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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使之城的激情
2016-07-07 07:55 作者:蔡天新 来源:《中国民族》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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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首都里约热内卢——一座神奇而美丽的城市,建造于山海之间,有着厚重的文化底蕴,被誉为“天使之城”。今年的世界杯足球赛,又一次点燃这座城市的激情。

 

飞越亚马逊流域

大概是因为里约热内卢风光旖旎,位居美国《国家地理》杂志评选出的10座“一生中最值得一游的城市”之列,印巴(IMPA,巴西纯粹数学与应用数学研究所)才吸引了全世界的数学天才来做访问学者。所以,我初次到巴西,既不是以旅游者身份也不是以球迷身份,而是作为一个中国数学家去参加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的世界数学家大会。

巴西,葡萄牙文和英文名字分别为Brasil和Brazil,原意是产于东方的一种红木。这两个词虽然容易混淆,在拉丁语系里发音却没有什么区别。我对巴西的渴慕和向往,可以追溯到少年时代。我反复观看了根据英国作家托马斯· 哈代小说改编的电影《苔丝》。印象最深的是接近片尾的一句台词, “又梦见巴西啦?”出自那位诱奸苔丝姑娘的少爷亚历克之口。此时苔丝仍然爱着的情人安吉尔结束了在巴西的多年游荡, 刚好在那天早晨回来找她。苔丝突然萌生了杀意, 她在与安吉尔私奔的途中被捕, 随后被处以极刑。自那以后,巴西在我心目中便成了神秘国度的同义语。

那年的一个黄昏,我怀里揣黄色的巴西签证,到机场那带有八角形标志的Varig登机门,这是巴西也是拉丁美洲最大的航空公司。旁边阿维扬卡的候机室里有一个怀抱婴孩的日本女子,我们用西班牙语聊了一会,我被告之有许多日本人在南美经商或承包农场。这位女子的丈夫就在利马办厂,她来波哥大是为了看望昔日的闺中女友。我们都知道秘鲁曾任总统藤森就是日裔秘鲁人。在德国人差不多放弃了南美市场以后,日本人在这个大陆的影响力超过了其他任何地区,丰田杯足球赛的举办就是一个旁证。

波音飞机准时升空,灯火通明的波哥大尽收眼底,昏黄的路灯下密密麻麻的汽车像蚂蚁一样缓缓移动。很快,我们陷入一片黑暗,到达四季炎热的热带平原。再往前,便是种植古柯叶的南方诸省,纵横交错的河流全都汇入亚马逊河。我和邻座的意大利人皮埃罗聊了起来,他是皮衣推销商。在南美洲,除了靠近南极的阿根廷和智利,大多数皮革产品只有少数几座高海拔的城市才有顾客,波哥大和厄瓜多尔的基多、玻利维亚的拉巴斯是皮埃罗的3个主要商业点,他去巴西当然是为了度假。这是我第一次用西班牙语和意大利人交流。在我的要求之下,皮埃罗减慢速度说母语,果然我基本上能够听懂。这使我对巴西的短暂生活更为憧憬了。力维和里约的一位老同学都曾告诉我,葡萄牙语和西班牙语发音非常接近。

大约50分钟以后,激动人心的时刻来临,飞机穿越赤道线,进入到亚马逊特区。亚马逊河发源于秘鲁安第斯山脉,距离太平洋只有百余公里。它的一千多条支流则来自南美洲北部的8个国家,以这条河流命名的还有巴西、委内瑞拉的两个州和秘鲁的一个省份。大约一刻钟以后,我们在盛产西印度桃花心木的卡克塔河流域进入了巴西领空。在那一瞬间我的头脑里闪出一个古怪的念头,即使现在飞机失事,我这一生也算没有白过。

