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河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各民族共同缔造的，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价值。

大运河始于春秋时期吴王夫差开凿的邗沟。为进军中原，夫差自扬州城下开凿运河，引长江水北流至淮河，史称邗沟。吴国军队通过长江至邗沟，再至淮河，利用泗水进入山东境内，击败了齐国。此后，夫差又开凿菏水，与晋国会盟。当初吴王开凿运河为的是军事征战，但客观上却促进了南北之间的交通往来和沟通交流，为后世的民族大迁徙、大交往和大交融奠定了基础。其后，魏惠王开鸿沟运河，沟通黄河和淮河，推动了中原各诸侯国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也方便了中原与楚、越等地的联系，使中原地区较为先进的农耕文明得以迅速传播，促进了边远地区的开发。

随着长期不断、持续有效的经营，运河逐步成为古代中国的政治与经济命脉，运河文化也由此开始萌芽并不断丰富发展。

秦汉为大一统时期，各民族之间交往交流交融的速度加快。与先秦相比，这一时期运河的政治属性更强。秦始皇命监御史禄开凿灵渠，强化了秦朝对南越地区的管辖，岭南地区的开发深受益处，对当地经济、文化、交通、商业发展尤其是各民族之间的交往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两汉时期，开凿关中漕渠、阳渠，治理黄河、整顿汴渠，使关中、关东漕粮源源不断地输往长安，满足了都城供给，为长安国际性都市地位的确立奠定了基础。与此同时，有相当数量的商人利用运河运输粮食等各类物资，沿河地区商业往来及文化交流日益繁盛。汉末三国鼎立，处于分裂割据局面，运河的军事性进一步增强。曹操先后开挖睢阳渠、白沟和泉州渠、新河，在此过程中实现了北方地区的统一。征战过程中，运河的开挖加强了中原与辽东等地的联系，使文化交流和商贸流通不断拓展。西晋与南北朝时期因战乱不休，大量北方民众纷纷通过汴渠、泗水等运河迁往江淮、江南各地，运河成为民族迁徙的重要通道。

隋、唐时期国力强盛，特别是隋炀帝开挖通济渠、永济渠，整理邗沟、江南河，形成了贯通五大水系的隋唐大运河。通过运河，一方面使漕粮、军队顺利输往边防要地，另一方面加快了社会群体的流动，使长安、扬州、杭州等城市成为各族民众聚居的重要地区。尤其是长安城作为丝绸之路的起点，人口达数十万，还有不少外国商人在此经商或居住，促进了城市的繁荣及其国际地位的提高。唐天宝之乱后，藩镇割据的局面一直延续至五代末期，大量北方民众为躲避战乱之苦，沿永济渠、通济渠等迁徙至江淮地区。

两宋时期，运河以都城为核心，满足政治中心供需的作用非常明显。东京（今开封）附近有汴河、惠民河、金水河、五丈河等4条人工渠道，其中汴河转运江淮漕粮、商货，乃北宋立国之本。其中金水河除作为运输通道外，还因水质好，成为了京城供水的重要来源。当时京城不但设有都亭驿、来远驿、怀远驿，接待河西、契丹、西夏使者，还另置同文馆、班荆馆、瞻云馆、礼宾院招待回鹘、吐蕃、党项、女真等各族使者。南宋都城临安（今杭州），境内主要运输河道为浙东运河。该运河西起杭州西兴镇，东至宁波入海，与海上丝绸之路相通，大量日本、东南亚使者、商人通过海路与浙东运河前往宁波、杭州等地从事政务交流和商业贸易。

自元代始，运河的河道管理、漕粮运输、仓储收纳逐渐形成专业性制度，军事功能弱化，而商贸流通、人文交流的作用显著增强。1280年，元世祖忽必烈命党项人来阿八赤主持开凿位于山东半岛的胶莱运河，沟通了胶州湾与莱州湾。来阿八赤认真负责，征集各族民工万余人，历时2年完成工程，大大提高了运输效率。1289年，忽必烈又命契丹人张孔孙开挖从山东安山至临清的运河，江南漕粮得以源源不断地输往元大都，满足了京城所需。忽必烈取“会通天下”之意，为这条河赐名“会通河”。

明代进一步完善运河管理体制，设漕运总督、河道总督、仓场总督负责漕粮运输、河道维护、漕粮入仓等事务，并开南阳新河、泇运河以避黄保运，航行效率大为提高，商业物资的流通速度随之加快，各族商人集聚于沿河两岸的城市，极大地推动了当地的繁荣发展。

清代的河政、漕运管理制度臻于完善，又开凿皂河、中运河，治理高家堰，使黄河、运河两河彻底分离，沿河市镇进一步发展，各民族之间的交往进一步密切。至清末，尽管黄河北徙，运河部分河段断流，传统漕运日落西山，但运河区域多民族杂居相处、和谐共融的局面始终没有改变，一直延续至今。

