肃等地。学校实行全免费住宿管理制，不仅免收学杂费、食宿费，而且提供学习、生活用品和衣物。

学校开设了一系列藏族传统艺术课程，包括唐卡、藏毯、藏香、木雕、刺绣等，此外还设立了一门文化课——语文（汉文）。看了课程表，我觉得深受启发。学生入校之初，按照教学大纲的设计，需要在小学阶段学习文化课程。等到初中以后，在不放松文化课学习的基础上，要为每位学生加设艺术类的培训课程，以确保他们能够升入优秀的高中。学校培养人才，让学生从小习得一门手艺技能，将来能走出班玛、走出果洛甚至走出青海，去更广阔的天地发展——既能避免语言不通带来的阻碍，又能让毕业生自食其力——多么有远见的考量啊！

在素描班里，我们遇上了正在画画的两个小僧人。他们大概七八岁的样子，身着红色的藏传佛教僧袍，专心地勾勒着佛祖的形象。

老师站在教室后方，轻声对我们说：“他俩都是孤儿，父母同一时间去世了，两人就相依为命，前面那个小的（僧人）腿部还有残疾。”

对他们而言，素描何尝不是一种修行呢！练习素描是画唐卡的基础，有五六年扎实的素描功底之后，才能升入唐卡班。

隔壁便是唐卡班。一个十七八岁的男孩俨然是老师，正在努力完成他的绿度母唐卡。他告诉我，他制作唐卡已经快十年了，每天对着半成品工作3小时以上。周围的地上，坐着一圈有板有眼的拿着画架精工巧琢的学生：彩唐、黑唐、红唐……分门别类，应有尽有，在座的都是他和另一位老师带出来的“高徒”。其中有两三名学生进步很快，他们的作品已经走向市场了。这是老师们最大的骄傲。

这时，木雕班的格日老师看见唐卡班里围满了人，便过来凑热闹。他是位已经出家的僧人，发愿要在慈善学校里教育后生。说着，他便邀请我们参观他的木雕工作室。

格日说：“现在学生虽然不多，但孩子们都很用心，给你们看看他们的作品。”

哇！满满一墙都是学生们的木雕！虽然这些习作的内容还很趋同，大部分用以表现藏文三十字母和观音六字大明咒“om· ma Ni pad me hūm·   （唵嘛呢叭咪吽）”，但是从精致程度而言，完全不比我们在塔尔寺看到的纪念品来得逊色。

目前学校有370多名学生，每名学生都有机会学习一门手艺。就在我们将要离开的时候，琼拉送了我们一盒学生亲手制作的藏香作为赠礼。这时上课铃响了，学生们排着队从门口回到了教学楼前。看见面生的我们，学生们的热情又被瞬间点燃了！

“哥哥好！姐姐好！”

“我给你们照张相吧！来，一二三……”

“茄子！哈哈……谢谢哥哥姐姐！”

我告别着说：“孩子们，姐姐要走了，你们要听老师的话，好好学习！”

大家齐声高呼：“姐姐再见！欢迎姐姐再来看我们！”

孩子们的纯真，教师们的无私，都在这个瞬间，成为最感人的力量！如果每个人都能发慈悲心，爱一定能在人世间无处不在。

孩子们给我带来的感动打破了这个宁静的清晨，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息。车缓缓开出班玛县城，右转直行了一小会儿。忽然，带我们采访的王哥回过头问我们说：“你们听说过藏族的天葬么？你们看左边那座山，那是班玛县最大的天葬场。”

远远望去，在那座山的缓坡上，一个天葬台就那样静静地卧在叠翠的山峦怀抱之中。天边飞来一群秃鹫，翱翔着、盘旋着，又一只挨着一只缓缓降落在天葬台上。就这样，我在远处向班玛县最大的天葬场行注目礼。

如果没有来到果洛，如果没有亲见，我以为天葬只是一个古老的传说。然而，现实生活中的藏民依旧秉承着与自然界和谐共生的理念，哪怕是已经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也愿以肉身作最后的布施。

