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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情 藏学缘——小记哈佛大学教授范德康
沈丽 2016-12-08 07:24

每个民族的语言文化都是瑰宝,藏族如此,其他民族亦如此。这些语言和文本不应仅仅在博物馆里束之高阁,更应该被极大地投入人力、财力支持,去传承弘扬。

“国学”把一切都囊括在内,没有将汉族、汉文与少数民族、民族语言隔离开来,而完完全全是包含于其范畴之内。

——范德康

 

近年来国内外史学界为何格外注目藏学研究?

大众为何越来越多地关注和信仰藏传佛教?

新浪网等网络媒体为何纷纷开辟佛学专栏?

藏学研究、藏传佛教、佛学这三个术语在当今的语境下重逢、碰撞,激发出了万千普通民众思维的火花。数十年时间,中国藏学研究经历了从起步晚到进步显著,甚至在汉藏文本研究方面走在世界前列的变革。

这是一场由学者引领的风潮。

且看作为西方学术权威的范德康教授,与中国、与藏学建立的深厚渊源。 

 

藏学:最重大的人生选择

当初,兰纳德(Leonard)只是一个年轻而寻常的荷兰人,身材健硕,人高马大。18岁的他,曾经想在大学里学习数学和生物。不久,他做出了另一个选择——攻读哲学。在哲学的分支里,他读到了冈瑟(H. V. Guenther)有关藏传佛教哲学思想的论著。出于对藏学的执着兴趣和热爱,学有余力又富有旺盛学术能量的他干脆又转到亚洲学系学习印度学。从理科到文科,经历了180度的大转变。埋头于学海深处的兰纳德,却时常是满脸笑容,兴致勃勃。

冈瑟写就了许多藏学专著,这不禁使兰纳德心生景仰。“我真的为这门充满魅力的学问所着迷。于是有一天,我对冈瑟教授说,我想跟您学习藏学。他说好,到加拿大的萨斯喀彻温大学来吧!我在这里工作。”

邂逅藏学,是因为冈瑟的书;转去学习藏学,也是因为冈瑟在那里教书。后来的几年里,兰纳德在冈瑟指导下顺利完成学业,在萨斯喀彻温大学获得学士和硕士学位。

藏学的内含和外延包容万象,兰纳德从20多岁的毛头小伙子踏入学界,至今一晃已过了38个春秋。他对藏学、对中国学术的痴迷愈来愈深,每每接触到古藏文时,依然兴奋不已。兰纳德后来所从事的学术,运用了一种语文学(Philology)研究的方法。通俗而言,就是一切从文本对象本身出发,通过阅读古典文献,研究词句的发音、语法、词义等,从而探求历史线索的研究方法。

“我很幸运,能在年轻时找到自己所喜爱的研究领域。”兰纳德告诉我说,“语文学是一切文本研究的基础。我发现语文学研究可以带领我从文本材料中去探索历史的奥秘。这太神奇了不是么?所以,语文学研究不应当停止。它不仅仅是单纯的文本批判,而且更能从文本中去质疑前人的历史研究,在文本证据中探求史实。如果连文本记载的基本情况都读不懂、搞不明白,怎么去做更为详实的研究呢?所以,语文学的研究方法还需要被继承发扬。”

如今,花甲之年的兰纳德在谈起他所钟爱的学术时还透出年轻时的热情。大约在1990年,中国藏学界的泰斗王尧先生给38岁的兰纳德起了个时髦的中国名字:范德康。如今,“老范”的美名在藏学界几乎无人不晓。

 

机遇与转变:从带团导游到哈佛教授

很多功成名就的人物都曾经受过挫折和怀才不遇,范德康似乎也未能幸免。

1982年,30岁的范德康第一次来到中国大陆。从德国波恩大学博士毕业后,他没能立刻找到一份合适的教职,后来经人推荐,在加德满都尼泊尔研究中心担任“尼泊尔——德国手抄本书稿保存项目”的负责人。第一次来中国,缘于范德康在尼泊尔期间萌生了到真正的西藏去看一看的想法。

那次中国行让他记忆深刻。“那时外国人要想进入西藏必须通过旅行的方式。我想,如果加入组团入藏的行列,我为何不担任领队和导游呢?后来我带领了一支由德国和英国游客组成的旅行团到西藏旅游。”

1982年到1985年,范德康在尼泊尔开展研究,其间一直与导游这个职业相伴。不仅是藏区,他还到过那个年代的香港。范德康说:“我觉得我自己很幸运,我的同事和学生很少有到过拉萨的。1977年前,甚至少有人到过中国大陆。而我毕业后不久,因为邓小平推行改革开放的际遇,我有幸目睹了真正的西藏。这真的跟脑海中构建的西藏太不一样了。学者对西藏的固有认识往往源自西方世界构建出的带有‘东方神秘主义’色彩的‘香格里拉世界’。但其实,西藏一点都不神秘,相反,它离我们的距离很近,就和我们每天所处的生活环境一样,也在经历着工业化。只是藏民相比较城市里浮躁的人们,活得更有信仰,更平和,也更充实。”