不一会儿,皮埃罗打开手提电脑,荧屏上出现了亚马逊网上书店的主页。他在看儿童类畅销书的排行榜。在亚马逊河流域上空浏览亚马逊书店,无疑是一项有趣的经历。

就在我半梦半醒之间,东方露出了曙光,飞机平稳地降落在南半球最大的城市——圣保罗国际机场。作为南美的航空枢纽,圣保罗机场是一个高度现代化的空港。我暂时忍住内心的渴望,推迟和这片土地的亲密接触。在候机大厅等候了两个小时以后,我换乘一架早班飞机去里约热内卢,400多公里的距离只需半个小时,却让我饱览了迷人的海岸风光。飞机升空没多久,就到了巴西第一大港——桑托斯,这座美丽的小镇也是球王贝利的第二故乡。他在桑托斯俱乐部效力了18年,在他的率领下,该俱乐部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初连续两次夺得南美解放者杯。由于巴西总统的极力挽留,贝利未能像后来的同胞那样去欧洲展示技艺,但他在瑞典世界杯上已留给世人不可磨灭的记忆。有趣的是,“Pele”只是外号,它在希伯来语里的意思是“奇迹”,而球王的本名纳西门托和他的出生地、距离桑托斯500公里的内陆小镇特雷斯科拉索内斯却鲜为人知。

桑托斯也是浪迹天涯的美国女诗人伊丽莎白·毕晓普首次抵达南美的地方。上个世纪50年代的一个冬天,40岁的伊丽莎白在纽约登上一艘小货船,开始了漫无目的的旅行。她只是想通过海上的航行减缓积郁在心头的痛苦。若不是遇到一位蹲过大牢的布林小姐,她本人又突然生了一场大病,是不会在巴西居留下来的。

离开桑托斯以后,飞机沿着蓝色的海岸线向东偏北方向移动,不断有山脉伸入水中,形成小小的半岛或真正的岛屿。围绕着砂岩或花岗岩的细软沙滩边缘上长着椰子树,或是深色的森林,有的被高达1000多米的山峰拦截,惟有从海上才能抵达。正是沿着这条美景如画、如梦如幻的海岸线,我飞临了上帝的杰作:里约热内卢的怀抱——瓜那巴拉湾。

 

瓜纳巴拉湾

虽说7月下旬是南半球的隆冬时节,里约热内卢的天气仍然像初夏一样美好。上午9点正,我乘坐的班机从圣保罗飞抵曼吉纽斯国际机场,它刚好位于瓜纳巴拉湾西侧。

瓜纳巴拉这个名字听起来像一种热带水果。在飞机盘旋着下降的时候,我俯身从窗户里看见了海湾,蓝色浩淼的水波见不到尽头,可以想象它的深度,需要一座大桥连接对岸的城市尼泰罗伊。难怪500多年前的那个元旦,航海家韦斯普奇率先来到此地时,误以为是一条大河的出口,因此命名为“Rio de Janeiro ”,意思是“一月的河”,巴西人称之为“Rio”。在米开朗基罗的传记影片里,我注意到这么一个细节,当美迪奇家族的信使来报,曾是他家雇员的韦斯普奇抵达巴西这条喜讯时,米开朗琪罗刚刚接到《大卫》的订单不久。

印巴的一位司机举着牌子在迎宾大厅里等候。他和几乎所有的外国人一样,发不出CAI的音,而管我叫KAI,接近于“楷”字。车上已有两位墨西哥城来的几何学家,我来不及欣赏眼前的五彩人流,便被引导到座位上。汽车沿着海滨公路向南行驶,微热的空气从敞开的窗户吹进来,我一边欣赏着路边的热带植物,一边听着后座上的两位同行和司机聊天。他们来自高原,墨西哥城的海拔虽然不及波哥大,但比麦德林要高出800多米,现在一下子来到海平面,景象大不相同,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早就听说,葡萄牙语和西班牙语相差无几。果真如此,我发现地图上和道路两旁的那些常用名词,很多和西班牙语里的一样。最令我感到亲切的是,葡语里有一个和西语一样的形容词,“simpatico”(如果是女性,以a结尾),它的含义非常丰富,包括一系列社会特质和个性,如友善、好心、有趣、易于相处,等等。这个词很有用,遗憾的是在英文和汉语里没有相应的语汇。