眼前的天葬台是那样肃穆、那样令人敬畏！我不愿打扰这些亡灵通向往生，只是在心中默默祈福，安安静静地离开了。

·山顶的牧户

进入原始林区，我们朝着四川阿坝的方向行驶了大约50公里。在这片茂密的森林中，我们要探访那住在藏式碉楼中的牧户。

班玛一带的藏式碉楼和我们在南方见到的吊脚楼很相似。一般家庭的碉楼总共有三层：一层是杆栏式建筑，原先圈养一些牲畜，如今人畜分离了，就堆放一些柴禾（林区禁伐，藏民们主要以牛粪为燃料，有时也拾些风倒木）；二层是藏式装修的大客厅及主人的卧室，来访的客人们一般限定在客厅里活动；三层则是佛堂，墙上的唐卡和背景里的宗教乐声交相辉映，早起的主人会点上盏酥油灯供奉佛祖、顶礼三宝。

远远望去，看似相同的山腰里却藏着“又一村”，几十户牧民的碉楼依山势而建，错落有致、十分紧凑，这里便是灯塔乡。然而，这些牧户却都不是我们要去拜访的人家，车驶上了一条陡峭而又崎岖蜿蜒的山路。灯塔乡临近四川，此地的山路也颇有“蜀道”的意蕴，太险峻了！

车实在没法继续向前行驶，村支书问我们：“你们会骑马或牦牛么？”

我们自然是不会的。于是，大伙都被我们“拖累”了。大家只能徒步爬到山顶去拜访这户人家——住在山顶的牧户。

主人龙尖和妻子都是纯正的牧民，不通汉语，村支书便当起了翻译。龙尖今年52岁，家里有4个孩子，老大已经大学毕业，其他3个娃娃还在上学。老一辈牧民的观念与现在不同，很少有家长自愿把孩子送到学校。放牧需要很多劳力，长到懂事年龄的孩子们都要为家里上山放牛羊。藏区的许多地方直到2000年以后，自愿送孩子上学的家庭才渐渐多了起来。这么说来，龙尖的观念已是非常开明了。虽然已经减畜，他的主业还是放牧。他们家的草场就在对面的山头上，家里还有150来头牦牛。他又精心耕耘了一小片地，种些豌豆。此外便是经商了，与果洛许多牧民一样，他也做些与虫草相关的小买卖。

他家的碉楼是用纯柏木搭起来的，冬暖夏凉。坐在藏式的沙发上，客人可以尽情欣赏藏式的家具和摆饰。女主人递上了今早刚挤的牦牛奶茶，并且一定要我们尝尝家里的糌粑。

盛情难却！可是我从未吃到过真正的糌粑，更何况还要自己动手制作。村支书看出了我们的犹豫，笑了笑，挽起袖子洗了洗手，把碗里的糌粑面、奶茶、糖搅和在一起，慢悠悠地转着碗，捏成了一个面团。

我慢慢品尝着微甘的糌粑，男女主人在一旁微笑地看着我们，眼神充满了慈祥。在心与心的交流中，我们完全能明白彼此的友善。其实在他们心里，我也就如他们家的娃娃一般吧！

·灯塔乡班前村红军希望小学的孩子们

在回程的路上，车经灯塔乡班前村时，见到了一所红军希望小学。

因为来自“共产党的摇篮”上海，当看到“红军”二字，瞬间激发起我对那段红色岁月的感怀。其实，“三果洛”的发祥地班玛县与红军也有着一段奇缘。

1936年7月3日，由李先念率领的红四方面军左纵队先遣部队为勘察道路、避开强敌、筹补军粮，率先进入了班玛县知钦乡唐摇沟境内。此外，红二方面军也先后到达青海。红军在班玛县驻军休整前后20余天，曾在亚尔塘乡子木达沟口南侧石壁上书写“北上响应全国抗日反蒋斗争！”的巨幅标语。据说直到今日，字迹依然清晰可辨。红军走后，当地群众间流传起一首歌颂红军的歌谣：“红军走了，帐篷空了，帐篷空了心不焦，心焦的是红军走了。”后来，群众们将子木达沟称为“红军沟”，把红军走过的独木桥称为“红军桥”。1985年，县政府在红军书写标语的墙壁前修建了一座“红军亭”。

