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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山”与新时代乡村振兴之路-纪录片《出山记》观感
2018-05-24 02:23 作者:文/胡谱忠 来源:《中国民族》杂志

  编者:《出山记》是摄影师焦波遵循“以人民为中心”的时代要求创作而成的一部纪录片,记录了一个仡佬族山村走出贫困的故事。影片情感温润饱满,人物鲜活生动,有情怀、接地气、入人心,具有浓郁的现实主义风格和极强的艺术感染力,反映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精神,成为继其《俺爹俺娘》《乡村里的中国》之后的又一精品力作。该片1月23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首映,受到各界人士的一致好评。


(一)

  

  在商业化的院线里,有关农村题材的影片显得凤毛麟角。2012年,由焦波导演的《乡村里的中国》,是较早在影院放映的纪录片,它让人们看到了久违的中国农村景象:浓浓的乡愁令人慨叹,简单的叙事讲述了平凡的乡村故事,传递着细微的中国表情,却有万钧之力。今年,焦波又完成了一部聚焦贵州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石朝乡大漆村脱贫攻坚主题的纪录片《出山记》,并于3月公映。


  就像2017年上映的电影故事片《十八洞村》一样,《出山记》记录了少数民族影像中久违的现实生活、现实关注、现实诉求。尽管故事是在一个时政的框架内体现,但影片却展现了贵州仡佬族山村真实的生产空间、劳作场景、社会活动等。在国家连续数年每年一号文件均聚焦农村发展的大背景下,在举国上下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大环境中,《出山记》显示出民族地区的农村形象已经开始重新具备承载社会核心关注功能的同时,又让人们看到了主流商业院线内稀有的另一种中国形象。通常我们在主流影片中可以看到的是全球化体系中高速发展、经济崛起的中国形象,但《出山记》中务川县大漆村泉里组的脱贫攻坚故事呈现的中国形象与之相比,具有强烈的差异性。但恰恰这两种形象都是真实的。


  《出山记》的面世恰逢改革开放40周年,而中国改革的序幕就是从农村拉开的。经过多年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到了“反哺”农村的时候。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为乡村发展勾画出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好蓝图,将促进农业与农村发展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2017年末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中央又将这一战略具体细化为三个阶段,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进行谋篇布局,制定了乡村振兴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当前,“乡村振兴”成为全国上下广泛关注的高频词汇。种种迹象表明,乡村振兴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而对现在和未来的中国而言,乡村发展将比以往具备更显著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影响。


(二)

  

  《出山记》展现了大漆村——这个中国西南部贫困乡村一年内的变化过程,对中国农村的社会变革具有启示性的意义。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影像里,农民某种程度上曾经是落后经济与文化的载体,而对农民怀有真情实感的作品在当下主流院线里仍然少得可怜。《出山记》的面世,正是社会文化风气变化的表征。从文艺创作的手法来看,这部纪录片中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原则,显示新时代的主流文化,正在召唤新的文化要素。《出山记》不仅在影像层面传达出中国传统的“农本”思想,同时也体现了一种新时代所倡导的“中国观”。中国要在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社会,首先必须解决当前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我们看到,《出山记》记录的农村发展,既体现出政策的调整,也体现出政策的过渡和交叉。影片里的两个主要家庭:申学王一家与申学科一家,就体现了两种完全不同的农村发展理念。申学王的脱贫轨迹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某种样板。大漆村泉里组地处悬崖之上,是这个国家级贫困县唯一没有通公路的自然组,出山需要一个多小时。在资源贫瘠之地实施异地移民搬迁政策,这是在国家财政相对充裕的条件下所采取的精准扶贫政策,其中蕴藏着现代化、城市化的农村发展思路,背后关联着整个中国社会几十年来的发展主义观念。“从农村搬出去后,就变成了一个城市人”。在完成土地确权之后,符合条件的申学王一家搬进了县城的开发区,成为城镇居民。


  影片展现了申学王一家在经过争吵、犹豫、担忧、焦虑的反复之后搬到县城的兴奋和憧憬。这是一种历史进步的叙事,尽管艰难,但农民们毕竟受益并看到了更有希望的未来,国家现有的城乡二元结构也赋予了这种选择以充分的合理性。影片中,村民旧房的昏暗以及生活的贫瘠,与城市新居的敞亮及其外部环境的工业区、学校、体育馆等城市公共文化服务设施等形成鲜明的反差,每个人都对搬迁之后未来的生活充满了憧憬。申学王之子申周曾有外出打工的经历,搬进城后他在当地电子厂上班。异地搬迁政策和中西部地区主动承接产业和劳动力转移的成功举措,在影片中得到了具体展现。


