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民族团结》杂志创刊50周年的日子，作为这个杂志的第一任编辑部主任，作为一个从杂志一出生就陪伴着它一路成长的老报人，作为一个50年间一直没有间断地阅读着它的老读者，我想写点什么来记忆并见证我与《民族团结》相依相伴的10年。

　　我是河南人，1938年在河南遂平县参加共产党地下组织。1940年10月我到了延安，进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学习，半年后被分配到新华通讯社工作。在新华社，我被分配做译电工作，后来担任了译电科科长。1949年北平解放后，我随新华社和党中央一起来到北京。当新华社刚刚创立《参考消息》时，我被调任编辑组组长。1954年，我被调入国家民委(当时的中央民委)，担任新闻秘书一职。次年，国家民委把我派到民族出版社汉文编辑室。也正是在这一年，有关部门开始探讨创立一本民族类杂志的可行性。

　　1955年，中央民委有关同志提出，需要办一本民族类的杂志。当时任中央民委副主任的汪锋同志为此邀请各界人士参加中央民委举办的座谈会，就此征求大家的意见。当时有很多社会名流，如老舍、郭沫若等都参加了座谈会。座谈会之后，中央民委把创办这本刊物的任务交给了民族出版社，社里又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作为具体筹办创刊的负责人，我当时提出了三个备选的杂志名称：《中国民族》《民族团结》和《民族生活》。基于当时国内外的社会、政治形势，由中央民委开会讨论通过，中宣部1956年7月31日批准，最后选定的杂志名称是《民族团结》。

　　1957年，我们开始了《民族团结》的试刊工作。主要是先尝试做试刊。参与创刊的几位记者编辑，都是由我亲自调入的，包括《中苏友好报》的刘锦璋、张兵等同志。最初共有十几个人，后来我们成立了正式的编辑部，下设言论组、通联组、文艺组、资料组和秘书。试刊的内容是根据中央以及中央民委自己定的方针任务来确定的，大家分头去约稿。当时我们自己没有美术编辑，就向出版社借用了美编。试刊出来后，先后开了两次座谈会，请中央民委委员以及文化界的人士提意见。然后我们把大家的意见进行总结，做了一些相应的修改，在此基础上，《民族团结》第一期即创刊号诞生了。我还记得第一期还刊发了郭沫若先生题写的一首祝贺创刊的诗歌《民族大花园》。杂志创办初期，由于稿件来源有限，大部分是约稿，也有一些投稿。当时杂志的内容紧跟政治形势，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因为创刊初期没有建立通讯员制度，需要我们自己下去约稿和采访。我自己就去过湖南省湘西、西藏、新疆等地进行采访。可以这么说，除了台湾，我的足迹几乎踏遍了祖国大部分疆土。1959年西藏平叛刚刚结束，我就前往西藏地区进行采访。为了办好杂志，我们部门的人几乎没有任何节假日,包括春节，大家都全身心地投入在工作上。那时候的《民族团结》也非常风光，很多名家大家都在上面发表过文章，包括郭沫若、茅盾、老舍、冰心、沈从文和费孝通等文学界和民族理论界的泰斗，还有周总理、李维汉、乌兰夫、杨静仁这样的党和国家领导人。

　　1959年到1962年期间，组织上派我去中央党校学习。那段时间，虽然我人不在编辑部，心却一直在杂志上。在党校学习过程中，我一直都和当时负责杂志工作的有关同志保持紧密联系，并关注着杂志的新动向。

　　195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的《民族研究》杂志和《民族团结》合并，我还是担任编辑部主任的工作。1962年，我结束了在中央党校的学习，又回到杂志社工作。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杂志就被迫停刊了。

　　回首这么多年我在《民族团结》的工作，实事求是地讲，这本杂志对我国的民族团结工作起到了应有的作用。当年在基层，《民族团结》经常被用来做教材，曾是基层各族干部群众了解中央政策方针的一个窗口和途径。可是由于时代的局限，也存在着一些遗憾。

　　抚今思昔，我的心情非常激动。我相信我们现在的《中国民族》一定会越办越好，祝愿《中国民族》有一个更加美好灿烂的明天！（本文撰写于2007年8月，发表时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