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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尔格莱德的怀念
2016-12-05 07:39 作者:梁黎 来源:《中国民族》杂志

今年10月4日,我作为第22届贝尔格莱德国际民族电影节“中国电影特别展映单元”的选片人,与合办方—-北京电影工厂的创办人胡晓丽(ET HU)一起带着五部中国多民族题材影片,前往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参加展映。塞尔维亚共和国位于欧洲东南部,是巴尔干半岛中部的内陆国,面积8.8万平方公里,与黑山、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克罗地亚、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马其顿及阿尔巴尼亚接壤,人口约990万,官方语言是塞尔维亚语,主要宗教是东正教。

在中国迅速发展的30多年中,塞尔维亚却经历了一个又一个灾难。过去,南斯拉夫一直是中国的友邦,在上世纪70年代末和整个80年代,其电影《桥》、《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以及反映二战中铁托元帅领导下的游击队突破德军重围的《苏捷斯卡战役》为很多中国人所熟悉。影片中,铁托领导的武装力量,不仅有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波黑、马其顿还有南斯拉夫境内的各族人民,以及来自欧洲其他国家的战士。在反法西斯的旗帜下,不同民族、宗教、国家的人团结在一起,共同抵抗德军的侵略。二战已结束60多年,铁托元帅建立的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盟却已四分五裂。1991年6月25日,南斯拉夫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两共和国单方面宣布独立,西方国家的干涉使南斯拉夫最终陷入内战,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巨大物质损失,大批难民离乡背井,最终导致南斯拉夫的分裂和瓦解,塞尔维亚从南斯拉夫的一个联邦国家独立成了一个小国。

回忆这些影片,令人扼腕叹息。

在贝尔格莱德的五天里,我记录的不仅是一份观感,更是一份难忘的怀念。

飞机从北京国际机场起飞时,虽然雾霾密布,但我的心情却充满了兴奋和期待。此行要先经过7小时的飞行,到莫斯科转机,再前往贝尔格莱德。

北京时间21点30分,我们抵达莫斯科国际机场。此时的莫斯科是下午17点。天还没黑,机场里能看到很多中国乘客。如果不是商店里玲琅满目的伏特加酒和各种套娃,我真没有感觉身在俄罗斯。长时间的飞行让我们很疲惫,办完转机手续就靠在长椅上休息。刚坐下,头顶上方突然飞来两只鸽子,它们巡视一圈后,便落到了地面,开始在候机厅的长椅间闲庭漫步。偶有乘客将面包揉碎洒在地上喂它们,但更多的乘客很安静地看着它们,给它们留出通道,不去惊扰。两只貌似情侣的鸽子的各种逗趣,给疲倦的旅行者们带来了一丝轻松和快乐。巧的是,这天正好是“世界动物节”。这两只可爱的鸽子飞来是想告诉我什么呢?

三个小时后,我们登上了开往贝尔格莱德的航班。这趟航班的女乘客包括我和胡晓丽在内一共只有四个。在身材高大的塞尔维亚乘客中,我们俩成了机舱里唯一的亚洲乘客。飞机上没有空姐,只有一个空哥。这是个快乐的小伙子,个头至少在1米86以上。他的空中服务就像卖报,一边开着玩笑一边推着车吆喝着给机舱里的每个乘客发报纸和晚餐——一个三明治和一瓶矿泉水。乘客也不断被他逗笑。我听不懂他说什么,但能感受到那份快乐。

 

初遇贝尔格莱德

两个多小时的飞行后,天慢慢黑了下来,飞机开始下降高度。巴尔干半岛洁净的空气使我在半个多小时里一直能观赏到飞机下的风景:沿途不时经过灯火点点的城镇,当靠近贝尔格莱德时,灯火范围扩大了,变成一串串珍珠,弯弯曲曲镶嵌在地上,形成一幅形状各异的美丽图案……在灯光映照下,泛着绿白色光亮的东正教堂尖顶成为夜景里最突出的标志,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我还隐隐约约看到了著名的萨瓦河河岸的灯光。那在灯火灰暗处的城市边缘穿行、弯弯曲曲的线条应该就是蓝色的多瑙河。

18点多,我们抵达贝尔格莱德。北京此刻是凌晨1点左右,时差是7个小时。贝尔格莱德国际机场的冷清出乎我的意料。机场不大,几乎没有商品出售,也看不见像北京国际机场那样来来往往的乘客,只花了几分钟我们就办完了入境手续。出口处,贝尔格莱德国际民族电影节主办方贝尔格莱德民族博物馆派来的三位工作人员早已在等候我们。此行负责接应照顾我们的是两个年轻的姑娘Milica和Lskra。在后来的几天里,主要是Milica陪同我们。

出了机场,一路畅通。路上行驶着的车辆很少。与北京堵车的景象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路上,司机和两个姑娘用流利的英语向我们介绍起了贝尔格莱德。

贝尔格莱德坐落在多瑙河与萨瓦河交汇之处,位于塞尔维亚北部,面积为3222平方公里,先后是塞尔维亚 (1404年~1918年)、南斯拉夫 (1918年~2003年)和塞尔维亚和黑山首都,后来黑山分离出去,贝尔格莱德便成了塞尔维亚首都,是一座仅次于伊斯坦布尔、雅典和布加勒斯特的东南欧第四大城市。贝尔格莱德地处两条河流交汇处,萨瓦河穿城而过,多瑙河于城边流淌。河的一边是老城区,古色古香,地势起伏;另一边是新城区,环境优美,马路宽敞。