大约20分钟以后,我们路过里约港,并在那里告别了瓜纳巴拉湾,进入到喧闹的市区。虽说巴西人以懒散著称,但他们开起车来却飞快,包括长辫子的公共汽车。不久,我们穿越了一长一短两条隧道,来到一个美丽的湖边。长长的湖名开头叫罗德里格,让我想起西班牙的古典吉他手和墨西哥的杀手导演。湖的东面便是著名的科帕卡巴纳街区,我的一位老同学替我在离开海滩一百来米远的弗兰西斯大厦租了一小套公寓。里约的各个街区通常以海滩命名,如佛拉门哥、博塔福古、科帕卡巴纳、伊巴奈玛,等等。一般来说,沿滨海修筑的第一条街成为观光旅游的地方,与之平行的第二条街为商业街。弗兰西斯大厦位于这样两条大街之间,安顿好行李以后,我迫不及待地循着海浪的声音走向了海滨。

 

科帕卡巴纳海滩

都说里约热内卢拥有天下最美的海滩,果然名不虚传:金黄的沙粒,雪白的浪花,和煦的阳光,醉人的暖风,到处可见五彩缤纷的阳伞和游客。里约的沙滩绵延100多公里,在我到过的城市里,惟有南加利福尼亚的圣迭戈可以与之媲美,但圣迭戈却是一个平原。里约不仅临海,还有着同样美丽的大小山头,科帕卡巴纳(Copacabana)之所以能在里约众多的海滩中独享其名,正是因为它的一头连着甜面包山。甜面包山约高400米,由两个分离的山头组成,一个似立起的面包,另一个似平放的面包,由于山的表面光滑,好像抹上了糖浆,故而得名。站在沙滩边的人行道上,遥看东北方向瓜纳巴拉湾口的甜面包山,感觉就像到了巴黎,从塞纳河边眺望埃菲尔铁塔一样。

大西洋的海浪起伏不定,穿过自行车和滑板车的人流,我赤脚走到沙子里。这是我第一次亲近南大西洋,沐浴的人群并没有想象的那样拥挤,甚至还留出了一个标准的排球场。回望临海的大西洋大街,鳞次栉比的大楼整齐地排列着,往高处看,我见到那座举世闻名的驼背山,又称耶稣山。以往在电视里经常看见,那里有飞瀑涌泉,云雾环绕。山顶竖立着耶稣的巨像,他的手臂平伸开来,整个身体形成一个十字架的形状。从知名度来说,这座塑像大概仅次于纽约哈得逊河畔的自由女神像。而它对这个全世界最大的天主教国家的道德意义,也非常明显。由于地处热带,黑白混血占人口总数的比例很高,巴西人的性观念极为开放,可是天体海滩却在6年前被禁,理由是“巴西文化还不习惯于公共场合的裸体行为”。

我相信,此刻我正幸运地站在美洲最美丽的一个地方。“黑人身上闪现着一丝棕红。”这是长篇小说《巴西》开头的一句话。作者是美国在世的最有威望的小说家约翰·厄普代克,来巴西的几年前我曾在亚特兰大郊外见到过他。厄普代克在这部小说里把科帕卡巴纳描绘成里约诸多海滩中最平等自由、最拥挤不堪和最不安全的一个,各种色彩与赏心悦目的人体融成一片,放眼望去,沙滩上面好似多出一层具有生命力的表皮。难怪里约赞成裸体的大有人在:“裸体能带来平等。”这是裸体主义者的哲学。“裸体可以让人体与自然合二为一”。巴西的裸派人士还声称,500年前欧洲人驾船抵达时,当地的印第安人也对他们裸身相迎。另一种赞成裸体的说法是,由于巴西的贫困现象严重,人们在裸体时可以消除彼此间的社会地位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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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海滩