不久,范德康结识了中国藏学界的几位顶尖人物:中央民族大学的王尧教授,藏学家巴桑旺堆先生。后来,他还认识了现任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研究员陈庆英教授等。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越过整个太平洋才遇见志同道合的友人,自然是佛学所云最玄妙的契机。范德康记得非常清楚:“我第一次见他们的时候,就是兴奋地一直在聊天。我们谈论藏学、历史和宗教,谈得连时间都忘了。”

让范德康至今感触良多的是,那时候中国前沿学者的生活竟如此简单而清贫。王尧教授的收入一个月只有65块钱,在美国这只够买一块巧克力和一点花生。说到王尧先生的艰苦生活,范教授进而描述到:“他好像还有一个黑白电视机,我忘了,也可能没有。他倒是有一个老式的照相机。”

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范德康开始出版专著。1983年的《11-13世纪藏传佛教认识论的发展》,为他打响当红一炮。1985年到1987年,范德康在德国柏林大学担任助教,教授自己最感兴趣的两个课题:藏文和佛学——那是第一次真正的教学实践。这一时期,范德康的主要论著还有《关于克珠杰的地方语和方言研究》(于1987年发表于《印度学研究》)。直到1992年,范德康到美国后,才终于找到一份“像样”的教职: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历史系的客座教授。

今年初夏,我在台北故宫博物院遇到范德康曾经的学生刘国威教授。据他说,范德康是1995年才被哈佛大学聘为“西藏和喜马拉雅”研究教授的。此后,其教学和研究事业蒸蒸日上,并于1997年开始担任哈佛大学梵文和印度学系主任。刘国威教授还介绍说:“那时,范教授对学生的要求非常严苛,我们上藏文课,总是小心翼翼的,十分认真。”

 

不解之缘:在中国

1991年,范德康在北京遇到了我的导师沈卫荣先生。这次相遇,时隔18年之后,成为我认识范教授的缘起。

我眼里的范德康教授,和刘国威教授熟悉的那个严肃范儿截然不同。几乎每年暑假,范教授都会不辞辛劳地来到北京,带领中国人民大学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学生们研读藏文文献。他风趣、幽默,好脾气,时常会打趣儿地点评我们给他准备的椅子结实与否。

范德康教授变了。这是他第二任妻子简的功劳。简是北京人,一位非常有气质的音乐家。2012年8月,范教授带着妻子同我们一起到东北考察。简很优雅,却能和年轻学生玩到一起。在萨尔浒战役原址,我们顶着蒸笼般湿热的空气在山间小道上步行两个多小时,都早已累得提不动腿。简鼓励我们说:“看谁先走到终点!”长白山那1442级通向天池的台阶,又是简在后边追着我们说:“胜利就在眼前!”每当这时,满头白发的范教授总跟在后面乐呵呵地看着我们,充满了慈爱。

范德康教授与中国结缘颇深。2011年,他应邀成为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的客座教授;2012年,他又受聘成为三峡大学的终身荣誉教授。相比之下,范教授更喜欢四川的风土人情:湿润的空气、历史人文积淀以及在美国绝对享用不到的地道川菜……当然,最核心的原因是四川蕴藏着丰富的藏学研究资源。

四川的藏族主要集中在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和甘孜藏族自治洲。得天独厚的自然藏地风情,热情的藏族同胞,一座座藏传佛塔,闻名遐迩的活佛堪布,还有一部部出土甘珠尔、丹珠尔……都是范德康教授眷恋巴蜀大地的理由。

天时、地利、人和,使四川俨然成为当今中国藏学研究的圣地之一。今年夏天,范德康教授在四川大学开设古藏文文献研读的课程,悉心带领致力于藏学研究的后辈学子们做最扎实的学问。7月15日,该校联合美国哈佛—燕京学社共同举办“7至17世纪西藏历史与考古、宗教与艺术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由他和川大教授霍巍联合主持。

 

前行中:中国的藏学研究

世界各地都有无数人钟情于藏传佛教,欧美国家更是如此。其中的大部分人,与藏传佛教的学术研究毫无关联,只是为之着迷。在中国台湾省,藏传佛教的信仰越来越盛行,但真正从事藏学学术研究者则凤毛麟角。中国大陆信仰藏传佛教的少数民族有藏族、蒙古族、珞巴族、门巴族、土族和裕固族,其他地区、其他民族也有信众。

