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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克兰危机新观察
2016-07-28 02:06 作者:梁强 来源:《中国民族》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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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米亚亲俄派与亲乌派示威者对峙


20世纪末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东欧中亚地区的大部分国家仍然处在转型的大变动中。从社会变革的角度讲,这意味着从一种社会制度向另一种社会制度的演变;从民族国家形成的角度讲,意味着大多数国家从一个国家内的行政区域向独立国家的转变。尽管已过去了20多年,但这些国家转型的过程尚未结束,探索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依然是这些国家的主要政治议程。这是了解和辨析当前乌克兰危机的重要历史背景。

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不仅影响了人类社会发展进程,而且使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两极对立的世界格局彻底瓦解,世界向多极化的方向发展。从2008年俄格战争起,俄罗斯与西方陷入了对抗—重启—对抗的恶性循环,这次乌克兰危机更使双方的敌意达到了冷战结束后的顶点。这充分说明世界还处于动荡的过渡时期,世界新格局依然在形成过程中。战争和军事入侵的方式虽然被国际社会广泛否定,但大国之间以政治、经济、贸易、能源乃至人员文化交流等多种手段对势力范围的争夺仍持续进行。

苏联和东欧始终是中国探索自己发展道路上的一面镜子。这些国家转型中的做法对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革不仅具有理论上的观照和启发,也具有政策警示和借鉴意义。比如强化执政能力建设,坚定发展和满足民生需要,维护主权领土决心,加强民族凝聚力和政治共识,寻找最大公约数等。面对危机,不同政治立场,不同观察角度,得出的看法肯定不同。但事实是绕不过去的。只有对复杂的事实进行认真梳理,仔细厘清,深入辨析,才能透过表象认清危机的本质,做出符合历史潮流的判断和决定。


东西方分裂与民族认同


乌克兰危机表面上看是其内东西部裂痕太深,乌克兰人与俄罗斯人的民族冲突不可调和,甚至还有人提出了乌克兰本身面临着严重的民族国家认同问题。这实际上是一种过于简单化的分析。

认同作为一个政治概念,更多是指身份认同,而非观点认同。乌克兰的民族分裂不同于南斯拉夫那样是多个主体民族之间的分裂,也不同于伊拉克、阿富汗那样的各部族相互之间的冲突,乌克兰的主体民族就是乌克兰族,不存在其他民族。作为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乌克兰内部不存在身份认同问题。除了克里米亚,俄族人口在乌克兰各地都占少数,在西部的比例就更少了,而所有乌克兰人在乌克兰民族国家的认同上都是一致的,是没有任何歧异的。这一点在乌克兰独立之初就获得了内外广泛的法理认可。东部出现的独立和分裂倾向,更多是一种亲俄的政治诉求,而非从乌克兰脱离。所谓的乌克兰民族认同问题,其实是一个伪命题。当然,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与乌克兰作为一个新独立的民族国家,在强化国家认同和民族凝聚力方面做得不够,缺乏中央权威都有很大关系,但这是属于另一个技术性范畴的问题。

乌克兰的分裂实际上是另外两个问题的凸显:一是乌克兰民族内部的不同政治观点造成的分裂,也就是同一身份认同者的政见之别。二是苏联时期遗留下来的俄语居民的地位问题。占主体地位的要求回归,占少数地位的要求确保其权利。这两种都不是不同民族要求自决独立造成的分裂。

乌克兰东西部经济差别是客观存在的:乌克兰的工业基础在东部,西部则是农业大区,这决定了两个地区居民的经济利益诉求肯定不同,相应地各自的政治观点乃至生活方式也不同。再加上独立后西部与欧盟往来较多,首都基辅也在西部。所以西部人对东部人有这样一种印象:你有钱,但是你可能没有什么文化品位。而这与两个地区居民的民族属性没有直接关系。在加入欧盟问题上,这一点表现得尤其明显。乌克兰西部是农业主导,有很多剩余劳动力,所以他们希望去欧盟打工,增加自己的经济收入。比如一个在基辅打工的保姆,一个月的工资是三四百美元,在东部就更低。如果她去欧洲国家,可能达到1000欧元的月收入。东部人对加入欧盟也是有愿景的。但是他们有自己的工厂、企业、就业机会,这方面的愿望显然没有西部强烈。而且加入欧盟的话必须进行政治和经济体制改革,这将直接涉及到东部传统工业集团的利益。这种差别在2004年乌克兰“橙色革命”时首次以政治对立的形式表现出来。当时叫做“橙蓝对立”。橙色代表西部农业利益,东部是蓝色阵营,代表部分工业寡头利益。所以乌克兰的东西部矛盾实际上是同一民族内部的不同地区、不同人口之间的矛盾,是不同阶层、利益集团和政治倾向的矛盾在地域上的一种特殊体现,其本质上与泰国的政治内斗性质是一样的。乌克兰的政治人物为竞选的需要有意识地强化东西部差别,甚至人为操纵和放大,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乌克兰还面临着俄语居民地位的问题。这是泰国持续内斗却未殃及国家统一而乌克兰却出现领土丧失和东西部分裂的最根本原因。这也包含两个层面的问题。一是在乌克兰的俄罗斯人如何保障自己的权益。他们有独立或者回到俄罗斯的倾向,也有希望保障他们作为少数民族的权益的政治诉求。这实际上是苏联解体遗留下来的问题,算不上特别久远的民族问题。第二个层面是乌俄之间的领土纠纷,这一点在克里米亚问题上体现很明显。这两个问题是苏联解体后在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与俄罗斯关系中一个很普遍的问题,但很少有像乌克兰闹得这么严重的。究其根本,如果没有俄罗斯作为后盾和强有力的支持,这些问题是不可能这样大规模爆发的。所以乌克兰现在的民族问题其实是乌俄关系问题。这也让我们更清楚地看到,苏联解体后遗留在独联体各国的俄族人口始终是一个“定时炸弹”,一旦所在国出现政经动荡,或者与俄关系严重交恶,就可能会遭遇同样的处境。