伊巴奈玛的女孩

如果你有幸来到里约,如果你不幸错过狂欢节,那么你至少可以通过科帕卡巴纳海滩和大西洋大街找到一点感觉。在这里我遇到一个阿根廷人,他不是球迷而是一个地道的商人。乘着酒兴,他和我大谈自己的艳史。“若论脸蛋,要数阿根廷女人,而若是论身材,则巴西女人没得说。”

从科帕卡巴纳向西,绕过一个与海滩同名的要塞和公园,就到了另一处著名的海滩——伊巴奈玛,虽然没有甜面包山那样的背景,却有着同样质地的沙滩,且离开罗德里格湖不远。真正令这个海滩出名的是一首叫《伊巴奈玛的女孩》的歌曲。50多年前,这首后来唱遍世界的歌曲就诞生在伊巴奈玛街区连接海滩和罗德里格湖的一条街道的酒吧里。这条街的名字当时叫蒙特内格罗,葡语里的意思是黑山,不久便更名为维尼休斯·德·莫拉伊斯大街,莫拉伊斯正是这首歌词的作者、巴西著名的诗人,也是波莎诺娃时代最富盛名的填词圣手,而那个挂满音乐家头像和曲谱手稿的酒吧也随之以这支歌的标题命名。

“世上无可比拟的优雅/就是她,那个走过来又走开的女孩/在通向海滩的马路上,她的步态甜美而多姿/那女孩有着金色的身躯,伊巴奈玛的太阳赋予的身躯/她婀娜的步态比所有的诗更像诗/是我一生中见过的最美的事物。”

这就是《伊巴奈玛的女孩》的歌词,那个女孩名叫艾诺伊莎,在她步入中年以后,依然上过一次《花花公子》的封面。艾诺伊莎当年还是个高中生,每天下午放学回家,都要经过蒙特尼格罗大街。一天,酒吧里面坐着两个灵感枯竭的中年男子——诗人莫拉伊斯和作曲家汤姆·若宾,后者被誉为巴西的音乐教父。他们正为写作一出音乐剧冥思苦想,正好艾诺伊莎漫不经心地路过酒吧的门口,她的仪表和步态刚好体现了波莎诺娃懒散、性感的情调。

有天晚上,我漫步来到那家里约惟一不播放《伊巴奈玛的女孩》的酒吧,见到歌词的曲谱手稿印在墙壁上,两旁像对联一样垂直挂着名人的照片。我在吧台上遇到一位美国作曲家,他告诉我里约的生活经历可以丰富他的音乐家履历。换句话说,他在巴西的滞留就像镀金一样,有助于将来事业的发展和增加就业机会。我提起大留士·米约,没想到他听了竟然大吃一惊,原来他到巴西快3年了,我竟然是第一个和他谈起米约的人,而米约非常看重这片土地。这位驰名世界的法国作曲家年轻时作为法国大使、诗人保罗·克洛代尔的秘书在里约逗留过两年,回到巴黎以后他写了一部钢琴曲集《回忆巴西》。与哥伦比亚以及其他拉美国家一样,欧洲和北美的音乐、舞蹈(无论是古典的还是现代的)很难在这片土地上传播、生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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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拉卡纳的金杯

来到巴西,来到里约,总得踢一场足球,这就如同到了波尔多总该喝一杯葡萄酒一样。一天黄昏,我在科帕卡巴纳海滩漫步,看到一群十几岁的小孩在玩球,禁不住诱惑,脱掉鞋子加入其中。退潮以后,平坦细软的沙滩有100米宽,跑起步来相当舒服,凉鞋充当起了临时球门。我年轻时是个挺有感觉的前锋,虽然技术并不出众,却经常在梦游时突发灵感,一起玩球的伙伴曾经感慨,如果国足有我那样的意识就好了。30岁那年,我还在一次大学教工联赛中夺得金靴。可是,与这些巴西小孩在一起玩时我很少能得到球,他们比那些在欧洲大牌俱乐部里效力的明星们还能捻球。对此我又能说什么呢?或许不久的将来他们中的某一个会像罗马里奥或罗纳尔多一样有名,这两位大球星均来自里约热内卢的贫民窟。