历代运河开凿的史实表明，大运河是各族人民心血的结晶，也正是靠着各民族共同的力量，它才能贯通千百年，成为南北之间的大动脉，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巩固和发展作出了贡献。

（二）

大运河历史悠久，分布范围广、距离长，既满足了沿线地区的经济生活需求、刺激了商业市镇的崛起，又加强了不同区域和民族之间的商贸往来、人文沟通，对于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具有重要意义。

政治上，大运河打破了我国古代南北交通阻隔的状态，使国家对基层社会的控制力增强。利用水运这种省时省力的运输方式，大量漕粮从河南、山东及江淮、江南等地区源源不断地输往都城与边防要地，促进了国家统一与政权巩固。历代王朝通过在运河沿途设置急递铺、驿站等，将各地讯息快速传递到京城，对中央政令的颁布与紧急事务的处理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在运河沿线设置钞关、河工衙署、粮仓等机构，对于增加国家财政收入、推动沿线城镇发展、稳定蓄积等也起到了巨大作用。可以说，运河的开凿与延续既是政治的产物，同时又有着调控社会秩序、稳固政权基础、推动历史进步的功能。

经济上，作为商贸流通的重要通道，大运河助推了沿线城市的崛起与商品市场的形成。与陆运相比，水运受自然条件限制较少，大量商人以运河作为运输通道，以船只作为运输工具，将全国各地的货物输往运河区域，使诸多沿线城市成为著名的商业中心、物流枢纽，形成了我国东部地区最为发达的商业圈，并建构了商业都会、中小城市、沿河市镇的市场网络体系。与之相随，民众生产与生活方式都有了较大变化，逐渐从传统农耕转变为经济作物种植、手工业生产、商业作坊经营等。来自全国各地的各民族商人分布于运河沿线，从事粮食、皮毛、珠宝、香料、餐饮、医药、绸缎、布匹、食盐等行业的经营，与当地民众的交往交流交融不断增强，对运河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贡献很大。特别是元、明、清三朝，天津、沧州、济宁、德州、聊城、临清、徐州、淮安、镇江、扬州、杭州等运河码头与商埠，一直是各族商人重要的聚居区。

文化上，大运河是一条相互交流、彼此借鉴、取长补短的重要通道。自开凿之日起，其文化沟通的功能便逐渐显现。我国的江河主要为东西流向，所以南北文化交流曾经受地理环境影响较大。运河的贯通，突破了地理的限制，不同区域、不同阶层、不同民族的文化你来我往、互相交流，促进了运河区域文化的繁荣，并使其具有开放、包容的特质。运河也是一条文化交融之河，增强了各族群众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促进了区域文化、民族文化乃至中外文化的互动与融合。各族群众不断交往交流交融，共同为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三）

作为各族人民的伟大创造，大运河为后世留下了无数宝贵的财富。2019年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纲要》，强调要以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为引领，统筹大运河沿线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纲要指出：“大运河是具有2500多年历史的活态遗产，沟通融汇京津、燕赵、齐鲁、中原、淮扬、吴越等地域文化，以及水利文化、漕运文化、船舶文化、商事文化、饮食文化等文化形态，形成了诗意的人居环境、独特的建筑风格、精湛的手工技艺、众多的名人故事以及丰富的民间艺术和民风民俗，至今仍散发勃勃生机”“大运河自古以来就是全国各民族各地区交融互动的关键纽带，也是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前沿地带，对国内外文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是中华民族留给世界的宝贵遗产。”大运河文化带规划所包括的“五大片区”“六大高地”中有许多地方属于多民族聚居地区，通过对运河文化的保护、传承与利用，有助于促进民族团结，实现区域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

大运河既是我国的文化遗产，也是世界文化遗产，其作为标志性符号的影响力已超越了地域与国界。作为悠久的历史之河与灿烂的文化之河，其留存的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不计其数。这些宝贵财富是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成果，对于推动全社会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断巩固各民族大团结意义重大。要通过对大运河重要遗址遗迹的考古发掘、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大运河中华老字号的保护发展以及大运河古村古镇保护展示等方面工作的深入开展，讲好大运河故事。要加大对运河商贸、历史名人、传统技艺、民间戏曲的保护与宣传力度，挖掘大运河积淀数千年的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要生动阐述运河文化遗产标识和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标识的内涵、价值与意义，做好宣传与推广工作，使运河文化的标志性符号深入人心，成为促进社会发展与民族团结的重要推动力。同时要保护好水道环境，做好城乡绿化美化，完善公共服务体系，使运河沿线区域成为各族人民更加美好的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