三四年前，班前乡寄宿小学更名为班前乡红军希望小学。目前，学校所有学生均来自灯塔乡。恰逢9月初，学校迎来了开学的日子。校长笑着和我们说：“今年我们招生的情况很不错，家长自愿送孩子来上学的也特别多。你知道不，在2000年以前，牧民们几乎不愿意送孩子上学，甚至还有采取抓阄来决定的呢！”

与我同行的记者牛志男问：“这些孩子都是藏族么？”

“就是藏族。”

“家住最远的有多远？”

“最远的大概十几公里。每周六家长会接孩子回家，周日再送回学校来。”

“孩子都吃什么呢？”

“学校的伙食比较好，孩子们每周都能吃上一顿火锅。另外，每周给孩子们安排洗一次澡。”

学校的条件算是不错的。新盖的教学楼、图书馆、阅览室、教室、教师办公室等设施较为齐全，食堂、宿舍楼等配套设施也算当地比较好的。学校共有13名教师，除藏族外，还有回族、壮族教师。另有一名汉族女教师担任教导主任，为学生讲授汉语。

这时，一个一年级小女孩哭着走进办公室，拉着校长的衣角。“怎么哭了呢？”校长微笑着摸摸她的头，充满了慈爱。“是想家了吗？”人到中年的校长在学生心中俨然是一位慈父。他抬起头和我们说：“她爸爸今天刚送她来上学，还不适应呢。”

学校宿舍楼前种着两排高原上的格桑梅朵，每一朵都向着太阳的方向绽放。老师们最大的心愿，也正是看着从这里走出去的学生能够演绎精彩人生！

·钟医师

那天从山上下来，我忽感一阵胃疼。王哥看着情绪低落的我说：“我们藏族喜欢看藏医，前面山头上就住着一位老藏医，在方圆几十里都很有名气。据我们这的牧民说，那老藏医的药治胃病灵着呢！你想去抓药不？”

是啊，来藏区这些天，我可没少见藏医院！来果洛之前，在南哥的推荐下，我们还特地去了一趟中国藏医药文化博物馆。然而，我与藏医却从未有任何交集。实际上，藏医学与中医学、古印度传统医学及西方传统医学并称世界四大传统医学。藏药用些“生药”（与之相反，中药一般都是煎熬过后的“熟药”），分矿物、植物、动物等几类，将原料磨成药粉或制成药丸，分内服、外用两种。藏医的原理很精炼，概括而言即是：藏医将人体的生理功能视作“龙”（气、风）、“赤巴”（胆汁）、“培根”（粘液）三大因素，认为以上三种因素的机能如果在人体内维持平衡就会出现正常的生理现象。反之，就会产生各种疾病。

大约三点不到，我们到达了钟医师家门口。铁门虚掩着，说明家里有人。院子里迎风摇曳的格桑梅朵绽开笑颜替主人迎客。院子另一边就是主人家的两座碉楼，一座自家居住，一座开设诊所。王哥年前慕名来过一次，但不记得哪座楼里是诊所了，口里边唤着“钟医师”边抬脚走上了楼梯。

“太奇怪了，钟医师这个点还不在诊所里。”他一边嘀咕着，又一边去找他家人。过了一会，他向我招招手说：“你稍等会儿，上午病人多，钟医师才吃上饭。”

估摸着又过了十分钟，钟医师遣人招呼我们上楼。

药房很简单，贴墙放着几个不同颜色的透明大罐子，这些便是钟医师每天研磨的药粉和药丸。眼前的医师神情和蔼、慈眉善目，他身穿藏袍，体态稍胖，大约60多岁的样子。听同来抓药的人说，钟医师退休之前也是藏医院有名的大夫，退休之后一直在林区为牧户诊断医治。