不到半小时,我们就到达了住处。放下行李,急忙赶去参加电影节的开幕式。开幕仪式很简单,沙龙和自助餐结合,在电影节主办地点——贝尔格莱德民族博物馆地下的俱乐部举行。开幕式上,我见到了此前为中国电影来展映做了大量准备工作的电影节主席Sasa Sreckovic先生,还有贝尔格莱德民族博物馆馆长Miroslav Tasic先生。俱乐部老板听说我们来自中国,当即热情地请我喝了两杯白兰地,表达对中国的友好和欢迎。当晚的开幕式上,我们还见到了电影节评委主席Zecevic先生,他曾在长春大学任教,教授电影动漫。见到来自中国的我们,Zecevic先生分外亲切,邀请我们第二天一定要去贝尔格莱德的“北京饭馆”吃饭。这次参展的影片还有来自日本的,但这天晚上,由于我们是唯一出席开幕式的亚洲代表,所以在开幕式上很受欢迎。博物馆和电影节的工作人员都挨个和我们打招呼,还有人用中文说“你好”!

参加完开幕式,回到酒店,长途旅行带来的困倦一阵阵袭来。顾不上洗漱,我倒头就睡,很快跌入梦中,毫无障碍地将时差倒了过来。

我们下榻的酒店名叫Royal(皇家酒店),是贝尔格莱德最古老的酒店之一。酒店建于1885年,位于贝尔格莱德市中心的Kralja佩特拉街(原名“七月七日”),仅几分钟就可步行到贝尔格莱德的文化古迹:国家博物馆、国家大剧院以及2000多年前罗马建造的Knez Mihailova街(贝尔格莱德购物中心街)。酒店距贝尔格莱德民族博物馆也只有几百米,房间不大,但很舒适,按照欧洲旅店的习惯,一切洗漱用具都需自带。酒店紧挨着不很宽敞、地势由高向低的老街道。街面上的鹅卵石已被磨得发亮。在贝尔格莱德的五天里,我每天早上醒来,都要俯瞰一会窗下古老的街区,先看一群群鸽子飞起,再等候太阳从距离不到15米的街对面的老楼背后升起。当阳光撒满金色的屋顶,窗外的景色便宛若一幅油画,美不胜收。

 

国际民族电影节上的中国电影

贝尔格莱德国际民族电影节创立于1992年,由贝尔格莱德民族博物馆主办,因其广泛的民族文化主题,每年都吸引着世界众多研究传统和现代生活方式的电影人来参与。此届电影节有68个国家的电影参选,最终选入21个国家的21部电影,影片内容主题突出民族学和人类学。中国的五部影片是作为特别展映入选的,成为这届电影节放映影片最多的国家。

南斯拉夫因为是在上世纪90年代解体,作为前南地区之一的塞尔维亚,今天格外关注友邦中国在相同的年代里发生过什么历史变迁?在此之前,电影节主席Sasa Sreckovic和电影工厂进行了长时间的沟通,最后共同决定将此次中国影片展映的主题定为《变迁中的历史记录——20世纪90年代中国经典纪录片展映》。我们为此精选了《最后的山神》、《神鹿啊神鹿》、《三节草》、《山洞里的村庄》四部纪录片和一部具有纪录片风格的剧情片《永生羊》。

选择这四部纪录片前去展映,我们是有考虑的。20世纪90年代,独立纪录片在中国发展起来,为中国纪录片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掀起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民族交往大潮。1990年代的全球化,使中国社会发生的巨大变迁更加显著。这一时期,很多优秀纪录片的镜头都对准了那些人口较少、文化独特的少数民族个体,通过关注、记录他们在时代变迁下个人命运的改变和遭遇,来折射一个民族群体的生存状态和正在消失的文化命运。我们选去参展的五部影片中的四部纪录片都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纪录片中的佳作代表。《最后的山神》拍摄于1992年,讲述了人口较少民族鄂伦春人孟金福一家的生活。导演孙曾田通过此片表达了他对山林民族传统狩猎文化消失的思索和惋惜。这部思考少数民族独特文化的纪录片影响了中国同时期乃至后来的一大批电视纪录片。1995年,孙曾田又拍摄了《神鹿啊神鹿》,以第一人称方式讲述了鄂温克族从原始森林到现代生活所带来的变迁。影片沿着鄂温克族女画家柳芭从北京回归大兴安岭森林的线索,纪录了她和她的民族在现代生活里的困惑与孤独,探讨了对民族生存之路的选择。1996年郝跃俊编导的《山洞里的村庄》则讲述在中国云南喀斯特地貌的溶洞里生活着的一个汉族村庄的故事,对另一种文化形态是否还能继续存在下去进行了思考。1998年,梁碧波编导的《三节草》讲述一个16岁嫁入泸沽湖母系社会的汉族女子肖淑明传奇的人生故事,记录了她从一个正在接受现代教育的中学生转变成为摩梭人母系社会的土司夫人的心路历程,以她个人的“文化融合”和“文化体验”来展示一个时代的变迁。

