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的根脉与多民族的交融

秦岭山脉是我国最早有古人类活动的地区之一。目前已发现的古人类化石等遗迹，包括距今204万年的巫山猿人、100万年的郧县猿人、115万—70万年的蓝田猿人等10多处。其史前遗址数量众多、时间跨度久远、覆盖面积广阔，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古人类文化链条，孕育了半坡文化、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大溪文化等新石器时期文明，表明这里是史前人类活动聚集的重要区域，是中华民族生成演进的根脉之地。

自然地理环境与文明的孕育关系紧密，尤其是在生产力低下的远古时期，文明的生长、民族的发展尤其如此。以秦岭山脉为中心腹地，以其南北两侧长江、黄河流域为轴线所形成的广袤地区，正是中华民族及中华文明孕育、生长、壮大的核心区域。正如司马迁《史书·封禅书》所言“自古以雍州积高，神明之隩，故立畤郊上帝，诸神祠皆聚云”，秦岭山脉长久以来就是我国先祖传说的汇聚之地。从位于陕西蓝田的中华始祖母华胥氏之华胥陵，到甘肃天水的创世神伏羲之伏羲庙，再到陕西宝鸡天台山的神农氏之炎帝陵，众多遗迹神话述说着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肇始与初创的远古记忆，也印证了秦岭山脉是当之无愧的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发祥地。

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在沣河东岸建立镐京，我国历史进入长达2000年的以“长安—洛阳”为中心的大秦岭时代。文王承继伏羲八卦，始创周易；周公制礼作乐，普施教化；诗经民风国颂，雅俗共赏……这些传世经典，在西周时期集中出现，奠定了中华文明的基石。春秋战国，秦岭山脉成为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的交汇区。3000多年前，秦人祖先迁居于天水一带，在与周边游牧民族长期的交往之中，秦人与羌戎融合共生。秦孝公广纳贤良，博采诸子百家，力主商鞅变法，终由始皇奋六世之余烈，一统天下，定都咸阳。至此，秦岭区域被全部纳入秦国版图。秦王朝的建立，文字、货币、度量衡等的统一，得益于当世文明精华的集成。随着北讨匈奴、南平百越战略的推进，国家的统一加快了华夏民族与四方族裔的融合，形成了以华夏民族为主、多民族共生的政治文化基本格局。咸阳立于秦岭之下，秦岭山脉随国威而声名远扬，成为民族文化交融的象征。这一区域不仅为秦王朝的建立提供了重要的资源支撑，更是历经春秋战国逐渐构建了我国早期民族大融合的基本格局。

从汉高祖刘邦建立大汉王朝开始，两汉历经“文景之治”“汉武盛世”等，为中华文明的辉煌打下了基础。各民族相互促进发展，使得汉朝成为当时世界的文明高地、秦汉雄风的龙脊。其强大兴盛、和亲政策的推行以及民间杂居、相互通婚现象的普遍存在，推动了各民族的往来。这一时期的民族大融合，涉及北方的匈奴、鲜卑等，南方的诸越、“南蛮”等，西北的氐、羌、月氏等，以及西南地区的蜀、巴、叟等众多民族。

作为当时世界上最文明、最富强的国家，西汉开启了丝绸之路，秦岭山脉古道也成为联系南北的重要纽带。佛教在这一时期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秦岭山脉便是佛教文化发展的核心区域。自此至唐，鸠摩罗什、玄奘等都曾在此讲经说法，八大祖庭中的六大祖庭（三论宗、法相宗、净土宗、律宗、华严宗、密宗）都位于秦岭北麓内外，草堂寺、白马寺、龙门石窟等佛教圣迹在秦岭山脉存续至今。

魏晋南北朝时期，秦岭山脉南北历经三国鼎立、五胡十六国、南北朝等20余个地方政权。这也导致大量人口的流动迁徙，加剧了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融，客观上推动了又一次民族大融合。

从东汉末年起，大量少数民族迁往中原地区，而部分汉人则迁往周边地区，形成了多民族交错混居的格局。随着西晋政权的瓦解，匈奴、鲜卑、羯、羌、氐等少数民族纷纷建立了地方政权。这一时期，少数民族的诸多习俗流入中原，包括语言、文学、音乐、饮食、服饰等，汉族传统文化不断被注入新的内涵。南方地区则随着晋室衣冠南渡，汉族与东南百越开疆拓土，融为一体。北魏结束十六国纷乱的局面，孝文帝全面实行汉化政策，促使各民族的交融达到空前程度。

此后的隋唐一统使这种大融合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升华，为中华盛世的出现和文化繁荣奠定了坚实基础。秦岭山脉，见证了这一民族融合与文明演进的重要过程。

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隋唐王朝面对周边契丹、突厥、回纥、吐谷浑、吐蕃等少数民族政权，推行了设置羁縻府州、和亲、朝贡贸易等一系列举措，极大促进了中央王朝与各民族各地方的经济文化交流。长安作为唐朝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发展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成为中原文化广泛传播以及多民族文化交流发展的核心圈，在思想学术、文化艺术、科学技术等方面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如唐太宗时期的《十部乐》中有8部来自西域；开元时期长安的胡服、胡妆等的流行也都与西域少数民族和中亚文化息息相关。中原文化凭借自身强大的包容性，不断借鉴吸纳其他各民族各地区的文化特色，逐渐汇聚、凝结成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自古以来，秦岭山脉的终南山就是历代名人雅士所青睐的修身养性之地，西周的姜子牙、秦末汉初的商山四皓、汉初的张良、全真教王重阳、唐代诗人王维等都曾隐居于此，孕育了独特的终南隐逸文化。这里是贤人储备之地，也是文化滋养之地。在大唐开放包容的时代背景下，它已成为当之无愧的民族交往和文化融合的大舞台。西周太史伯阳父曾说，“夫国必依山川”。无疑，秦岭山脉就是庇佑周秦汉唐盛世发展的名山圣地。