一个周末的下午,我坐公车来到城北,那里有一座世界上最大的足球场——马拉卡纳。虽然当天没有比赛,但来自巴西和世界各地的球迷们仍络绎不绝地前来参观,门票是3个雷亚尔,大约相当于12元人民币。在那个椭圆形的球场外面有一片空地,刻着巴西历代球星的足印,犹如好莱坞中国剧院前的星光大道,从贝利到罗纳尔多应有尽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卢森堡国际足联会议上,巴西人许诺,如果由他们承办下一届世界杯赛,将在里约建一座可容纳20万人的体育场,从而获准举办1950年第四届世界杯,这也是马拉卡纳足球场的来历。事实上,由于巴西远离战争的烽火,他们获得主办权势在必得。遗憾的是,那届世界杯巴西人虽然一路高奏凯歌,却在决赛中败给了邻国乌拉圭。

尽管巴西人从未在马拉卡纳捧得世界杯,但在球场入口大厅有一面金杯纪念墙,金杯是1970年巴西第三次捧得后国际足联赠予的,墙上刻着为巴西第一次夺得世界杯的全体队员名单,包括球王贝利,他个人进到第1000个球时用的那个足球也摆放在那里。贝利正是在马拉卡纳完成这个进球的。他挥泪告别了巴西国家队。贝利的独特地位表现在他留下的足印上,别的运动员足印旁边的名字都是印刷体,惟有他的是草书的签名。不过,还有一位球星在巴西人心目中至高无上,那就是贝利的队友扎加洛。他曾经作为运动员两次捧得金杯,作为教练员,他也曾两次捧杯(其中一次是助理教练)一次获得亚军。

现在,我必须谈一谈那届令所有巴西人伤心透顶的世界杯。据说在整个二战期间,金杯一直被国际足联的一位副主席藏在床底下,准确地说,是在他床底下的一个鞋盒里面,以免落入占领军之手。那届世界杯预选赛也出了许多闹剧,有几支进入决赛圈的球队退出了比赛,其中印度人退出的原因是他们未被允许赤脚参赛。最后,只有12支球队来到巴西。比赛分4个小组,小组的头名进入了前4名,有意思的是,当时并未引入淘汰制。在最后的单循环赛中,巴西队以6:1击败了西班牙,7:1赢了瑞典,最后一战他们在马拉卡纳对阵乌拉圭,只要打平即可首次获得冠军。结果,他们却在先下一城的有利形势下被对手连灌两球痛失金杯。据说,当天有两个里约人心脏病发作死亡,原先准备用来庆祝胜利的鞭炮全部扔进了大西洋。

 

狂欢节的故乡

虽然里约有众多迷人的风景点,但科帕卡巴纳海滩依然是我的最爱。可是,我曾被多次警告,黄昏过后就不能走在临水的沙滩上,尤其是在退潮的时候,否则有遭抢劫的危险。除了桑巴和足球,里约也以暴力闻名,每年都有逾千市民死于非命,这正是她难以获得奥运会举办权的主要原因。这当然与巴西政府的管治能力有关。法国前总统夏尔·戴高乐有一句名言:巴西不是一个认真的国家。当年他在法巴之间的一场争端中以此指责巴西,此言一出,巴西举国哗然,但其后的几十年间还是被国际媒体和政客频频引用,甚至巴西人自己也不时援引。无独有偶,雅克·希拉克蝉联总统后誓言与急剧升级的暴力犯罪决战时,也脱口而出:“巴黎决不会变成另一个里约热内卢”,当然又是引得巴西朝野齐声回击,幸好说这话的是法国总统,否则必定会引来一场外交纠纷。