此次我们在贝尔格莱德国际民族电影节展出的这几部经典纪录片,正是希望与当地观众分享这一段历史记忆。

2009年拍摄的《永生羊》(高峰导演),表现的则是新疆哈萨克族的传统文化和历史以及对爱情的追求,并关注了游牧文化的命运。

电影节开幕的第二天,作为电影节的活动之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举办了一个圆桌会议,主题是“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而进行的影片制作”。除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塞尔维亚代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欧洲科学文化部官员以及塞尔维亚的纪录片制作专家、电影导演以及人类学家、学者,还有来自斯洛文尼亚、保加利亚、克罗地亚的专家学者和电影制作人。

会上,与会代表围绕会议主题进行发言,讨论热烈。我代表中国展映方作了《中国少数民族电影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言,胡晓丽女士用流畅的英语现场翻译,向与会者介绍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不同时期拍摄的中国少数民族题材纪录片、电影对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记录和贡献。我讲到2013年10月由中国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中国作家协会设立的中国少数民族电影工程中,已有三部民族史诗电影即《格萨尔王之“霍岭大战”》、《玛纳斯之“英雄的诞生”》、《江格尔传奇》被列入重点大片的项目,其中藏族史诗《格萨尔》已于2009年10月1日入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和蒙古族的《江格尔》则在较早时候就被列入中国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时,参会者都很惊讶。接下来,当我介绍中国目前拥有的多达87万余项(其中进入四级名录体系的有7万余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其中极大部分蕴藏在少数民族中)时,他们更加感到惊奇。的确,作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国悠久丰富的多民族文化延续了几千年,今天仍能得到保留,这在世界上也是少有的。

会后,不少学者、文化官员和电影人都走过来和我们交谈,称赞我们的发言是这个圆桌会上“让人感觉耳目一新、最丰富最有意思”的介绍,让他们第一次了解到中国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和纪录片保存文化遗产的历史和成果。尽管语言交流还有一些障碍,但他们对中国少数民族题材影片表现出的赞赏和兴趣让我们印象深刻。

由于时间关系,作为“特别展映”单元的中国影片每部只上映一场,但每场都座无虚席。前来观影的有参加电影节的各国电影人以及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和保加利亚的专家学者和文化官员,还有普通的贝尔格莱德观众、中国留学生。影片展映结束后,一位克罗地亚记者对我们说:“你们的带来的片子太好了,这几部纪录片的很多镜头就像一幅画,台词也很有寓意和特点。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中国的少数民族生活。”有两个塞尔维亚观众对我们说:“感谢你们让我们了解到在遥远的东方,有这样一群有意思的乐观的人们的生活。尽管生活环境不同,文化背景不同,但通过影片,我们完全能理解、感受他们的情感和思想。”

 

在北京饭馆共话中南友谊

电影节的第二天,应电影节评委主席Zecevic先生的邀请,我们到北京饭馆用餐。北京饭馆坐落在贝尔格莱德古罗马帝国时期建造的Knez Mihailova街道的一个胡同里,已有近50年的历史。据说这是上世纪60年代周总理亲自关照、为外交方便而开设的。北京饭馆以中国人钟爱的枣红色为基调,共分为两层。所有的餐具布局都古色古香,饭馆里一直放着古筝弹奏的中国古典音乐。上到二楼,里面坐着几位正在用餐的塞尔维亚顾客,看到我们,立刻热情地用中文打招呼:“你好!”

北京饭馆里的厨师和服务员都是塞尔维亚人,我实在不敢恭维他们做的中国饭菜:米饭夹生,炒菜油量过大。相比较而言,我更喜欢吃他们做的面包和奶制品。Zecevic先生告诉我们,在贝尔格莱德新城区的70号大街,还有一家中国饭店,是上海人近些年开的,从食材到厨师,都来自中国。味道比北京饭馆这个正宗多了。“70号”每天生意都很好,已经成为生活在贝尔格莱德为数不多的中国人喜欢去的地方。

的确,生活在异国他乡的中国人,吃到自己熟悉的饭菜时,那浓浓的乡愁才能得到化解。就我而言,才离开中国两三天,每餐面包香肠奶酪,已经让我的肠胃分外思念中国的米饭炒菜了。

我注意到在北京饭馆用餐的顾客大都是上了些年纪的塞尔维亚人。看得出来,在他们对中国饭菜的情结里包含了对前南斯拉夫时代的怀念。他们到这里来吃饭还是其次,更多的是为一份怀念吧。就像我们这代人,都看过很多遍《桥》、《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都知道南斯拉夫游击队抗击德寇的故事,还熟知毛泽东说的:铁托像铁一样硬!同样,在南斯拉夫,很多人都知道中国红军的万里长征,知道毛泽东和邓小平,知道今天的中国发生的巨变。

这天中午,我们和Zecevic先生谈论的话题大都是前南斯拉夫时代和中国的关系,以及当年电影在增进两国人民相互了解中起到的作用。

南斯拉夫——贝尔格莱德,是50、60后的中国人曾经十分熟悉而现在的年轻人比较陌生的名字。最后一次让中国人对南斯拉夫印象深刻,是美国轰炸中国驻南使馆,中国人愤怒游行抗议的1999年。说熟悉是因为中南友谊可追溯到新中国成立时,当时世界上最先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中就有南斯拉夫。为了和中国的友谊,在中国与苏联交恶时,南斯拉夫甚至冒着被苏联赶出社会主义阵营的风险坚决支持中国。为此,中国人民一直感念于心。当年《桥》、《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在中国热播的情景,现在我还记忆犹新。那首《桥》中的插曲《游击队员之歌》(“啊,朋友再见”)更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在中国广为流传的外国歌曲之一。说陌生是因为,曾经拥有2200多万人口的南斯拉夫已经解体,分别成为六个独立的国家。中国人心里的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随着时间的流逝,在渐渐淡化。