颜色革命与转型


理论上,只要是人民自发的民主运动都具有天然合法性,一个得不到人民支持的政权,必然要被人民所推翻。但在现代社会中,人民的民主运动由于不同的政治土壤,表现出了不同的形式,结出的果实也不同。西方成熟民主社会的街头运动,如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法国的学生运动、西欧诸国的罢工抗议等,形式各异,但有两条共同的底线:在法律框架内进行,不影响国家政治生活的正常运行;有一个共同认可的权威,在国家大政问题上有基本的共识。这确保了街头政治运动在最大化地释放民众意愿的同时,也能将消极影响降到最低。发生在转型国家的“颜色革命”则无一例外都突破了这两条底线,因而其实践中的危害性要远大于促进性。

乌克兰危机的肇始要回归到2004年的“橙色革命”。与其他街头革命不同,“橙色革命”的导火索并非通常的贫穷和贪污腐败引发的社会问题,而是普通民众多年酝酿起来的追求政治民主和更多公民自由的政治诉求,是为了打破苏联解体后出现的威权体制的束缚,使乌克兰在各个领域都加速向欧盟标准靠拢。但其结果却与当初设想的截然相反,民主的许多弊病反倒成了影响乌克兰发展的主要掣肘。

首先是总统议会制还是议会总统制的府院之争。这在威权国家是不可能出现的问题,在乌克兰则成为制约其政治运行的结构性因素。这样的权力对峙首先有利于反对派而非当权者,因此无论哪个政党、哪派政治力量执政,都无法形成一个有效的中央政权,最终形成了府院对峙的政治死结。其次是领导人的政治品行。“橙色革命”后上台的历届领导人都是从选票政治出发,希望尽可能快的“兑现”手中的权力,而不是推行一项中长期的发展战略。他们缺乏政治家应有的政治信仰,更遑论政治领袖的凝聚力和掌控力。乌克兰的一位独立议员严厉地指出,由于宪法和它所代表的中央权威的缺乏,这些领导人“不仅看不到法律,而且忘掉了基本的政治行为准则,开始在公开的舞台上为了私利而争斗”。最后,是政党组织的涣散。“橙色革命”后大众政治的勃发大大降低了普通民众参与政治的门槛,也为利益集团控制国家提供了新的渠道。为快速实现进入议会的目标,政党沦为金钱和选票的桥梁,甚至直接成为寡头的代言人。不但无意承担国家发展的重任,也缺乏必要的组织结构和纲领理念,所有行动均以实现政治分肥为根本目标,没有任何政治忠诚度可言。一旦本党领导人失势,立刻脱党甚至转党。2010年尤先科竞选失败及这次亚努科维奇逃离基辅后,议员大规模集体政治跳槽就是例证。

参加街头革命是乌克兰相对下层人民的选择,大多数是20岁左右的年轻人,中产阶级很少,体制内的人几乎没有。这种年轻人大多为自由职业者,还有一部分是从欧盟打工回来的人。国内参与者主要是季莫申科的铁杆拥趸。后者在2001年发起的“乌克兰没有库奇马”的运动,是乌克兰街头革命的开始。她永不妥协的政治宣言也恰恰迎合了底层民众的心愿,言下之意“除非彻底改变现有的利益格局,否则不管统治集团做什么,我都不会妥协”。问题是她的这种极端性的政治主张,对这个国家的长远发展并不是一件好事情。所以许多理性的知识分子或有产阶级对街头革命表现出失望和厌倦的情绪。他们当中许多人都是“橙色革命”的参与者,对亚努科维奇政权也极度不满,但却并未参加这次抗议活动。因为他们从颜色革命这十年的观察中得出一个结论,在乌克兰,政治无非就是政客们利用人们的政治激情和民主诉求去实现自己的利益而已。而一个真正的政治家,应考虑的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整体利益,而不是自己夺取权力、实现利益集团的利益。乌克兰独立后的四任领导人都未能做到这一点,所以乌克兰人的共识是,乌克兰没有政治家,只有政客。如果领导人能有一个中长期的战略眼光,奉行一个很好的全国性政策,前述的东西政治对立是完全可以弥合的。

