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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仲勋 情系少数民族(上篇)
2016-12-06 02:56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卓越的政治工作领导人习仲勋诞生100周年纪念。为了深切缅怀习仲勋同志对党和国家统一战线工作、民族宗教工作的重大贡献,本刊特摘录《习仲勋传》的部分相关内容,以飨读者。

 

“民族问题是西北地区最大的实际问题”

西北地区有五省一市,其中四个省是民族或多民族地区,有维吾尔族、回族、藏族、哈萨克族、蒙古族、塔吉克族、锡伯族、东乡族等十多个少数民族,人口约700万。各个少数民族宗教信仰不同,经济社会发展程度也有较大差异,加上国民党的长期统治和帝国主义的挑唆,汉族和各少数民族、各少数民族之间都存在着程度不同的隔阂。习仲勋熟知西北的状况,他说:“现在我们面对的已不是过去的小天地,而是广阔的西北五省,无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等方面的情况,是比过去复杂得多了。”正是这种情况,决定了统一战线特别是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在西北革命和建设事业中处于极其重要的地位。

习仲勋以他的丰富经验,在统一战线工作中大显身手。他十分注意同宗教领袖、上层人士交朋友,宣传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团结广大少数民族的干部群众,使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得以稳定,经济得以恢复和发展。

西北地区的统战工作,最重要的首先是民族问题,这也是中共中央西北局领导人当时的共识。刚一解放,中共中央西北局就讨论制定了做好民族地区工作的基本方针政策。1950年7月,习仲勋在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次扩大会议的讲话和传达中央七届三中全会精神时,都强调了这一问题。他说:“我要特别说到民族问题,这在西北地区来说是最大的实际问题,也是我们这里多出的一项任务”,“因为西北是多民族的地区,必须重视民族问题,如果丢开民族问题,就是脱离西北眼前最重要的实际,所以,在这个问题上的任何细节,都不应认为是技术问题,而要看做政治问题以严肃态度对待”。他指出:在民族工作中,必须使各民族都有相当数量的代表参加政府工作,并有意识的照顾人数较少的民族;大量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各省要有计划地办好民族干部学校;要正确对待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切实尊重各民族的宗教信仰自由;一切工作中都要照顾民族特点,“不要过分地、不适当地强调阶级矛盾,否则就是民族矛盾”。他颇有远见地说:“全世界有3亿人信仰伊斯兰教。我们工作做好了,在东方亚洲影响很大。总之,民族工作不要急”,“谨慎稳进的方针是唯一主要的方针。”

针对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落后、群众生活困难的实际情况,习仲勋和中共中央西北局积极帮助各少数民族群众恢复和发展生产,特别是发展畜牧业生产,大力开展自由贸易,在甘、宁、青、新四省区陆续建立了贸易专业机构210个,先后组织了大约650个各种形式的流动贸易组深入少数民族地区开展贸易活动。这些贸易机构和小组,以比较高的价格收购当地群众的皮毛、药材等土特产品,以比较低的价格向他们大量出售茶叶、布匹等日用生活必需品,使少数民族地区工农牧产品交换比率发生了极大变化。

习仲勋和中共中央西北局极为重视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教育事业。西北民族事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结束后,办公地址就由西安迁到兰州,以便更好地就近为少数民族服务,并筹建了西北民族学院。每遇学院开学和学员毕业,习仲勋都要亲临讲话。在一次开学典礼的讲话中,他指出:大量培养民族干部,是为各少数民族的彻底解放,为各民族的共同发展和进步,创造一个最基本的条件,是各地党组织和人民政府的迫切任务,是西北民族学院长期的奋斗目标。他强调:“在民族工作方面,没有别的事比这件事更重要的了。”

 