除了电影,中国人在心理和情感上亲近南斯拉夫,还有足球的原因。当年叱咤欧洲足坛的贝尔格莱德红星队就拥有很多中国球迷。1999年,根源于南斯拉夫联邦解体的科索沃战争爆发,南斯拉夫足球开始衰落。但在了解到中国足球从未进入过世界杯决赛后,南斯拉夫最强的两名著名教练桑特拉奇和米卢伸出援助之手,前来中国支援。桑特拉奇创造了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双冠王——“鲁能泰山队”,为米卢的成功奠定了基础。而被称为“神奇教练”的米卢,尽管自己的家园陷入战火,仍然把“快乐足球”、“态度决定一切”的理念传达给中国,并开创了中国唯一一次进入世界杯的历史。

不只是足球,还有篮球。在2004年雅典奥运会上,奥运冠军前南国家塞尔维亚队清楚中国必须在最后一场战胜自己才能突围进入八强,毅然放弃自己进入八强的机会,成就中国篮球史上的一大奇迹。在世锦赛,本想着与中国男篮携手进入决赛的前南国家斯洛文尼亚,在看到中国男篮前三盘意外落马,最后一局必须取胜才有希望的时候,他们再次把出线机会让给了中国……

中南之间说不尽的友谊以及电影带来的回忆,成了我们这一天在北京饭馆午餐谈论的主题。

 

瓦尔特的故事

前南斯拉夫电影《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曾给一代中国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便是“瓦尔特”的粉丝之一。离开贝尔格莱德的前一天晚上, Zecevic先生带着我们去了瓦尔特餐吧,一圆我这个老粉丝的梦。一同前去的还有电影节主席Sasa Sreckovic和另外两位评委。

瓦尔特餐吧在老城区,离我们住的街区不远,餐吧招牌就是英武的瓦尔特手持冲锋枪注视远方的海报。餐吧墙上,贴着“瓦尔特”的各种电影剧照。Zecevic先生出生于文化世家,父亲以前是国家民族博物馆的馆长。他当过教授,做过电影制片,谈吐风趣,喜欢讲各种电影故事。他开玩笑说,瓦尔特在中国的知名度远远超过在南斯拉夫和塞尔维亚,属于真正的出口转内销明星。可叹历史无情,瓦尔特当年保卫的萨拉热窝,今天已经成为波黑的首都,而纪念他的地方,却在贝尔格莱德。

瓦尔特的饰演者,是前南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韦利米尔·日瓦伊诺维奇。他在《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桥》和《临时工》这三部影片中扮演的三个角色——“瓦尔特”、“老虎”和“姐夫”都给中国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在中国观众中引发了“瓦尔特热”。“瓦尔特”曾五次访问中国。2005年,作为“瓦尔特”的老朋友和“铁杆”影迷,中央电视台知名主持人崔永元还专访了韦利米尔·日瓦伊诺维奇。

韦利米尔·日瓦伊诺维奇于1933年出生于塞尔维亚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小时候放过羊。一个偶然的机会,这个此前甚至从未出过村子的少年对电影产生了浓厚兴趣,后来进入专科学院学习。23岁开始拍戏,一生共拍摄了将近200部影片,其中绝大多数是反法西斯战争题材的。成名后,韦利米尔·日瓦伊诺维奇并没有忘记哺育过他童年的小村,不时带着全家回去看看。不过让中国观众鲜为人知的是,韦利米尔·日瓦伊诺维奇不仅是一位受人尊敬的电影演员,同时也是塞尔维亚最受欢迎的政治家之一。作为塞尔维亚议会议员,韦利米尔·日瓦伊诺维奇一直活跃在政治舞台上。1990年他第一批加入塞尔维亚社会党,曾当选为塞社会党副主席(党主席就是大名鼎鼎的米洛舍维奇)。而此前他已经担任塞尔维亚议员将近20年。2002年8月韦利米尔·日瓦伊诺维奇还被推举参加塞尔维亚总统竞选,不过以失败告终。对此,他幽默地说:“人们喜欢演员韦利米尔·日瓦伊诺维奇而不是当总统的韦利米尔·日瓦伊诺维奇。只有由中国观众投票,他才有机会当选。”

到瓦尔特餐吧前,有心的Zecevic先生还专门替我们打听了“瓦尔特”的近况,他郑重其事地告诉我们“瓦尔特”生病了,现在贝尔格莱德一家医院住院,不然,可以请他来跟咱们喝上两杯。说到喝酒,Zecevic先生还给我们讲了一个关于“瓦尔特”牌啤酒的故事:话说在距贝尔格莱德约百里远的一个城镇,有一家小酒馆,因出售来自中国的“瓦尔特”牌啤酒而闻名。由于名气太大,“瓦尔特”自己本人都亲自驱车前来品尝。据说“瓦尔特”喝了之后连声称赞“瓦尔特”牌啤酒“味道好极了!”消息传开,更多人慕名前往,目的就是喝上一瓶产自中国的“瓦尔特”牌啤酒,感受一下名声传到遥远中国的“瓦尔特”的英雄豪气。这家酒馆生意开了20多年,现在还火爆得很呢。Zecevic先生讲完后幽默地补充道:“我很好奇,这个牌子的中国啤酒我是第一次听说。所以我也专门到这家小酒馆去喝了几杯。”