美和暴力从来都是成双出现的。相传里约热内卢狂欢节始于19世纪中叶。最初,狂欢节的规模不大,仅限于贵族举行的一些室内化妆舞会,人们戴上从巴黎购买来的面具,尽情地欢乐。1852年,葡萄牙人阿泽维多指挥的乐队走上了街头。随着节奏明快的乐曲,不管是黑人还是白人,也不管是穷人还是富人,男女老少都跳起来了,整个城市欢腾起来了。不过那时候狂欢节没有固定的场所,由于时值盛夏,天气炎热,游行活动都在夜间进行。上个世纪80年代,里约州政府斥巨资在市中心修建了800米长的桑巴大道,从此,狂欢节就有了专门的表演场所。如今,每年都吸引几十万的外国游客,带来数亿美元的外汇收入。

据说,里约全市现有80多个桑巴舞团或桑巴学校,一个大的桑巴舞团拥有8辆彩车、4000名舞者和鼓手。加上拉丁美洲兄弟国家派来的使团,可以想见狂欢节的盛况,尤其是车顶秀,美女和野兽同场竞技,里约的比基尼布块小得不能再小了。漫天飞舞的彩带、眼花缭乱的彩车、震耳欲聋的锣鼓,尤其是劲歌热舞的辣妹,让那些只能在电视或电脑里观看录像或照片的人们眼馋,有的忍不住当年或次年就飞来里约。每逢狂欢节,桑巴大道两侧搭建起5层高的看台和包厢,每次能容纳8万名观众,门票从2美元到1000美元不等,吸引了从贫民百姓到政界名流在内的各阶层人士。巴西人可谓是世界上最无忧无虑的民族,狂欢节所倡导的,正是追求一种自由积极的生活方式。我在博塔福古街头遇见过一个里约人,他认为巴西人是全世界最幸福的,还说把巴西算在第三世界里面实在太过分了。

 

牧羊少年的幻想

早就听说里约的治安比较混乱,可我始终没有亲身体验过。我曾试乘过里约惟一的地铁,尽管其利用率非常低下,以至于站台上见不到一幅广告,但也秩序井然。

有一天下午,我和力维从印巴山上坐公交车下来,一路聊得起劲,下车时居然把背包遗忘在座位上了。包内除了数学资料、地图和雷亚尔以外,还有一部相机(即将拍完的胶卷记录了麦德林诗歌节)和一本红色的《拉丁日记》。当我搭乘下一班车赶到终点站,已经不见那辆车和司机的踪迹,尽管后来我请人用葡萄牙语写了两张寻物启示,分别贴在那路公车的起点和终点,却没有任何反馈消息。我的老同学知道后都笑我此举纯属多余,巴西人从来不会把捡到的东西交还给失主。经过他们的提醒,我才发现,里约的乘客无论男女老幼均把背包或手提包放在自己的膝盖上。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惟一的一次在旅途中丢失重要物品,尤其是胶片和笔记本令人心痛。从那以后,我写日记的习惯便没有了。

里约能够吸引世界数学家来此聚会,是因为它的风情和美景,与数学无关。美国人斯蒂芬·斯梅尔在里约访问期间,证明了拓扑学中的广义庞加莱猜想,从而获得数学界的最高荣誉——菲尔茨奖。可是,巴西本土尚且没有产生过一位数学大师,或许是那种与生俱来的享乐精神妨碍了他们向未知事物的深处探究,在文化艺术领域也大体如此。倒是新近入选巴西文学院的作家保罗·科埃略像是一个例外,他依靠自己的聪明才智,忽然成为世界畅销书作家。1947年,科埃略出生在里约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在他从事小说创作之前,先后担任过编剧、导演、记者和歌词作者。后来科埃略沉迷于研究炼金术,以及魔法、吸血鬼等神秘事物,并作为一名媒皮士周游了世界,从中与东方宗教和一些秘密团体有过接触。