(三)

  

  《出山记》让人想起另一部少数民族题材电影故事片《碧罗雪山》。后者中的傈僳族村民因为土地贫瘠而生活贫困,而对珍稀动物的保护政策又使村寨黑熊成灾。当地村民一直恪守传统,与外界沟通中矛盾冲突不断,直到村里发生“熊吃人”的悲剧性事件。政府顺势号召异地搬迁,村民们不得已离开家乡。这部具有浓厚文艺气息的影片着意凸显的是现代与传统的冲突,因而认定村民们是被迫搬迁,这种想象性的描述来源于作者对少数民族文化的理解与阐释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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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山记》剧照


  《出山记》没有忽略移民搬迁的文化适应问题,仍旧展现了社会变革带来的人心失衡,但没有沉溺于民族文化的焦虑。影片中没有标志性的仡佬族祭山神、拜竹王或蛮王老祖的情节,仅有少量中老年妇女穿着的本民族服装显示出这个村庄的少数民族属性,而呈现其中的仍旧是城乡问题的分析和表述框架。不同的是,《出山记》里的移民多数最后都成为主动搬迁的一方,有些不符合条件的村民还因此抱怨不已,村支书甚至因杜绝走后门而受了委屈。在两个搬迁地遵义和务川之间,多数村民舍大求小,选择务川县城,完全是出于对故土的依恋,以及对未来生活变化带有防御的心理表现。影片表达了村民对异地搬迁扶贫模式的肯定和赞扬。申学王夫妇在新居里与村支书冰释前嫌,言谈欢洽。他们一家搬迁进城后首次逛超市的情景,也预示着他们正在形成对于城市生活的适应能力。


  除了移民的文化调试,《出山记》还关注到了乡村文化建设的问题。通过没有被评定为“精准扶贫”对象的申学科一家的故事,影片展现了在扶贫攻坚中的不同做法。对于不符合异地搬迁的人家,政府也尊重他们的意愿,采取了修路到村的方案。申学科是村里很有头脑的能人,虽无资格搬迁,但他的眼界已经“出山”了。在获得政府修路的消息后,马上行动,带头发展山羊养殖。影片展示了留在深山的农民另一种脱贫奔小康之路,这条路是与异地搬迁完全不同的乡村振兴的路径,不以减少农村人口为代价,而是保留农村生产生活方式以及文化生态。申学科身上传递出来的是农村文化生态的重要性:公路修通时,他在外打工的儿子回乡,并带回了儿媳妇。人丁的充实,顿时让家族有了兴旺的景象。在老父亲的寿宴上,他请来傩师起舞;在儿子的婚礼上,他衷心地感激各级领导的关怀。影片在申学科身上赋予了另一种乡村发展的美好希望:不是变成城里人,而是让农村变得富裕;不仅改善自己的生活,还使农村文化得到修复,促使这块土地上的发展与变革与新时代相呼应。


(四)

  

  《出山记》主人公村支书申修军,是个非常接地气的基层干部形象。在展现农村社会变革面貌时,他是一个重要的穿插性人物,给整部影片带来了主旋律的叙事基调。


  影片中的申修军似乎总是在扯着嗓子与村民解释、争论。他用不同策略宣传动员乡村振兴的政策,时而熟练运用官方的政治语言,时而又饱含亲情乡情。在不断调节各种关系时,他发挥着一个乡村基层干部的作用,努力促进乡村的发展变革以及和谐稳定。《出山记》展示了在他的主导下,大漆村丫口组在土地流转后成立的黄花种植特色产业获得良好经济效益,使村民看到了未来生活的希望。脱贫攻坚不是只有搬迁、修路,更重要的是经济生产,克服小农生产方式,走“村社一体”的合作化发展道路。如同无数乡村基层干部一样,申修军在作动员时,沿袭“革命”传统,把脱贫当成一次次“战役”,连办公室也被命名为“脱贫攻坚作战室”。


  我们看到,《出山记》中的村民面对镜头时十分真实自然,甚至让人感觉不到摄像机的存在。如果说摄像机是一个脱贫攻坚过程的“见证者”,那么对于大漆村的村民来说,摄像机的存在反而起到了唤醒农民主体意识的作用。


  “出山”,字面上只是一种象征性的动作,《出山记》的片名折射出的是宏大的中国农村社会变革的历史,这使得“出山”成为中国千年变局中的一个历史性隐喻——不论是身体,还是精神,中国农民都在走出大山。影片的最亮点,就在于焦波赋予了“出山”这一前所未有的历史进程深深远的寓意。当然,未来任重而道远,走出大山远远不是这一进程的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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