藏传佛教的哲学思想和义理,在当今全球化的时代愈发被普通民众所了解、所接纳。佛家讲究发慈悲心、倡导积攒功德以求大圆满,这与广大民众的善心与追求幸福圆满的理念相一致。有些人喜欢藏传佛教多姿多彩的修习仪轨,有些人觉得藏传佛教神秘,还有些人相信佛的授记会在未来得到印证……总之,人们对此的兴趣是多种多样的。或许他们只懂得一点皮毛,但这并不影响藏传佛教在他们每一天的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很多著名的堪布拥有万千听众,俨然成为“时尚达人”。

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一批学术先行者为藏学在中国的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范德康教授认为,中国的藏学研究近年来进步巨大,越来越和国际接轨,学术成果也是世界重量级的。特别是在汉藏佛学比较研究领域,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相比过去二三十年,面貌已有翻天覆地的改变,成就斐然。当然,中国藏学的学术进步离不开日益强烈的全球化。他说:“每年都会有许多中国学者到海外参加各类学术会议,学生们则选择到国外大学继续深造。当然,许多外国学者也会来中国学习交流,乃至任教。”

最近一段时间,范德康教授尤其关注佛教思想史方面的研究,有一些新的学术成果即将面世。“现在正是恰当的时机让学者从事佛教思想史方面的研究工作,我从一开始就对这个话题很感兴趣,现在我正四处搜罗更为全面的材料。”这些思想史的材料在学术界价值极高,它们使藏学研究和藏传佛教研究的面目彻底改观。这不仅仅对中国的藏学研究有益,也对全世界范围内的藏学研究都意义深远。当然,现在藏学研究的材料层出不穷也是得益于TBRC(Tibetan Buddhist Resource Center)提供文本资料的下载。

无论欧洲、北美还是中国的藏学研究者,都知道一个专门通过互联网共享佛教文献的实用性学术网站TBRC。1999年,范德康教授与金·史密斯(Gene Smith)在美国波士顿共同创办了TBRC。这个非盈利机构改变了藏学研究的风貌,它总计收录大约1000万页藏文文献,内容涵盖宗教、历史、哲学、艺术、医学、心理、星相、历算、史诗等方方面面,亦收藏了藏传佛教宁玛派、萨迦派、噶举派、觉囊派、格鲁派以及苯教的诸多文献。

“是的,大约有1000万页那么多!我们做了很多努力,并且这个数字还在增长。当时,我们获得了美国国会图书馆的极大支持。于是我们搜寻印度、不丹和尼泊尔的各大图书馆,大约有9000卷文书来自这些地方。然后,我们把他们的材料借来一页页地扫描,一些私人图书馆也帮着扫描了一部分,还有一小部分是喇嘛帮我们扫描的。这项工作持续了大约12年。我们还在成都成立了一个办公室,专门用来扫描文献。这项工程确实改变了学者的研究习惯!现在,我们只需要坐在家里上上网就行了。中国年轻的藏学家们很多也是这样!”

尽管现状已经有很大程度的改观,但在范德康教授看来,确实存在一个问题:在谷歌中国(Google China)里,这些材料依然很难通过链接得到。在西方的学术研究中,谷歌学术(Google For Academic)因其含有很重要的资源而成为一条宝贵的治学捷径。其实在中国的学术研究中,搜索引擎也应该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百度(Baidu)固然做得很好,但相比谷歌的经验还稍显欠缺。范德康教授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无论是藏学研究、藏传佛教研究,还是佛学研究都能通过获得共享的网络资源得到更多便利。

“我创办TBRC一方面是为了让研究者能更便捷地取得这些文本,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保存文本。书籍这类纸制品其实很脆弱,时间一长可能会佚失、破损、毁坏,或不小心被大火烧掉。TBRC能相对完好地保存下这些史料。我们很坚持我们的初衷。”

范德康教授认为,每个民族的语言文化都是瑰宝,藏族如此,其他民族亦如此。这些语言和文本不应仅仅在博物馆里束之高阁,更应该被极大地投入人力、财力支持,去传承弘扬。

当然,就中国藏学研究而言,范德康教授还有个看法:“我发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关于印度的研究被完全忽略了。我认为,想要把藏传佛教研究透怎样也绕不开印度佛教的知识。后来,我接触到越来越多的懂梵文的优秀学者,可是印度学研究在中国的进程发展还是相对缓慢。以前,中国学界只有北京大学的季羡林和黄宝生在研究梵文,现在相对发展了一些。比如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学术机构都有学者懂梵文,这将给中国藏学研究的未来发展提供不少帮助。”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学界关于少数民族的研究显得非常关键。范德康如此认为。

“‘国学’这个理念提得很特别,很贴切。”所以,如今中国的藏学研究、蒙古学研究、满学研究等等都得以在“国学”的语境下展开。

在评价他熟知并合作已久的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时,范德康教授称赞说:“它非常恰当。不是汉学,也不是民族学,就是‘国学’。‘国学’把一切都囊括在内,没有将汉族、汉文与少数民族、民族语言隔离开来,而完完全全是包含于其范畴之内。” (责编 晓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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