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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学视野下的呈现——少数民族文化的另类解读之十一
江凌 2016-12-07 02:10

“金瓶掣签”是清代乾隆皇帝为纠正活佛转世灵童寻访过程中的弊端,并借此加强对蒙藏政教事务管理而制订的一项制度。从易学的视野来看,“金瓶掣签”的操作形式与中国文化“天人同易” 的原理相合,显示了仪轨制订者在中国传统文化方面的深厚学养和郑重、缜密的用心。

 

本期解读:清代“金瓶掣签”制度的易学原理

 

“金瓶掣签”制度的缘起、内容和历史过程

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在入藏取得驱逐廓尔喀入侵的胜利后,乾隆帝谕令进藏官员筹议善后章程。翌年,清朝政府正式颁布《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

章程第一条明确规定:“关于寻找活佛及呼图克图灵童的问题。依照藏人旧例,确认灵童必问卜于四大护法,如此难免发生弊端。大皇帝为求黄教得到兴隆,特赐一金瓶,今后遇到寻认灵童时,邀集四大护法将灵童的名字及出生年月,用满、汉、藏三种文字写于签牌上,放进瓶内,选派真正有学问之活佛,祈祷七日,然后由各呼图克图和驻藏大臣在大昭寺释迦牟尼像前正式认定。假若找到的灵童仅只一名,亦须将一个有灵童的名字的签牌,和一个没有名字的签牌,共同放置瓶内,假若抽出没有名字的签牌,就不能认定已寻得的儿童,而要另外寻找。达赖和班禅额尔德尼像父子一样,认定他们的灵童时,亦须将他们的名字用满、汉、藏三种文字写在签牌上,同样进行。这些都是大皇帝为了黄教的兴隆,和不使护法弄假作弊。这个金瓶常放在宗喀巴佛像前,需要保护净洁,并进行供养。”

为进一步强调“金瓶掣签”制度的重要意义,乾隆帝还以谕旨的形式书写了《御制喇嘛说》,用藏、蒙、满、汉四体文字刻于石碑上,立于北京雍和宫内。谕旨中称:“兹予制一金瓶送往西藏,于凡转世之呼毕勒罕,众所举数人,各书其名置瓶中,掣签决定,虽不能尽去其弊,较之从前一人之授意者,或略公矣。”

“金瓶掣签”制度特别设立了两个金瓶,一个放在北京雍和宫,专供蒙古地区大活佛转世灵童掣签用;另一个置放在拉萨大昭寺,专供西藏、青海等地掣签定大活佛转世灵童。凡蒙藏大活佛如章嘉、哲布尊丹巴、达赖、班禅等转世时,均须经金瓶掣签认定。

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金本巴(“本巴”藏语意为“瓶”)瓶制成之后,乾隆帝特派御前侍卫惠伦等将金本巴瓶送往拉萨。西藏的政教首领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及呼图克图、僧众,对清朝政府设立的“金瓶掣签”制度表示了诚心拥护和衷心感激。

自乾隆帝制定“金瓶掣签”制度至辛亥革命建立民国的100多年间,除九世和十三世达赖喇嘛作为特例免予掣签外,十世、十一世、十二世达赖喇嘛和八世、九世班禅额尔德尼都是经过“金瓶掣签”认定的。据清理藩院秘档,到光绪三十年(1904年),仅西藏地区据不完全统计就有39个主要活佛转世系统(含达赖、班禅系统)的灵童通过“金瓶掣签”认定。

民国时期,蒙藏委员会于1936年颁布《喇嘛转世办法》,承袭清制(第四条)。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个用“金瓶掣签”认定的大活佛是第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杰布。而后又制定有《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管理办法》,明确承袭“金瓶掣签”制度(第八条)。

 

“金瓶掣签”仪轨与易学原理相合

以往对“金瓶掣签”制度的研究多从政治、宗教的角度分析其价值与意义,鲜有学者从文化的视角探讨其操作形式所蕴含的象征意义。从中国的文化传统来看,一种制度、礼仪的确立,其目的和价值取向,都与其具体形式息息相关。换言之,礼仪制度的具体形式,本身就具有与目的和价值取向相一致的象征意义,这是由中国文化“天人同易”、“神道设教”的传统所决定的。从这一视角来审视“金瓶掣签”制度,可以清楚地看到其中所蕴含的易学原理。

有人会置疑:“金瓶掣签”是佛教制度,会与易学有关吗? “金瓶掣签”由清代乾隆皇帝提出,难道他也精通汉族的易经文化?

