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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歌赛“原生态唱法”永远消失了吗?
2016-12-08 07:32 作者:胡谱忠 来源:《中国民族》杂志

在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简称青歌赛)这一平台上,原生态民歌手最早是归属于“民族唱法”组的。2002年民族唱法组的冠军是唱藏族山歌的索朗旺姆。随着CCTV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民族唱法”组对民歌采集的深入,真正来自乡野的民歌及其演唱者越来越多地涌现出来,原生态民歌唱法与学院派民族唱法的差异也凸显出来。最终,2006年青歌赛上增设了“原生态唱法”组。但在今年3月的2013年第十五届青年歌手大奖赛上,却取消了“原生态组”和“合唱组”。这意味着,曾经影响广泛的 “原生态唱法”将在青歌赛上消失……

 

很多人都还清晰地记得,2006年第12届CCTV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上,除了原有的“民族”、“美声”、“通俗”三大唱法之外,首次增设了“原生态唱法”。“原生态唱法”一出场,立即引来业界与观众的普遍好评。在青歌赛“原生态组”的比赛现场,可以听到评委们对原生态民歌倾心的赞扬,观众也看得如醉如痴。在中国多民族文化汇聚的国家级电视台,“原生态唱法”显然具有其他唱法所不具备的社会意义。在其后的两届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上,“原生态唱法”组持续风光,明显成为青歌赛中最受欢迎的组别。

2013年,经过一年的创新改版,本该去年进行的青歌赛终于在观众的期盼中开场了。不料,本届青歌赛宣布不再设“原生态唱法”组,这一决定着实令观众错愕。

青歌赛经过前14届的积淀,早已成就了不凡的意义。它不仅是为国家选拔歌唱事业人才的实用型赛事,也在建构中国国家艺术的形象、类型及其样板,向观众展示中国艺术的典范以及丰富的资源库存,并在此基础上传递一种国家主流艺术的观念。可以说,青歌赛已成为一套行之有效的建构国家主流文化价值的机制。

青歌赛中的“美声唱法”、“民族唱法”和“通俗唱法”,已在当代国家文化艺术的视野里各司其职。其中,“美声唱法”象征着中国艺术对现代化的想象和自我期许,也在实践中相当多地服务于对外文化交流。“民族唱法”产生于中国本土传统演唱艺术,是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而“通俗唱法”从一开始就是对应社会转型、受外来流行音乐影响的一种唱法,随意而自由。三种唱法代表着不同的文化类型,三者并置,显示出当今中国主流文化的版图设计,而这三者习惯性的排序也暗示了主流文化的价值取向。比如:从今年开始以民族唱法为先,而往届都是美声唱法打头阵。

2006年始“原生态唱法”组的加入,重建了青歌赛的意义结构和象征系统,为青歌赛输送了崭新的文化价值。在“原生态唱法”组里,各民族语言、乐器、服饰、音乐等呈现了视听的盛宴,也触发了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形成的“民族叙事”机制。而多民族文化景观一直是中国国家形象建构的重要手段,从大型革命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到一年一度的春节联欢晚会,多民族文化叙事已成文化根基。换言之,原生态组不仅满足了商业化的视听消费需要,同时也满足了主流意识形态对国家意识再生产的需求。

遗憾的是,2013年的青歌赛屏蔽了原生态唱法组的文化意义,将文化界关于当代中国文化前途的思考完全清零。本届青歌赛组委会认为,就唱法分类而言,所谓的“原生态唱法”是一种各地区、各民族传统民歌的演唱方法。民族唱法本身应该包含原生态唱法的内容,况且不同地区的原生态唱法各有特色,很难用同一种标准评比。这种似是而非的理由,源于组委会对原生态音乐文化意义的肤浅认识。将青歌赛的意义仅限定在公平科学的歌唱比赛之上,是对青歌赛文化传统的漠视,也是对青歌赛社会意义的简单化理解,是缺乏文化远见的表现。

民族唱法是新中国成立后由文化工作者悉心采风而提炼出的一种演唱方法,为新中国的歌唱艺术的繁荣作出过巨大贡献。它来源于丰富的民间生活,在提炼的过程中还借鉴了美声唱法,最后再通过音乐教育而推广并被标准化。它经历了演唱艺术“国家化”的过程。在演唱内容上,近几十年受海量电视晚会的影响,歌曲被行业题材和晚会主题所限制,绝大多数令人过耳即忘,唯有歌唱者的妆容和服饰争奇斗艳。在原生态民歌的演唱方法和效果的反衬下,民族唱法常给人以“千人一面、千部一腔”的印象。

而原生态唱法组汇聚了各种原生态民歌演唱,丰富多彩、生动活泼。中间经过三届原生态唱法的演绎,不断有成功的原生态民歌手公开陈述自己曾经在专业学校被老师“矫正”的痛苦经历,以及放弃“矫正”后纵情于原生态民歌演唱时的畅快和艺术自觉。由此,原生态唱法概念也体现出了一种悖论:不能冠以“民族唱法”,反而经过提炼并混合了一些外来演唱技巧的唱法而被称为“民族唱法”。“原生态唱法”的出场,使“民族唱法”的概念、功能和意义受到质疑,直接撼动了几代音乐工作者苦心经营的音乐教育体系。显而易见,如果再让民族唱法与原生态唱法同台竞争,前者将相形见绌。因此我们才会看到本届青歌赛组委会的矛盾说辞:一方面不断强调民族唱法包括原生态唱法,另一方面却用赛制将原生态的歌手排挤在外。取消原生态无形之中变成了对“民歌唱法”相关权力和利益的保护。

青歌赛上有几位超级评委的权力过大,但其实面对原生态音乐,他们自己未必具备品评能力。对原生态音乐作品需要不一样的品评标准。评委们需要对包括汉族在内的多民族文化遗产具有更深入的探索精神,惟其如此,像“坡芽歌书”这样的音乐文化遗产才会通过青歌赛现场得到传播,成为民族文化传播的幸事。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三届青歌赛品评“原生态唱法”的独特性时,评委们常常不自觉运用西方音乐的知识框架。比如,他们赞许侗族大歌浑然天成的和声,又认为由蒙古族的呼麦演示的“声音杂技”是中国民族音乐博大精深的重要标识,还由衷感叹彝族民歌演唱者的“晃荡音”不同凡响等等。这种看“他者”的眼光普遍存在,却少有评委能够展现出对多民族文化真正深入研究后产生的真挚情感。

青歌赛取消原生态似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即现有原生态组的选手越来越商业化,越来越背离“原生态”艺术的本义,取消原生态唱法组是给基层文化工作者敲响警钟。其实,现有原生态唱法的表演当中,能够舞台化的仅仅是沧海一粟,被商业扭曲的原生态的确是已经存在的问题,商业与文化遗产活态传承的关系的确也是目前急需探讨的问题,但这是原生态艺术另一个层面的问题。

也许是因为意识到了青歌赛的这种缺憾,本届青歌赛之后,中央电视台又在音乐频道举办了“蒙藏维回朝彝壮冠军歌手争霸赛”,即7个少数民族的专门歌手比赛。比赛尽管具有传播多民族文化的意义,但平台不同,文化意义及其社会效益确实有天壤之别。以往在青歌赛设置原生态唱法组体现出的文化象征意义以及文化功能,在这种“争霸赛”中几乎无迹可寻。 (责编 梁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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