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8月12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八师石河子话剧团在北京民族文化宫演出《兵团记忆》。这部话剧以浪漫主义手法，表现了兵团人在极其恶劣的条件下艰苦创业取得革命和建设胜利的奋斗历程。

应邀观看《兵团记忆》，我仿佛又回到了那难以忘怀的岁月。

到新疆去

1965年9月16日。

这一天，北京火车站人海旗洋，欢乐的人们簇拥在一起，为我们这些身穿军装的北京知青送行。为了这一天，我曾填写“上山下乡”志愿书，第一个在学校毕业生大会上表决心。为了这一天，那些已接到被大中院校录取通知书的应届毕业生，也同样使尽浑身解数软磨硬泡地加入赴新疆兵团的知青行列。

出生于文化世家的岳秋萍，当年毕业于女十三中，接到了被解放军艺术学院录取的通知书。她决心要为新疆的生产建设添砖加瓦，好不容易说服母亲，又跑到农垦部“泡蘑菇”，直到临上火车的前一天才获得同意。

曾经一心想去西藏的赵燕军，因为支援西藏的名额已经满了，她就临时找到新疆兵团在北京招兵的地方，靠着热切而又真诚的努力争取，打动了负责招兵的同志。终于，她穿上了军装乘上了西行的列车。

生在延安保育院、毕业于十一学校的郭志刚，深受当时正在上映的《年轻的一代》、《军垦战歌》这些“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电影影响，也是自己找到新疆兵团六师的招办，争取到了一套军装和印有“建设边疆、保卫边疆”红色字样的搪瓷杯，得以顺利奔赴新疆。

当年，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北京应届高、初中毕业生共221人（其中9月16日离京的188人），来自北京各城区、近郊区的各个中学，被分配到了兵团工二师、勘察设计院、农六师等。

成立于1954年10月7日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此时有十个农业师、两个工业师，有工交、供销部和一些科教文化事业单位等。其中农六师的前身新四旅，是一支经过长征洗礼，在百团大战、保卫延安、解放大西北等战斗中屡建奇功的英雄部队，也是后来火爆电视剧《亮剑》的主要原型。

9月16日离京的我们，坐了四天四夜火车终于在21日到达乌鲁木齐。其中115名初中生乘上早已等候在这里的农六师大卡车，奔向距离乌鲁木齐32公里的师部五家渠。

那时五家渠已经是一座花园式的军垦新城，近万人分布在师机关、医院、学校、商店、加工厂、工程团、钻井队、值班连、拖修厂、猛进农场团部等。我们住在钻井队，睡在刚收割的能闻到诱人香味的麦草上。早晨，伴随着悦耳的鸟鸣，听着嘹亮的军号声起床；借着从窗外透射进来的一缕缕阳光，我看见了远处被白雪覆盖的天山。

在师部休整的四天，师领导给我们讲述了农六师的历史，介绍了各场（厂）、团的情况。为迎接自治区成立十周年和中央代表团的到来，五家渠大街小巷被整打扫得干干净净。我们在这里吃了数不清的哈蜜瓜、西瓜、葡萄，都准备“从北京来体会一下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感觉。”

北京知青在北塔山骑马巡逻

我的东风锅炉厂

9月25日，一辆大卡车将我们先后到达的北京、天津知青共23人一路颠簸地载到了位于乌鲁木齐的农六师东风锅炉厂。

厂总支书记是我们的教导员，毕业于复旦大学，曾赴朝参战。厂长曾是国民党部队起义的少校军官，毕业于北京四中。这个厂不到三百人，靠一把榔头起家，砸出了新疆第一台锅炉，每年给兵团贡献数十万元产值，被称为“大庆式企业”。厂里的一位指导员被评为兵团二级劳模赴京参加国庆观礼，见到了毛主席。

从北京到新疆，我原本是做好到戈壁农场开拖拉机、到雪山草原牧牛羊的思想准备的，谁知竟然被分配到了工厂。参观时，厂里的维吾尔族工人睁大眼睛看我们，其中一个像是电影《雪地激战》里的角色，胡子向上翘着，特别漂亮。我一看他，他就笑；我们一离开，就听他唱了起来，歌声粗犷而悠扬……

东风锅炉厂位于乌鲁木齐的和平渠边。从空旷的河滩上看去，沿河而建的厂房、冲天炉、门式吊车、待制锅炉的铁板筒子等都裸露在外，这是个条件十分艰苦的兵团企业。我们到厂的第一项工作就是盖宿舍，挖宽近1米、深1.2米的条坑。十字镐刨砸地面嘣出火星，刨松了的砂石，用铣铲出来，大的石头一起搬。地基越挖越宽，师傅说等砌好了地基还要再将砂石填回去。刨砸地面震得我的手疼痛无比，还裂开了口子，淌着血。