事实上,佛教虽然传自印度,但自东汉以来,历经唐、宋、元、明、清各个历史时期,一直存在着儒、释、道“三教会通”的趋势。在“三教会通”的过程中,诸多佛学概念已经与儒、道的哲理合流、互参,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化形态。如《悟真篇》的作者、雍正帝深为推崇的道家祖师张伯端,即是宋代佛道会通的杰出代表。由此可以理解,乾隆帝提出的“金瓶掣签”之法与易学原理相合,并非空穴来风,无所凭据。

另外,清代统治者虽然相对汉族来说是异族,但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者。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皇帝,文治武功与历史上的汉族帝王相比毫不逊色,对儒释道三教均有精深的认知。康熙帝提倡孝道,将明末遗老反清复明的意志化解于无形。他本人还曾亲自为易学家李光地撰写的《周易折中》作序,显示了不凡的见地。雍正帝更是精研佛道,一方面,他对道家紫阳真人张伯端推崇备至,允为大开悟者;另一方面,他于禅宗身体力行,号“圆明居士”,并与当世禅宗大师交往辩论。乾隆帝则亲自组织了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丛书——《四库全书》的编辑,其秉承先祖遗范,于三教无所不窥,自是不在话下。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延续中国文化“天人同易”、“神道设教”的传统,结合当时政治、宗教的具体情势,提出“金瓶掣签”之法,才是顺理成章的。

那么“金瓶掣签”的仪轨又是如何与易学原理相合的呢?孔子说:“礼之用,和为贵”。“和”是中国礼仪文化的核心,主要指阴阳合、日月合。具体到易象,就是坎离二象相合。作为一种制度化的宗教仪轨,“金瓶掣签”在操作形式上象征性地模拟了“日月相合”的天道原理,而将“和”的理论与具体操作形式联系在一起的,就是易象。

中国文化肇始于天文,历代统治者都把效法天道作为彰显其统治合法性的依据。作为地球上的居民,地、月、日三者关系所形成的“天道”原理,是最明显、也是最重要的效法对象,而描述地月日关系的理论形态,就是出自《周易参同契》的“月象纳甲”原理。“月象纳甲”以卦象的形式描述了一个月中月亮因为地月日三者相对位置变化所产生的月象变化,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晦、朔之际至初三日的月象。

晦、朔之际,日月处于黄道同一位置,有“相合”之象。从易学的角度来讲,离为日、坎为月。“阴阳之义配日月”,因此,晦朔之际的天象非常典型地象征了“阴阳相合”的哲理。以“月象纳甲”而言,农历三十日至初一日的晦朔之际,月全暗无光,配坤卦之象。至初三日,“月出庚方”,即在西方出现一牙弯月,配震卦之象。基于“天人同易”、“神道设教”的基本原理,中国文化中最重要的一些核心理念,如儒家的“复性”、“明德”、“天心”、“孝道”,道家的“玉液还丹”,佛道会通的“见性”、“如来”,古代帝王的“长子继位”,以及民间传说中的“盘古”、苗族民俗中的“接龙”,皆以此天象为内在依据。

那么,具体到“金瓶掣签”制度,又是如何与“月象纳甲”原理相合的呢?从易象的角度来讲,“金瓶”为离卦之象。乾为金,乾卦中的阳爻变成阴爻,成为“离中虚”,金而中空,即“金瓶”之象。而坎为“字”、为“众”,所以候选者的名字写在签上,有坎卦之象。将有坎卦之象的签放在金瓶里,就构成了坎离相合之象。而离为日、坎为月,从“月象纳甲”而言,即对应于晦朔之际全暗无光的月象,配坤卦。当从金瓶中抽出一签时,抽出的这支签因为是众签中“最初出现”,因而在内涵上对应着初三日一阳初生的震卦之象。这样,“金瓶掣签”这一宗教仪轨就通过易象的中介与代表“天道”的月象建立了对应关系。

那么,为什么抽出的这支签可以被认定为“转世活佛”呢?从易象所对应的哲理上讲,坤为纯阴,对应于佛教观念中的“无明”;初三日月光初现,是从“无明”中透出“光明”,从象征意义上讲,有“见性”、“开悟”之象。又坤为母,震为长子。从乾的角度来讲,震卦长子是父亲乾卦的继承者。同理,如果以乾为前辈活佛,震也就是“转世活佛”。基于以上理由,我们可以说,当从装有名签的金瓶中抽出一支时,因为抽出的这支签对应着初三日一阳初生的震卦之象,因此在易象所象征的哲理上具备了“转世活佛”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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