“女娃娃，我给你把个脉。你感觉哪里不舒服？”

“胃疼。”

“……哦，胃稍稍有些亏。来，张嘴，让我看下舌苔。”钟医师谨慎地瞧了瞧说，“你没事，在这吃得不习惯吧？肉吃多了，有点积食，我给你少开些药。”

老人家打开透明罐，舀黄色药粉一勺、绿色药粉一勺、黑色药粉一勺。他停在那，思考了一下，转过身问我：“女娃娃，你是第一次吃藏药么？”

我点点头。

“藏药是生药，第一次吃可能会不习惯，苦得很。这些药粉是‘慢慢药’，你可能受不了。我再给你几颗药丸，那是‘快快药’，你先吃这个。如果胃不疼了，就别吃‘慢慢药’了。‘快快药’每天早餐后吃一颗，‘慢慢药’晚餐后吃一勺。”

第二天起床时，胃早已不疼了，我还是拿出那黑乎乎的药丸“快快药”，好奇地吃了一颗。药丸的确很苦，咀嚼后变成黑色的药粉充盈在舌齿间，以清水漱口吞下，却似乎有回甘。那天晚上，经旦部长介绍，我见到了班玛县藏医院院长尼玛医师，又请他把了个脉。

“胃完全没事了。是药三分毒，你不在藏区长大还是尽量少吃藏药。你现在身体很好，以后更要注意健康。”

无论是藏医、中医还是西医，全心全意治病救人是医生共同的天职，这是一份不分国界、不分种族的神圣事业。能在高原深处遇见这些良医，看着他们对病患悉心尽责，我由衷地感动。

离开班玛县后，旦部长和卓玛主席还带着我们东行久治县。在索呼日麻乡最典型的一个雨天里，我抓住了那唯一一分钟雨停风缓、云开见日的间隙，幸运地目睹了果洛州的另一座神山——年保玉则的骄人面貌。她的主峰高达海拔5369米，是巴颜喀拉山的最高峰呢！后来，我们又取道久治，到达了70公里开外的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这是一个晴空万里的吉日，马师傅连续驱车10个小时后，一行人终于在晚上十点半安全返回大武镇。天一亮，便是我们和果洛的朋友们说再见的时刻。

·亲爱的藏语卫视的朋友

东径101°77′，北纬36°62′，这里是西宁。旅途是一个圈，从哪里出发就从哪里结束。

最后一站，我们要去拜访一很最重要的朋友——青海电视台藏语卫视的记者们。认识这群人，也是我们青海之旅的最大惊喜之一！

回到二十天前，在海西州举办的全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上，我们有幸认识了这群最棒的朋友。我们一起驾车去到了层层黄沙中的外星人遗址，通过他们认识了热情好客的东主任和南哥，又是他们沿途一直载着我们走访，最后还把我们从德令哈带回了西宁。

分别了十日，从果洛州再次回到西宁时，才宝哥已经备好了一桌美味藏餐等待和我们相聚。仁青老师也早早入席，乐呵呵地听我们讲果洛的故事。果洛州的藏族在西宁的藏族看来，亦有非常大的差异。西宁的藏族融入了大城市，他们更具现代化的特质，与祖国各地的“城里人”都一样，汉语、英语学得都不错，流行音乐也演绎得淋漓尽致。果洛，则是都市里藏族在记忆中闪烁的那个原生态的远方：故乡的阿爸阿妈、蓝天白云、牛羊花草。所以，当我们聊起果洛时，他们会流露出一份对淳朴自然的向往，眼神里满是期待地想要抛开那沉闷繁琐的日常生活，回归高山草原、回归本初。

然而，这群向往自然的都市藏人，正在持之以恒地积攒着造福藏人的功德——他们每天加班熬夜、拼命工作，为了保质保量地完成全国唯一一个藏语安多方言卫视节目的制作，为了让300多万安多方言区的藏人能每天准时收到各地讯息。