我们听后,想了想,在中国可从来没听说有过这个牌子的啤酒嘛。看着我们诧异的神态,Zecevic先生不紧不慢地解释说,那是聪明的酒馆老板在给自己做广告呢,他知道“瓦尔特”很受中国观众的欢迎,借此影响,自制了一张 “瓦尔特”的标签,覆盖在本地啤酒标签上面,也许在下方还写上了“中国制造”的字样。总之,顾客们喝啤酒,是去感受中国产的“瓦尔特”牌啤酒带来的荣耀,中国离塞尔维亚万里之遥,谁又会去仔细追究啤酒的出处呢?再说,“瓦尔特”既是南斯拉夫人心目中的英雄也是中国人心目中的英雄,早已不分彼此。所以,“中国瓦尔特”啤酒至今还在小酒馆热卖。

“啤酒味道怎么样?”我问Zecevic先生。

“嗯,味道很好,有点像青岛啤酒。” Zecevic先生很认真地回答我。听罢,我们都哈哈笑了起来。

 

历经沧桑却依旧优雅

我喜欢贝尔格莱德,不需要更多时间,这种感觉有点像恋爱中的一见钟情。也许是因为它即使经历了那么多的血火战争和变故,仍然保持其“一座伟大的城市”的风度和魅力的原因,也许是它那美丽独特的城市文化气息。有朋友问我对贝尔格莱德的印象,我的回答是四个字:优雅体面。

今天,呈现在我们眼前的贝尔格莱德,除了1999年前后被北约轰炸时坍塌的几座大楼(遭美国轰炸的中国驻南大使馆在新城,已经拆除)在城市的建筑群里显得很不协调外,我丝毫看不出一点这个城市的衰落气象。相反,我看到的是塞尔维亚人隐藏在沉默中的力量。仅仅从贝尔格莱德国际民族电影节在国家动荡、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能够连续成功举办了22届,并且越办越好,你就可以相像出这个城市对于文化的尊崇和珍视。在欧盟国家中,现在的塞尔维亚人生活过得并不是很富裕,物价和中国相当,生活水平和欧盟其他发达国家相比,相差了数倍。但贝尔格莱德人的精神面貌却非常好,无论男女老少都穿着得体,举止文明礼貌,待人和气。即使再困难,他们也不会挤掉每天到露天咖啡店喝茶聊天的时间,不会挤掉观摩各种文化艺术展和歌剧、芭蕾的文化生活。在贝尔格莱德,收入再低的人,都有能力到国家大剧院享受高水准的艺术表演。

举个例子,距我们住的酒店不远处就是塞尔维亚国家大剧院。这里每周二的晚上8点半都准时上演国家芭蕾舞团的精彩节目,其他时间则上演不同艺术形式的高水准剧目。如此高水平的演出,门票却相当便宜,不带包厢、最便宜的票价通常不会超过800第纳尔(相当于人民币80元),学生和特殊人群的票价更优惠。在贝尔格莱德,我们结识了一位来自中国的王裙女士,她的丈夫是英国人,现在塞尔维亚工作。电影节期间的每场中国电影她都必来观看。王裙告诉我们,在贝尔格莱德,平时只要有空,她都会到国家大剧院去看演出。这种规格的艺术演出,如果是在北京,票价之高她是承受不起的。但在贝尔格莱德,国家大剧院的演出,让每个普通人都有机会欣赏。谈到对贝尔格莱德人的印象时,她说,虽然经济不景气,国家经历过战火和分裂,但是贝尔格莱德人都保持着良好的精神面貌,内心坚强,外在体面优雅。

王裙说的体面优雅是一种修养,而这种修养正是来自贝尔格莱德的历史文化涵养。

这次电影节上给我们当向导的Milica就是一个优雅温和的贝尔格莱德姑娘。Milica的爸爸妈妈都是知识分子,丈夫是一个东正教徒。她的专业是人类学,她说自己决定学人类学的起因是看了一部美国西部开拓时期屠杀美洲印第安人的人类学影片,影片中美国对印第安人的做法与她自幼抱持的人人平等、世界大同的信仰完全相悖,所以她希望将来能用自己的知识为弱势民族和人群争取权利。我第一次听到Milica对我说,她的信仰是共产主义的时候,我几乎不敢相信。Milica是一个80后,我想,她对于共产主义的向往和信仰,应该来自她童年时期受到的教育以及父母和家庭的影响。在谈话间,她经常会流露出对前南斯拉夫的怀念。在她的童年时代,祖国是强大的统一的多民族共同生活在一起的社会主义联邦国家,今天,她面对的祖国却变成了一个小国家。这是一种难以接受的现实。Milica 在带我们观览贝尔格莱德时,经常会介绍那些“共产主义时期”留下来的高大建筑以及对人民优惠的各种政策。尽管这样,她对塞尔维亚的未来还是抱着乐观的态度。我们每天见到她,她都会穿着不同的衣服,衣服不是名牌,但永远得体大方。每次交谈,她都面带微笑,耐心解答。