民主与集权都只是政治形式,公平正义才是政治的价值观和最终目的。在这场国家利益与政党利益的艰难博弈中,乌克兰的国家发展成为了最大的牺牲品。乌克兰人必须反思,为什么自己的国家会有长达十年的停滞乃至倒退?为什么一次政权更迭会使国家蒙受重大的主权领土损失,乃至面临国家分裂的风险?归根结底,他们要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国家需要什么样的领导人和什么样的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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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外交与主权独立


乌克兰危机的主要外因是外部势力对这个地缘政治夹缝中的国家的争夺。就像性格决定命运一样,国际政治中一个国家的地缘位置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该国的基本外交框架,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地缘政治的含义。像乌克兰这样左右都是强邻的情况下,只能奉行平衡政策,向任何一方“一边倒”的政策都是没法维持下去的。乌克兰第二任总统库奇马就提出,在欧洲和俄罗斯之间奉行平衡外交是乌克兰的一个国策。之后的领导人,包括以亲西方立场上台的季莫申科和尤先科,实际上都在奉行这样的平衡政策,并且以宪法的形式规定了乌克兰的不结盟地位和不加入北约的国策。

加入欧盟虽然更多意味着一种经济上的选择,但同样不能违背东西方平衡的政策。早在乌克兰危机发生前半年,亚努科维奇就已经跟俄罗斯主导的关税联盟签了备忘录。乌克兰虽然没有作为法定成员正式加入,但有建议权和投票权,成为事实上的观察员。之后乌克兰政府的工作重点就是跟欧盟签署联系国协定,以实现对外经济一体化上的东西方平衡。但是他没有抵抗住普京的压力,自己把这个平衡外交政策破坏了。而加入欧盟的战略在乌克兰国内有很强的政治基础,而且跟欧盟签署联系国协定作为一种既定政策已经是举国皆知了。所以亚努科维奇最终延迟签署的决定,违背了很多利益集团和普通人的政治期望。如果他能抵抗住普京的压力签了联系国协定,奉行了相对平衡的政策,反而不会引起国内的反弹,不会引发现在这种领土丢失、国家面临分裂的危险。

普京之所以对乌克兰加入欧盟反应如此强烈,一个根本的原因是担心2004年颜色革命后乌克兰加入欧盟的动机已经发生了变化,不再是纯粹的经济动力或者说是东西方平衡的举措,而是想要借此实现脱离俄罗斯的政治诉求。用乌克兰官员自己的说法是,比起加入欧盟,乌克兰更不愿加入关税同盟。也就是说,脱俄的动力要更大于入欧的动力。这是莫斯科绝对不能允许的。在2000年波罗的海三国加入欧盟时,普京实际上就可以利用波罗的海舰队、俄语人口、能源供应等武器与西方斗法,只是他初掌权力,根基不稳,犹豫不决中犯下了战略失误。还有一点就是,乌克兰对自己的国家属性未获得理性认识。波罗的海三国与俄国的历史是负面的,即便没有欧盟,波罗的海三国也会加入斯堪的纳维亚共同体或其他地区性组织,借以宣告自己在国际社会中的新身份认同,彻底撇清与俄罗斯的关系。乌俄历史则基本是正面的。二战后乌克兰实现了历史上的首次统一,利沃夫、克里米亚等领土都是苏联为其争来或赐予的。乌俄间的矛盾属于正常的国家间矛盾,而非大是大非问题。正是在这一点上乌克兰犯下了根本性的错误,不从自己的实际情况出发盲目追随波罗的海三国的道路,结果最终吞下了苦果。

内外政策的独立性是一个国家的最高要务。如果一个国家不追求独立的话,那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但这种独立如何确保,需要政治家根据实际情形审慎决策。尤其是像乌克兰这种地缘政治夹缝中的国家,它的独立性怎么表现?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作为一个中等国家,首先要做的就是相信自己的能动性,不要完全指望和依赖于任何外部力量,一定要独立自主地寻找和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其次,在国家发展的重大问题上凝聚共识非常重要,必须谋定而后动,而不是在混乱和分歧中就大张旗鼓地推进,否则只会激化矛盾。乌克兰未来的新领导人一方面要把国内摆平,另一方面在国际上必须坚持独立。不能触犯强邻,但也不能什么事都听邻居意见,必须要有自己的利益在里面。乌克兰是东西双方都想争取的,它完全能利用这种大国的争夺,在中间保持一种微妙的和动态的平衡,它可以有多种表现:比如哈萨克斯坦既亲欧又亲俄,土库曼斯坦是既不亲欧又不亲俄的中立外交,还有乌兹别克斯坦这样一时亲欧一时亲俄的钟摆式平衡,以及在某些问题上亲欧,在某些问题上亲俄的吉尔吉斯斯坦的纯粹的实用主义平衡。乌克兰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或者说创造出最适合自己的平衡外交,化不利为有利,实现入欧不脱俄的双赢结果。当然,这需要时间、智慧、谅解和协调。

(作者注: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所外交室副研究员韩克敌及乌克兰室各位同事,文中许多观点的形成得益于同他们的“激烈”争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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