倾心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

“民族问题是西北地区最大的实际问题”。这是习仲勋当时对西北地区区情的基本认识,也是他主持和领导西北工作首先考虑的问题。这不仅仅因为青海、甘肃、宁夏和新疆这四省区民族问题复杂,而且藏族人数众多,大部分地区又与西藏接壤。联系密切,互相影响。中共中央西北局和西北军政委员会许多政策的制定和贯彻执行,不仅对团结西北各少数民族有决定性影响,而且对做好西藏工作,争取西藏和平解放,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在中共中央的正确方针指导下,习仲勋和彭德怀一起,领导中共中央西北局和西北军政委员会,正确处理民族问题,为稳定西北局势,争取西藏和平解放发挥了重要作用。

对在西安迎送十世班禅,习仲勋作了精心安排。(1951年)4月23日,西北军政委员会举行宴会欢迎十世班禅,习仲勋主持并致欢迎词。他热情洋溢地说:“西藏是中国的西藏,是西藏人民的西藏,不能让帝国主义强盗侵占和蹂躏。毛泽东和中央人民政府早已决心解放西藏,要援助西藏同胞回到祖国怀抱中来,要援助藏族人民发展自己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事业。让西藏人民也和全国各族人民一样过上幸福自由的生活。现在西藏快要解放了,你们也快要回到西藏和西藏人民欢聚一处了,这是西藏人民和全国人民最高兴的一件事。祝贺你们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团结西藏各方面的人士,为藏族人民的解放和发展而奋斗。”

习仲勋讲话后,十世班禅再次表示,坚决拥护中央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决心与西藏各界爱国人士一道,为西藏的解放和藏族人民的团结而努力奋斗。

从此以后,习仲勋和十世班禅建立了深厚的友情,成为知心朋友,合作共事近40个春秋。

习仲勋要求进藏干部要注意调查研究,了解和熟悉西藏方面的各种情况,包括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宗教、风俗和历史等。要造成一种风气,这就是学习。应多开代表会、座谈会、联谊会等,多让各地区的上层分子上来,讲解政策,建立关系。要采取访问团、调查团、救济组、医疗队等多种方式深入到各地去了解情况,开展工作。对十世班禅要多帮助,给他们出主意,想办法,在合作中帮助他们进步。对他们落后的方面不要要求太高,只要“大同”就可以,“小异”是要有的。有“小异”又有“大同”,这就是统一战线。遇到重要的问题要争,不能马虎;小的问题不要争,要马虎,这就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原则性和灵活性。

1952年7月15日,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第二届党代表会议正式开幕,习仲勋代表中共中央率中共中央西北局代表团出席会议,并向大会作了报告。他还就中共中央新疆分局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和出现的偏差作了几次重要讲话。会议讨论了关于加强外来干部与本地民族干部的团结问题和土地改革工作,通过了《关于防止和克服大民族主义倾向的决定》和《关于新疆农业区实行土地改革的建议》、《关于在新疆牧区工作的决议》。

1991年出版的《当代中国的新疆》一书,对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第二届党代表会议是这样评价的:“从以后新疆历史的发展来看,这次会议就牧区工作所确定的方针和政策,是完全正确的;会议提出在新疆工作中,应充分注意民族特点,加强民族团结,坚持慎重稳重的方针,对新疆各项事业的方针,具有积极意义。”

1952年12月,习仲勋即将离开西北之际说:希望大家在今后的工作中,不忘西北五省的特点,要联系多民族地区的实际,尊重民族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与各民族和宗教头领搞好关系,实事求是,以诚相待;尊重民主人士,爱护他们,搞好团结,虚心听取他们的意见,使他们感到有职有权。

 

努力做好民族宗教工作

习仲勋始终关注民族宗教问题。1982年1月5日,在谈到统战工作时,专门讲了民族宗教工作。他说:“民族问题、宗教问题,‘左’的影响还是主要的,但是也有右的倾向。这个问题,中央书记处准备讨论一次。民族问题,方针政策都有了,主要是如何结合各地的实际贯彻执行的问题。宗教问题,一个是不敢管,一个是不放手,两种情况都有。其实民族和宗教是分不开的。有的民族,没有宗教也就不成为一个民族了。我们现在说的宗教狂热,要加以分析。为什么狂?这些问题都是‘文化大革命’遗留下来的。‘文化大革命’中,不准人家信教,一切都成了牛鬼蛇神。但是也有右的地方,值得我们注意。”