和Milica在一起的几天里,我也充分感受到南斯拉夫的解体给这个国家的几代人带来的伤痛,这可能是作为中国人的我们永远体会不到的。

每次我们与塞尔维亚朋友谈前南问题时,我都在想,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谐稳定对一个多民族国家来说是多么的弥足珍贵。看到中国今天各民族团结奋斗共同繁荣的局面,作为一个中国人,真的感到非常幸运和自豪。

在贝尔格莱德文化古迹中,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卡莱梅格丹城堡。在这里,我得以见识了贝尔格莱德城市的另一面:辽阔大气,美丽含蓄。

位于多瑙河与萨瓦河交汇处的卡莱梅格丹(Kalemegdan)城堡距离我们住的酒店只有几百米远,是贝尔格莱德市内的著名古迹。听说在城门口经常有塞尔维亚民族特色的歌舞表演。不过这一天我们来得太早,没有几个游客,所以十分遗憾没有看到表演。

走到城堡的尽头,登上看台,整个萨瓦河(Sava River)和多瑙河(Dunav)、斯雷姆平原(Srem)、巴尼特平原(Banet)以及对岸泽蒙区(Zemun)尽收眼底,景色壮观辽阔。城堡内还有两座教堂,是分别建造于1937年的佩瓦教堂(Peva)及鲁兹卡教堂(Ruzica)。眼前的这两座教堂,让我想起我们几次在车上看到的贝尔格莱德圣萨瓦大教堂。圣萨瓦大教堂是目前巴尔干半岛地区规模最宏伟的东正教教堂,位于贝尔格莱德老城区东部的一座丘陵上。却因战乱,内部装修至今还没完成。

对贝尔格莱德的喜爱,让我在离开前为买什么样纪念品颇费脑筋。塞尔维亚的手工羊毛制品非常有名,如毛衣、帽子、拖鞋以及各种生活日用品,也很具有塞尔维亚风格。但是,在贝尔格莱德市的很多名牌店的产品都是中国制造居多,以至于我想要买一些贵重的纪念品都没办法在贝尔格莱德有名的商业中心大街买到。最终,参考我那去过西欧各国游学的儿子的建议,我买了数十枚刻有塞尔维亚和贝尔格莱德著名风景、建筑和名人、并写着斯拉夫语的“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字样的冰箱贴。记得当时,书店里的售货员用很诧异的眼光看着我。一口气将她挂在书店货架上的冰箱贴买走大半的顾客,她肯定是第一次遇到吧?她一定在想:这个中国女人要不就是个冰箱贴收藏家要不就是个冰箱贴贩子。她哪里知道,对一个每天至少在厨房呆两三小时的人来说,没有比冰箱贴更合适的纪念品了。烹制着中国饭菜,转身开箱就能看到贝尔格莱德,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穿越?

 

在铁托博物馆的沉思

到贝尔格莱德,铁托博物馆是一个必去的地方。

铁托是中国人民忠实的老朋友,不结盟运动创始人之一。正是铁托建立了一个强大、统一的社会主义联邦国家南斯拉夫,在欧洲巴尔干半岛建立了第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铁托一直怀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思想,并据此建立了各民族完全平等,享有自主自治并能自决选择发展道路的“阿弗诺伊原则”,深受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的爱戴,并在世界上享有崇高的威望。

铁托墓在贝尔格莱德城南的一座名为“德迪涅”的小山上,山上树木葱郁、绿草茵茵。没有任何高大建筑,也没有任何醒目标志,远远看去,就像一个普通的城市公园。如果没有导游指引,完全看不出这座小山上坐落着著名的铁托墓。铁托的遗体也没有像列宁、毛泽东、胡志明和金日成一样被刻意保存,而是被安葬一个花房里。这座墓原先并不是专门为铁托修建的,而是由一座旧花房经过改造而成,约有10平方米大。山坡上有一幢面积约900多平方米的建筑,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铁托的工作区域和生活区域,他去世后被称为“5.25纪念室”,分布在房中的两侧;另一部分是铁托的休闲区,即这间几十平米大的花房,位于房子中央。据说,铁托晚年格外喜欢这个花房,在工作之余就喜欢侍弄这里的花卉,希望去世之后就葬在这里。花房房顶中央有一个三角形支起的玻璃棚,阳光可以从那儿照射下来。在玻璃顶下面,白色灰纹大理石地上放着同样是白色灰纹的大理石棺椁,上面用金色的塞尔维亚文刻着“约瑟普·布罗兹·铁托 1892~1980”。花房的正门两旁挂着深红色幔帐,门前是一个由花围成的喷泉。在院子的草坪上有好几尊雕塑,其中一尊是戎装的铁托正背手沉思。

在铁托纪念中心,除铁托墓和展有他使用过的桌子、书橱、沙发等办公物品外,还展示了他的元帅服、南斯拉夫各民族的服饰以及国内民众、外国政要送的各种礼品。有一个展示室陈列了各种火炬。铁托在世的时候,每年生日那天,南联邦各共和国的青年都要举行火炬接力,将革命决心书装在接力棒中,传到贝尔格莱德后将火炬作为礼物送给铁托。据说铁托去世后,这个活动只持续了6年。

铁托纪念中心下面是老博物馆,原来主要用于储藏和展示铁托受赠的各种礼品,据说总共有4000多件。不过,现在这些展品都不在了,场地也对外出租展览别的东西。1996年,铁托纪念中心与这座老馆合并为南斯拉夫历史博物馆,馆藏品中包括大约150件铁托的收藏品。2005年2月24日晚,两名蒙面强盗闯入位于贝尔格莱德市中心的南斯拉夫博物馆,盗走了铁托生前珍藏的大约20件极其珍贵的钟表。其中有些藏品属于无价之宝。