自宋朝建都汴梁（今开封）开始，秦岭山脉逐渐远离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位于北宋、西夏、吐蕃诸部的交界地带，在宋金对峙时期，秦岭山脉作为横断南北的边界，又成了双方博弈的主战场。特殊的地缘和交通环境，造就了这个联系东西、沟通南北的重要廊道，也促进了各民族之间榷场、贡使、和市等商业贸易活动，增强了各民族的经济文化交流。随着宋、辽、金、西夏之间由对峙冲突到逐步融合，相伴而来的大迁徙更加改变了我国的民族分布格局。明、清时期，秦岭山脉有数百万移民迁入，成为客家人北迁定居的重要区域，并形成东民西迁、南民北迁的局面。至清朝，形成又一次民族大融合，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得以不断巩固、发展。

自古以来，秦岭山脉就是多民族的共有家园。如今，这里主要居住着汉族、回族、土家族、苗族、彝族、满族、蒙古族、藏族、羌族等，是我国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缩影。

历经上下五千年，中华民族以其从未间断的文明演进，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秦岭山脉则以其独特地位和恢弘历史，成为中华民族之祖脉。

秦岭区域文化演进与民族融合的特征

秦岭山脉见证了中华文明发展的关键历程及其基因库的形成。华胥陵、伏羲庙、炎帝陵等始祖文化古迹，向我们展现了中华人文初创时期的恢弘画卷。西周制礼作乐、易经诗典，开始了中华文明的奠基；春秋百家争鸣，为秦汲取精华，遂统一天下，形成中华文明的集成期；汉唐盛世，高度繁荣、开放包容的时代造就了古代中华文明的辉煌。儒家跻身庙堂，丝路通拓西域，中华文明远播四海，佛教祖庭遍布长安，终南山水隐逸群贤，多元文化和各民族汇聚，此乃中华文化的象征与溯源地。

作为我国古代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曾经倚靠的巨大地理单元，秦岭山脉滋养了周边长安、洛阳等历史名城，孕育了《终南山赋》《高唐赋》《溪山行旅》等诗词歌赋和山水书画经典，促进了我国传统艺术自然观的形成，创造了富有东方文化神韵的美学意境，赋予了中华文化独特的山水情怀与人文气质。作为我国古代重要历史的场域，秦岭山脉存续了诸多内涵丰富的物质文化与精神遗产，包括历代都城、帝王陵墓、宫殿遗址、古道驿站、悬崖碑刻、名寺古刹、史籍经典等。

秦岭山脉是与文明历程直接相关的民族融合的典型区域。从史前遗址到汉、唐国都，从以关中、河洛地区为核心的华夏民族的起源，到汉代以长安为核心区域的汉民族的形成，再到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融合发展，秦岭山脉见证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历程。各民族的交往交流是文化融合的基础，文化融合则是促进民族交融的重要支撑，这也是中华民族长久以来发展壮大、中华文明不曾间断的重要原因。作为我国古代政治中心的摇篮，秦岭山脉一直都是经济发达、文化繁荣的核心地区所在。伴随朝代更迭，我国历史上多次涉及诸多民族、直接关系到中华文明发展的大迁徙、大融合，以及道教、佛教等宗教和哲学思想的核心起源与融合发展，都发生在这一区域。这里还是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碰撞、融汇之地，并由此成为东南西北四方朝圣、文武之道圣贤齐聚的所在。

秦岭山脉是推动形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重要枢纽。“西北走廊”“藏羌彝走廊”“南岭走廊”等三大民族走廊与丝绸之路等文明廊道在空间上高度重合，这表明了民族迁徙融合与文明发展的紧密关系。秦岭山脉承东启西、贯通南北的地缘优势以及中华文明的源脉特征，使其成为中原、巴蜀、荆楚、陇南、藏羌彝等地域文化交汇融合的巨大文化生态圈，更是丝绸之路、黄河文化走廊、藏羌彝文化走廊、汉江文化走廊、长江文化走廊等我国重要文化走廊的交织相连之地。绵延不绝的秦岭文化廊道，促进了各民族迁徙融合、多元文化渗透交融，也是维系和守护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纽带。

地域的广度、历史的厚度决定了秦岭山脉文化的丰富多彩，而山区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又促成了民族文化的相对稳定和真实性。一方面，古道及与山区外部形势紧密关联的区域常常是对峙、征战所在，它们亲历了秦岭内外刀光剑影的场面；另一方面，高山密林与闭塞环境又使其成为躲避战乱、寻求安宁的庇护之地和世外桃源。至今，这里的方言南北荟萃、民俗琳琅满目，民风也如大山一般坚韧淳朴、包容宽厚。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秦岭山脉更是成为团结和睦、欣欣向荣的各民族共有家园。

如果说阿尔卑斯山是西方文明的精神家园，那么秦岭山脉就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象征。在新时代，秦岭应充分利用其深厚丰富的文化资源，努力打造“中华文化圣山”形象，为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中华民族走向包容性更强、凝聚力更大的命运共同体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本文第一作者为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教授）

来源：《中国民族》杂志202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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