不久，遇上了地震，土房上的烟筒全被震倒了，正在脚手架上干活的知青全跳了下来。在路边，我被吓得一下抱住了一位年龄大的男知青。

第二年，我参加了修建与和平渠平行至师部的道路工程。修路队驻在猛进一分场，每天早晨我们都四五点钟起床，把土方运上去。修路，实际就是在至五家渠的大道上加高、加固，铺碎石、沥青，全靠肩扛手推……我有严重的神经衰弱症，原以为累了会睡得好，可谁知道越累越兴奋。每天听着别人呼呼的鼾声就心急，可越急心里越闹腾，总要熬到快天亮时才勉强入睡。

记得那时有位老师模样的人常常给大家讲道理，还找我谈了一次话：“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好好改造，重在表现。”这次谈话以后，我内心更加纠结，只知道干活。在一次总结会上，一位东海舰队转业的指导员说我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我竟然成“雷锋”了。

我还清楚地记得那时晚上散步，总能听到从不远处草原上传来的悠扬琴声。皓月当空，小提琴拉的是《新疆之春》，二胡拉的是《骞马》，听得我心旷神怡……

东风锅炉厂的北京、天津知青

在东线的农场

同是1965年9月25日，50余名多为干部子弟的北京知青与天津知青一起分乘8辆大卡车，从五家渠，经米泉、阜康、吉木萨尔、奇台向远在数百公里外，位于东线的农六师最艰苦的共青团农场、天山二场、北塔山牧场进发。

那一天，他们经过了两旁植有树干笔直、树叶宽大蔽日的白杨树的柏油路，经过了大片油菜地，走上了车后拖着一条长长土龙的土路……渐渐地，路两边的人、绿色的田野远去了，忽隐忽现的只是戈壁、沙丘，只有凭着太阳的方位才能辨清正沿着天山北麓向东延伸的路前行。

兵团农场一年到头没有清闲的日子，每十天休息一天，到春播时就没有休息日了。

知青们总是天不亮被铧犁片的当当声叫醒，收工时总是在星星的陪伴下拖着散了架的身体跌跌撞撞地回到大坑内架木梁、上铺玉米秆的地窝子，累得一头倒在床上。为了能休息，大家都渴望下雨，因为下雨天可以美美地睡一觉。可往往还是会被从地窝子顶上漏下的雨水淋醒，就得用脸盆、饭盒、牙缸等一切可以用来接水的容器接雨。雨停了，走出湿暗的地窝子，看着雨水洗刷过的湛蓝天空，又立马觉得生活是多么美好。

都说打坯、和泥、盖房子苦，其实最苦的是割麦子。面朝黄土、背朝天，头顶烈日、全身汗淌，一天干下来腰累得像断了似的痛。

刚到农场，北京知青学着老职工的样子，用镰刀拢起一把麦子，可就是割不下几根。老职工说使用镰刀要用巧力，刀锋向上，手腕向怀里拉，麦秆就能轻松自然地割断。如果姿势不对，既费力又割不下来。一段时间后大家才慢慢掌握了要领，轻松自如地使用镰刀。

在金黄色的麦田里，常能看到像一条火龙似的联合收割机。它由三部分组成，前面是牵引的东方红54拖拉机，中部是康拜因收割机，后面是集草车。站在集草车上干活要带好帽子、口罩，裹严毛巾。车向前开，风向后吹，倾刻就成了草人。酷热的阳光下毫无遮挡，汗水、尘土与麦草、麦糠、麦芒搅杂一起，一个劲地往身上头上落，往耳、鼻、喉、脖子里钻，被蛰得浑身又痒又痛。

不久之后，团里新添了北京产的东风牌自行式康拜因，省去了牵引车，提倡茎秆还田，实现了割麦全程机械化，大家干活才轻松得多了。

在兵团，最开心的事情莫过于看电影了。那时，远离乌鲁木齐的农场如果有一部好电影，相互距离十几公里的各连队都要放上一遍。为了不耽搁各连队放电影的进度，一次要放映两部电影。所以，总是天一黑就开始放，直到夜才放完。一到冬季，新疆寒冷刺骨，老人、孩子早已钻进了被窝，只有知青和当地的年轻人顶着零下三四十度的严寒来看电影。哪怕是深夜两三点，听到一声“来了”，安静的连队就像炸开了锅，人们纷纷跑出来，头戴皮帽、身穿皮大衣、脚蹬大毡筒来到早已搭好的银幕前，三人一群、俩人一伙站着看。不到半小时一个个就被冻得脚趾疼痛，寒上心头，大家不约而同地跺起了脚。只有换片时，才跑回去摸摸火墙、烤烤火炉，然后赶回来接着看。

北京知青周颖和她的“沙漠之舟”

下连队演出

乌兰牧骑是蒙古语所说的文艺宣传队，我以画布景、扮演一些配角也曾成为东风锅炉厂宣传队的一名骨干。

有一年春节前，我们来到与乌鲁木齐相隔百公里的十六团某连演出。一大早我们就都钻进了从外单位借来的一辆四面透风的大客车，车的窗户用木板、毛毡封着，由两名司机轮流开，咣铛咣铛在大雪蒙蒙中走了一整天。一座低矮的似临时搭建的棚子，就是我们演出的地方。棚子里燃着热烘烘的大炉子，几只汽灯照亮了前面的场地，算是舞台。米饭和白菜炖肉，是我们的过年招待饭。