1982年,科埃略自费印制了一本书《地狱档案》,未曾引起任何人的注意。3年以后,他才正式出版了处女作《吸血鬼研究实践手册》,那时他已经年满38岁,此书随后又被他本人以“质量低劣”为由收回。科埃略在而立之年的一次游历过程中加入了一个神秘的宗教组织,9年以后,他按该组织的要求,沿着中世纪三条朝圣路线之一,历时三个月,从法国南部穿越比利牛斯山脉,抵达西班牙加利西亚地区孔波斯泰尔的圣地亚哥。他以这次朝圣之旅为素材,于翌年出版了《朝圣卜书》,讲述了他自己获得的种种神妙体验和启示,富有浓厚的宗教色彩。这部纪实性的作品在商业上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一年之后,受《一千零一夜》里一个故事的启发,保罗·科埃略又创作出了寓言故事《炼金术士》(中文版叫《牧羊少年奇幻之旅》),该书名列畅销书排行榜达6年之久。到上个世纪末,已经在巴西印行了152版次,成为巴西有史以来销售量最大的一本书,我本人也在世界各地的航空港看见过。出版商给它贴的标签是:“能够彻底改变一个人一生的书籍。”

尽管如此,巴西文学界并没有一致看好他。印巴有一位数学家告诉我,科埃略在大西洋大街上拥有一套豪华公寓。或许,他曾和我在科帕卡巴纳的海滩上擦肩而过。

 

故都佩德罗波利斯

数学家大会结束以后,我在里约又逗留了一个星期,其中一天用来郊游,即到佩德罗波利斯游览。要了解佩德罗波利斯得先了解作过巴西100多年故都的里约,故都的诞生和巴西的独立均与那位不可一世的波拿巴将军有关。1808年,葡萄牙摄政王唐·若昂因为害怕法国军队的入侵逃到巴西,几年后他在那里成立了葡萄牙和巴西联合王国,并选择里约作为政府所在地。随着国内局势的逐渐平稳,已是国王的若昂返回了葡萄牙。1822年,当葡萄牙议会要让巴西重新成为殖民地时,巴西人被激怒了,留守里约的摄政王唐·佩德罗乘机宣布巴西独立并自任国王。尽管后来因担心人口膨胀而在巴西高原上建立了新都巴西利亚,包括科学院和文学院在内的最高学术机构均设在里约,但她仍是巴西科学、文化的中心和南美最迷人的城市。由于地处南回归线的里约夏季炎热,建都不久,巴西王室便在里约北部山中建立了一座夏宫,并以首任国王的名字命名(波利斯的意思是“城市”)。

这一天,我从里约市中心的长途汽车站出发,前往66公里外的山城佩德罗波利斯,票价为六个雷亚尔。此前我坐船渡过了瓜纳巴拉湾,到对岸的城市尼泰罗伊转了一圈,发现那里的物价一点也不便宜,原来是里约白领阶层的聚集地。过了马拉卡纳以后,我们就到了里约的城乡结合部,快速流畅的公路右侧是瓜纳巴拉湾,左侧的一座山头突然呈现一片破烂不堪的房屋,紧挨在一起直到100多米高的山顶,那是里约众多的贫民窟之一,据说“外星人”罗纳尔多就是在那里长大的。约摸20分钟以后,汽车开始爬坡,盘山公路变得狭窄,两辆汽车交会都有困难。虽说佩德罗波利斯是里约人的避暑胜地(就像北京人的承德或北戴河),那里的海拔高度有800多米。

上个世纪50年代,前面提到的美国女诗人伊丽莎白·毕晓普因为屡遭感情生活的挫折,漫无目的地来到巴西,在里约遇上了一位出身望族的知识女性洛卡,两人双双坠入情网。洛卡自幼在欧洲接受教育,她天资聪颖,兴趣广泛,爱好文学、音乐、建筑和视觉艺术。洛卡在大西洋大街有一套公寓,正是在这座公寓里,伊丽莎白得知她的诗合集《北方,南方:一个寒冷的春天》被授予普利策诗歌奖;而在那座公寓的一处阳台上,她与另一位到访的美国诗人罗伯特·罗厄尔有过一张著名的合影。可是,尽管我在这条大街上反复询问,却没有探听到这座公寓。据说,除了里约以外,伊丽莎白和洛卡居留时间最久的便是佩德罗波利斯了,她们在那里有一个伊甸园。那是一处小山头,栽着梨树、苹果树和兰花,还有蜗牛、蝴蝶和细小的蜂鸟,甚至有一个瀑布和一座池塘。