南斯拉夫自铁托去世后解体,由于复杂的民族矛盾,对铁托的尊崇也遭到民族分裂和政治分化者的诋毁。从1991年起,花房不再有礼仪兵守卫,铁托纪念中心也由“圣地”沦为普通“景点”,民众可免费参观。铁托是克罗地亚人,而贝尔格莱德又为塞尔维亚和黑山组成的南联盟所继承。因此,塞尔维亚人认为铁托应当葬在普通公墓里,他的官邸也应物归原主。更有激进的塞尔维亚人声称,铁托葬在贝尔格莱德对塞尔维亚人来说是一种“耻辱”。他们还威胁说,要么克罗地亚人将铁托棺木迁走,要么塞尔维亚当局另寻地方安葬铁托,否则他们就要捣毁花房。但基于人民对铁托生前的尊敬,这种极端的言论和争吵并没有受到支持。更幸运的是铁托墓没有遭到不测,尽管门庭冷落。

时间是对历史最好的解释。随着情绪化的政治燥动渐渐消退,更由于前南地区的冲突、战争给各族人民心灵和肉体上带来的严重创伤,近年来,前南地区的人民又开始追忆过去的南斯拉夫,继而也怀念起它的缔造者和维系者铁托。前来铁托纪念中心和老博物馆瞻仰的人逐渐又多了起来。每年的5月25日铁托生日这天来的人最多。2010年5月25日铁托诞辰118周年时,在这一天,原南联邦六个共和国有几千民众来到铁托墓前献花。不仅如此,克罗地亚重要港口城市里耶卡、马其顿首都斯科普里、黑山首都波德哥里察和波黑首都萨拉热窝还像上世纪80年代那样举行了火炬接力,最后将接力棒送到了铁托墓前。这些做法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前南地区民众对现状的不满,以及对曾经统一和强大的南斯拉夫联邦国家的怀念。

我们到博物馆的这个下午,阳光明媚。在铁托遗体安葬的花房前,首先吸引我的目光的是大门上的海报——一幅铁托上世纪70年代访问中国时留下的“中国印象”——一群戴着红领巾的中国少先队员携带花篮列队欢迎南斯拉夫代表团的情景。纪念中心铁托生前的会客室里,还摆放着一套中国明清式家具。

来铁托博物馆的人,通常都怀着对前南的怀念之情。正如一个塞尔维亚人所说:“我们怀念那个时候的和平和懒散,怀念那个时候的免费医疗、免费教育和带薪休假。铁托那个时代,除了上街游行会有麻烦,其他你什么都可以做。”

显然,这样的时代已经远离了他们。

就在我们回国后10天,即10月20日,铁托的妻子约婉卡·布罗兹在贝尔格莱德一家医院病逝,享年88岁。约婉卡曾是铁托的游击队战友,充任南斯拉夫“第一夫人”将近30年,却在丈夫逝世后遭人遗忘,目睹铁托亲手缔造的国家四分五裂,战火连绵……尽管铁托晚年夫妻关系疏远,但约婉卡对此早已释怀。她的遗愿是葬在丈夫身边。塞尔维亚总理伊维察·达契奇在唁电中说:“随着布罗兹去世,我们又少了一位我们以前国家历史最可靠的见证者。”

在贝尔格莱德,我还特别注意到,市中心现在还能看到穆斯林的清真寺、东正教和天主教的教堂。有一个纪念碑,是由三根高高的柱子组成。据说这是纪念铁托生前最后一次访问科索沃而矗立的,象征了阿(尔巴尼亚)族、塞(尔维亚)族和其他民族的团结。当时,科索沃省是南斯拉夫不同民族、不同宗教和睦相处的模范省。但是在民粹主义政客的煽动下,这样一个民族和睦相处的模范之省却变成了一个民族仇杀的战争之地。铁托在天之灵若有知,该会是怎样的心情?

这时我想起在莫斯科机场转机时,那两只向我们飞来的鸽子,它们也许是要告诉人类,和平和安宁对于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对于全人类,比任何东西都珍贵!

 

博物馆小镇:塞尔维亚文化的象征

围绕这一届电影节“影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贡献”的主题,电影节期间,组委会安排我们前往斯雷姆斯基·卡尔洛夫齐(Sremski Karlovci)参观。

斯雷姆斯基·卡尔洛夫齐是一座具有巴洛克建筑风格的著名小镇,作为塞尔维亚最早的教育和文化中心,已有200年的历史。小镇上的每一座建筑都像一个小型博物馆,收藏着不同时期的文化艺术记忆。所以,人们也叫它“博物馆小镇”,成为塞尔维亚文化的象征之一。

这个风景优美、环境宜人的小镇位于多瑙河的河岸,距离贝尔格莱德57公里。在古代,这是一个罗马城堡,最早在1308年的史书中被提及。1791年3月,因建立最早的塞尔维亚体育馆而闻名。3年后东正教神学院也在此建立,是当时世界上第二个最古老的东正教神学院,目前这个神学院依然存在。奥匈帝国时期,小镇逐渐成为塞尔维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现在镇上还耸立着由塞尔维亚建筑师尼科利奇设计、1895年建立的著名的大主教行宫,里面还收藏了很多珍贵的艺术品、手稿和书籍。