青海电视台藏语频道早在1984年就已经建立，起初只播新闻。1994年后有了藏语地面频道，每天除新闻外，还播十几分钟的文艺节目。这种情况维持了大概四五年，后来青海卫视上星以后，每天下午五点过后有两个小时左右的时间播出藏语节目。直到2005年藏语卫视上星，从2006年初开始试播至今。

现在，我面前的这群人挑起了藏语卫视的大梁。仁青老师年近五旬，在台里是位非常受人尊敬爱戴的长者。他的藏学造诣颇高、学识颇深，是个非常有魅力的大叔。藏语卫视节目多、人手少，每次见到仁青老师，他的眼里总含着血丝，习惯在深夜阅读或创作的他每天都睡不了几个小时。聊天过程中，仁青老师告诉我：“我在中央民族学院藏学系（现中央民族大学藏学院）上过学，才让太教授曾是我的导师。他的学生很多，我想他可能不记得我了吧。”世界太小了！在我大学本科时的某次学术会议上，我曾遇见过他尊敬的导师，人和人的距离原来那么相近！于我行文之时，仁青老师已经踏上了新的征途——这次是下派热贡挂职。

才宝哥是台里一员年轻的生力军，总是扛着摄像机穿越青海各地给观众带来无数唯美动人的镜头，而他美丽的妻子则是台里的当家花旦。他俩有一个活泼机灵的闺女，一家人幸福得无以言说。回西宁之前，才宝哥收到了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的录取通知书，帅气的他好高兴，乐得就像个孩子。他与我们频频干杯，庆祝自己的梦想就要实现。

“你们知道么，我一直以来的心愿就是有朝一日能成为导演，拍一些属于我们藏人自己的好电影。我想去北京，去首都，去掌握真才实学。”他带着微醺的醉意向我们吐露这番心声。

可是，台里繁重的工作使他脱不开身，犹豫再三，他决定和领导沟通一下。虽然做好了十足的准备，可真到了“以大局为重”选择坚守岗位的时候，这个藏族铁汉也难免会有美梦破灭的遗憾。

他再次举起酒杯，却有些许失落地说：“我也知道，台里人手不够，节目忙不过来，去北京读书希望不大。可是，我要能去就好了，咱们就有一整年的时间可以相聚，你们明天就要走了……”

这群人，这群藏语卫视的朋友们，是我在青海旅途中最大的收获之一。他们讲情义、重道义，为了所有安多方言区的族人奋斗在最前沿，工作到每一个深夜。他们奉献着，也快乐着。

我读大学的时候，学院里有一位德高望重的老教授。他写过一本书，名曰《由“命”而“道”》，与读者探讨先秦诸子之学。一次，老教授做了一个有关“幸福”的讲座，给年轻的我们上了生动一课。

老教授引用了胡适《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一文中的这句话：“人生的目的是求幸福。”他认为，“幸福”是有待的本体，每个人衡量幸福都是有具体标准的，或曰物质条件达到小康社会便是“幸福”，或曰每晚睡前读一读哲学作品提高精神境界才是“幸福”；而“求”却是无待的，只是一种个人的态度，不需要借助外力，只要自己认为“幸福”那便是“幸福”的了。

前些天，央视记者在街头采访路人，问曰：“你幸福么？”也有路人甲乙丙丁的回答令人啼笑皆非，似乎不愿意正面回答这最单纯的问题。固然，大家只是把这件小事当作茶余饭后一笑而过的谈资，但冷静思忖，这难道不是人们对世态的消极回应么？为什么区区“幸福”字眼，会让今天的人们觉得那样沉重，甚至不知如何作答？  

然而，我在青海藏区遇见的普通人却不一样。他们每个人纵然都对幸福有着各自不同的定义，但每个人身上散发的正能量令我非常感动。他们辛勤劳作，积极生活，知足常乐，不问自答地告诉我他们活得很幸福。这是多么乐观的心态啊！

藏人都喜欢说吉祥的话语。文章的最后我也愿像藏人一样，向读者及远方的朋友们道一声：扎西德勒！（责编 梁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