在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的新形势下,民族宗教工作如何适应和发展?习仲勋经过调查研究,认为在干部群众特别是领导同志中,要树立正确的民族宗教观,要培养大批的民族宗教工作干部。同时,要大力发展民族地区的经济,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齐抓。

1986年11月,习仲勋在全国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会议上说,民族问题“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要在全国人民中加强民族政策、民族团结的教育”。1987年7月,他在出席内蒙古自治区成立40周年的一次讲话中又说:“要在各民族干部和群众中,经常地、深入地进行马克思主义民族政策、民族团结的教育。”他还说:“在党的高级干部中,像乌兰夫同志这样的少数民族马克思主义者很少,乌兰夫是我们的榜样,各级都要有这样一些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干部。”

习仲勋十分重视总结民族政策和民族观教育的经验,提倡大力表彰为民族团结进步做出贡献的先进集体和个人,传播他们的先进事迹和经验。在他的倡导下,民族政策和民族观的教育活动蓬勃开展,创造了许多新鲜经验:经常性教育和集中教育相结合,重点加强对各级领导干部、知识界和青少年的教育;各级党校、大专院校、中小学校普遍开设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的民族政策课程;把民族政策和民族观的教育同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深入开展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结合起来;定期或不定期地进行民族政策执行情况的大检查;广泛开展“民族团结宣传月”活动,表彰民族团结的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到1989年,全国26个省、市、自治区召开了民族团结表彰大会,数以万计的先进集体、先进个人受到表彰和奖励。

习仲勋十分重视对青年学生进行马列主义宗教观的教育。1982年,他从有关材料看到新疆伊犁师范学院对学生进行正确宗教观教育的经验后,十分高兴。新疆伊犁师范学院有500多名学生,60%是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等少数民族,由于家庭成员信仰宗教,他们阅读宗教书籍,回家参加宗教活动。对此,学院采取多种形式,循循善诱,进行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教育,帮助学生正确认识宗教。经过细致的思想教育,许多学生对宗教有了正确的认识,对党和国家产生了由衷的热爱之情。许多学生参加了共青团,不少学生还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习仲勋赞扬这个“学院党委工作有成绩,路子走得对,涌现了一个集体的李燕杰式的样板”,并指示国家民委加注按语转发各省、市、自治区。中央统战部按照习仲勋的批示,将这个学院的经验在全国推广,收到了明显效果。

习仲勋提出,要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必须坚持对外开放,对内搞活,发展商品经济。少数民族可以越过一个或几个社会发展阶段过渡到社会主义,但是商品经济的发展却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要在少数民族地区实现经济现代化,必须补上这一课,这方面有很多工作可以做。同时,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坚持两个文明建设一齐抓,把治穷和致富结合起来。

习仲勋十分熟悉少数民族地区的情况,对如何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经济想得十分周到。1986年11月,他在全国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会议上说:“现在有些少数民族群众,连账也不会记。有的不知道什么是商品,还有的只知道以货易货的。汉族同志不要去占人家的便宜,要去帮助他们。特别是做民族工作的同志,要为少数民族服务。”“要在多办实事,多解决实际问题上想点子,下功夫,使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得到较快的发展。要拿出一定时间到一个地方去,把那个地方的经济搞上去。到那个地方,首先要进行实地调查。调查是为了什么?为了决定政策,为了解决那个地方的实际问题。”“我国还有1800多万散居、杂居的少数民族人口,各地党委和政府在安排经济、文化建设和各项工作时,要想办法给予必要的帮助和照顾。就是要给一点偏食吃。”“对少数民族要多给一些帮助,多给一些照顾,使他们和当地的汉族一起富裕。” (待续)

——摘自《习仲勋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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