目前,小镇有一万人口,一半讲塞尔维亚语,一半讲英语。很多国家级自然文化遗产都在这里得到保留,每年都吸引着众多游客前来参观。

在斯雷姆斯基·卡尔洛夫齐小镇,我还发现有一家中国人开的小杂货店。我进门去和老板打招呼,店主是广西人,几年前在这里开了店,同时兼营小百货批发。塞尔维亚的很多小百货和日用品、儿童玩具等都来自中国,也有不少前来经商的中国人。

 

对话电影节主席Sasa Sreckovic先生

即使深受国家分裂、经济衰退的打击,塞尔维亚始终重视文化保护。贝尔格莱德国际民族电影节至今已经举办了22届,他们是如何做到的?带着这个问题,在离开塞尔维亚的前一天,我专门采访了电影节主席Sasa Sreckovic。

记者:SASA先生您好!一个有着国际水准的民族电影节不是由国家文化部或主管电影的部门来举办,而是由民族博物馆来举办,并且连续举办了22年。这很了不起,你们是如何做到的?有哪些成功的经验和成果与我们分享?

Sasa Sreckovic我不想说在世界上我们是唯一举办电影节的博物馆,但的确由一个民族博物馆来举办一个国际性的电影节,是新的创意。我们每届电影节的主题都不同,比如这一届我们遴选的影片在内容上比较突出民族学人类学的内容。这一届电影节的观众主要是知识分子、学生,还有一部分普通观众。

文化是第一生产力。作为民族电影节,我们希望所选的影片能起到帮助人们互相了解人类文化共同的价值,让人们去自觉保护自己拥有的珍贵的文化遗产,理解文化遗产对经济发展起到的重要作用。22年来,我们连续举办的电影节已经形成了一个固定的观众群体,无论是在学术界还是电影界以及在民众中都产生了很大影响。

 

记者:电影节期间,除了放映影片,博物馆还有哪些相关的活动?

Sasa Sreckovic贝尔格莱德国际民族电影节有一个工作坊名叫“三分钟认同”。这个活动我们已经做了8年。内容就是选取一些普通观众拍摄的短片,让他们通过在生活中对某一场景或事件三分钟的拍摄记录,找到拍摄者认为有文化价值的东西。在每年的国际民族电影节上,我们都会选出其中的优秀影片进行颁奖。

 

记者:对,今年的获奖者有三个,我看到了,其中有一位是中年妇女,应该是一个家庭妇女?另外一个是大学生。那么,在培养年轻人自觉用影视记录民族文化方面,你们是怎么做的?

Sasa Sreckovic贝尔格莱德民族博物馆每年都花一定的时间,从学校和社会上招收一些优秀的学生来进行培训,有的通过教授推荐而来,其中不少是参加过“三分钟认同”的作者。培训是免费的,我们请专家分别来为他们讲授摄影技巧和人类学知识,目的是为了向新一代青年人介绍影视人类学的知识,鼓励他们去传播这个领域的知识。

 

记者:作为博物馆,你们为什么来做培训拍摄纪录片人的工作?还有电影制作的培训?

Sasa Sreckovic作为民族博物馆,在今天我们已经看到了人类文化遗产对于电影制作的需要——我们越来越缺乏这样的纪录片。贝尔格莱德民族博物馆一直比较重视对纪录片的收藏,我们有专门的影像博物馆,目前已经收藏了1300多部很有价值的影视纪录片。我认为,这也是民族博物馆的工作之一。对于很多即将消失的文化,影视记录是最好的方式。它本身的传达比之图片、文字会更生动更直接。用影视的方式对文化遗产进行记录,本身需要拍摄者具有一定的文化眼光,所以我们需要向下一代年轻人灌输这样的意识,培训他们就是希望达到这个目的。

 

记者:塞尔维亚在文化保护方面有哪些政策?

Sasa Sreckovic在前南解体前,有很多对文化的保护政策。变革后就改变了,情况也大不如从前。塞尔维亚政府总体上是支持文化保护工作的,当然也有一些是官员做的政绩工程。但我们一直努力在做。

 

记者:请您谈谈对我们这次展映的中国影片的观感。

Sasa Sreckovic中国的少数民族,我是通过这次电影展映第一次了解。据我所知,在贝尔格莱德,像这次五部中国民族题材影片作为一个特别单元集中展映,还是第一次。组委会一致认为这些影片非常棒!我想,电影节的一个宗旨就是让不同民族不同种族发现共同点,并找到不同地域不同人群共同的情感。你们带来的影片在这次电影展映上引起的共鸣说明,这一点很显然你们做到了。

 

记者:在我们带来展映的五部影片中,你最喜欢哪一部影片?

Sasa Sreckovic其实我都很喜欢,这几部影片各有不同特点。我个人最喜欢的是《山洞里的村庄》。影片中的人们生活十分独特,他们那么艰苦,却那么乐观。表现出了一种对生活的勇气。我想说的是,这些影片的价值是不可估量的。我非常感谢你们,让我本人和前来观影的观众看到那么遥远的东方,那么一群独特的人的生活。

 

记者:也感谢电影节给了我们一个向塞尔维亚乃至世界展示中国民族文化的机会。谢谢! (责编 许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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