演出时到处坐满了人，黑压压一片。看戏的除了职工，还有刑满就业人员。他们的家属也是南腔北调，看到高兴时不停地鼓掌……由于场地小，“十八棵青松”只站上了四个人，从车顶上卸下的布景只能搭一半，汽灯再亮也感觉摸着黑在唱、在演……这是政治任务，条件再差也要演好。走的时候我才看清了这个地方，白茫茫的雪地上立着一根根冒着烟的烟筒，全是地窝子。

开拖拉机的北京知青纪刚等兵团战士合影

我的战友

几年前，我看到同赴新疆的北京知青张玉荣的事迹材料，以她女儿的名义整理成文《妈妈把生命献给了十六团》。

当年，四名北京知青分到了距十六团团部蔡家湖9公里外的八连。冬天，他们不停地清渠、运肥、拉沙，晚上在灯下学习毛主席著作。张玉荣在连里零下40度的严寒下干活，冻坏了手脚。后来她结婚生女，调入团部化工厂，1992年因患脑血栓病瘫痪在床。丈夫一边要照顾她，一边还要干活养家，非常辛苦。不久工厂倒闭了，家人想让她回北京治病，但是费用要自理，尽管如此，丈夫还是下决心背着她住进了北京的医院。后来，由于住院费太高，医生又说病情已经耽搁了，很难治愈，在北京只住了20天，张玉荣又被丈夫背回了新疆。

张玉荣曾在日记中写道：独自一个人开着拖拉机在荒野里犁地，嗡嗡的拖拉机声音和飞扬的尘土不知疲倦地陪伴着我……

农六师的农场，主要分布在天山北麓至中蒙边界之间的老龙河、北沙窝、将军戈壁、北塔山一带。

从天山上冲刷下来的雪水如同老龙甩尾，在戈壁滩上形成弯弯曲曲的老龙河。常年遭受风沙侵袭的老龙河，水一来就泛滥成灾，没水时干枯的河床上到处裸露着大大小小的石头。戈壁滩上随处可见耐旱的胡杨，遍地都是干枯卷曲的梭梭柴。风雪沙暴一来，远处的天山被风沙挡住了，大地一片昏暗。

八一农场就是在这样艰苦恶劣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开荒造田引水植树修路……直到农六师建立五家渠师部，修建了青格达水库，经老龙河奔流而来的天山之水才有了归宿。

1966年4月的一天，刚从北京分到这里、不到17岁的王扬正操作新打出来的71号井。为避免泥沙掉进缸体损坏井机，王扬按照师傅的告诫去擦机器盖上的泥沙。可是，正当他伸出手的瞬间，轰的一声响，一块巨大的泥土从两米多高的井壁上坍塌下来，砸在他的身上。下颚被机器割开了一条长长的口子，他疼得晕了过去。此时，机器还在飞转，泥沙还在坠落，昏迷中的他被一阵剧痛刺激醒，努力睁开眼，几次挣扎，终于咬着牙忍着痛搬动扳手，停了机……醒来时，他已经人在医院。

后来，师里的《猛进报》以《麦贤德式的军垦新兵》为题报道了他的事迹，兵团《生产战线》则用整版进行了宣传。

分到天山二场的北京知青黄安，第二年又分配到了天山深处的南山牧场。刚一到，她就要求下牧区接羊羔。三月的阿维滩雪水未消，牧民们用晾干的牛粪当燃料，先化开冰雪，再烧茶做饭洗衣。那时只配给少量的细粮，大米只有在逢年节时才供应几斤。住在牧民家，要将每天规定的粮票、饭费交给主人。知青们学会了一些当地话，还学会了用哈萨克语、维吾尔语唱歌。

组织上派黄安到海拔三千多米的三分场办学。之前调去的领导，特意为她们腾出了一间石头砌的用木棍支起的宿舍。上课的地方原来是羊圈，大家就一起把羊粪铲出去，再找木坯钉成几排桌椅，刷墙刷黑板收拾门窗。学生小的五六岁，大的十五六岁，有汉、回、哈萨克、维吾尔、柯尔克孜、蒙古族等。冬夜，一个哈萨克族学生得了急病，从这里到医院有十几公里的山路。黄安当即和大家骑上马，在凌晨四五点钟的时候把生病的学生送到了医院。

“生在北京，成长在新疆”。我在新疆度过了21年，兵团就是我的“第二故乡”。

我曾经这样总结自己的兵团生活：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们，为了同一个目标经受了各种考验，善良的本性上升为理性的品质，产生了由苦变甜的纯真感情。特殊的时代和艰苦的环境，使我们具有了改造自然、创造价值的智慧和力量。我们的人生，因此而更加丰满。

作为北京知青，我们见证了兵团的过去，也牵挂着兵团的现在，更憧憬着兵团的未来……（文/张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