一个半小时的颠簸让我有足够的时间想象当年伊丽莎白乘坐这趟汽车的情景,那是一种难以言说的经历。佩德罗波利斯是一座只有20多万人口的小城,两条主街相互平行,其中一条建在河边,没有摩天大楼,最繁华的去处是那些门面毗连的服装店。我四处探听,也找不到伊丽莎白和洛卡的伊甸园,只好来到旅游问讯处。接待我的是一位多次造访过中国的女士,她告诉我洛卡的房产在城东北方向的小区AMAMBAIA,公共汽车无法抵达,目前房产的主权已转到一个叫JULEIKA的女人名下,可惜最近她一直不在本地。离开问讯处以后,我手里拿着写有地址的便条犹豫不决,突然间一场大雾从山头弥漫下来,十几米以外不见人影,气温骤然下降,果然这里的气候与里约不大一样。我在路边的一条长椅上坐下来,回想起刚才见到过的那些秀丽的山峰。可以想象,50多年前,佩德罗波利斯人烟稀少,空气之清醒、环境之幽静,如同一处世外桃源。

 

天国之死

虽说洛卡与酗酒过度的威尔士诗人狄兰·托马斯死在曼哈顿的同一家医院,12年以后,任教哈佛大学的伊丽莎白也在更衣时脑动脉瘤破裂溘然长逝于波士顿的寓所,没有再为巴西留下更多的传奇。不过,早在1936年9月,奥地利犹太作家斯蒂芬·茨威格便踏上了这片土地。当时他只是顺便到访,因为要去布宜诺斯艾利斯参加一次国际笔会,没想到却在里约受到国宾般的礼遇。“我住在科帕卡巴纳,窗外金色的海滩与蔚蓝色的海水相拥吻,欧洲没有一座海水浴场可以与之媲美。”茨威格在自己行程即将结束时这样写道:“今天我终于可以在自己的宫殿里放声喊叫了。”这次旅行使他了解到自己是巴西最受欢迎的欧洲作家,而他以一部中篇小说《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打动中国读者的心,则是半个世纪以后的事。

两年后,茨威格变卖掉萨尔茨堡的房产,坐在离开祖国的火车上。他首先抵达的是伦敦,在那里他匆忙地做出决定,加入了英国籍。不久,茨威格便渡过大西洋来到新世界,在纽约他才发现自己真正热爱的国度是巴西,他的心早已属于那片物种繁茂的绿色世界。这种超乎寻常的热爱甚至带有某种病态的狂热,只能理解成一个试图挣脱尘世的喧嚣的追梦者的偏执。等到他重新踏上巴西的土地,已经是1940年了。第二年,一部冠名《巴西:未来之国》的新书出版了。这是一部文学乌托邦,描绘了巴西未来的蓝图。可是不久,茨威格便搬家了,从里约搬到佩德罗波利斯,在山林中找到一处僻静之地安顿下来。茨威格本可以在这个热带的天国安享晚年,但他却在下一个狂欢节到来之际,把佩德罗波利斯作为结束自己生命的地方,这一直是一个谜。他那年刚满60岁,而他的妻子兼秘书洛蒂仅有33岁,两人一起服用了超量的弗罗那。

在茨威格去世60年以后,有关他自杀的故事被搬上了银幕,片名叫《天国之死》。导演是巴西人塞尔弗·巴克,之所以要拍这部影片,归因于他在维也纳参加的一次宴会。“那里每个人都知道茨威格,可是却没有人知道他死在巴西。”事实上,作家最好的作品《象棋的故事》就是在巴西创作的,回忆录《昨日的世界》也是在那段时间完成的。

(本文作者为数学家、诗人、旅行家,现任浙江大学数学系教授,新近主讲国家精品视频公开课“数学传奇”10讲, 见爱课程网 icourses.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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