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城市的家族中,有这样一种类型:这些城市在并不遥远的过去,曾经因为得地利之便辉煌一时,从而有着深厚的历史遗产;等到今天地利的优势不再,它便慢慢地化蛹为蝶,以另一种闲散的表情展露芳容。雅安,正是这样一座城市。
青衣江和陇西河二水交汇,冲积出了由四川盆地向青藏高原过渡的这方小小河谷,雅安便扼守其间。南下凉山、西控康藏、北上成都,有利的地理位置构筑了这个城市悠久的历史。也许因为在民国年间曾经作过西康的省会,雅安比四川的其他地级城市更显露出一种大气,就像一个见过世面的望族女子,虽繁华事散,但气质还在,骨子里的那份端庄与雍容还在。
如果我们要选择一两个词语来概括雅安,我认为它们是:茶马古道、后花园。茶马古道,代表了雅安的历史;后花园,则是对今日雅安最形象的概括。
壹
背夫脚印 穿越4000公里到印度
川藏茶马古道,起点就在雅安。
雅安西康大桥出口外,有一组古朴的群雕铜像:背着茶包的背夫,扛着茶包的马队,有个男孩也跟在妈妈后面负重前行,他目光坚定,憧憬远方,沿着崎岖山路跋涉着自己的成长……这组“茶马古道雕塑群”,就是为了纪念兴盛了千年的古道,是为了纪念在这条路上跋涉运茶的背夫,更是为了纪念那些为汉藏民族团结作出了贡献的人们。
雅安背茶工雕塑
雅安也称雨城,由于常年气候湿润、雨水充沛,特别适宜茶树的生长,从西汉开始,便成为我国西南地区著名的茶叶产区。雅安茶在不同历史时期又称黑茶、乌茶、边茶、边销茶、四川南边茶、四川南路边茶、大茶、雅茶等。正是有了雅安源源不断的边茶供给,一千多年来,边茶就像一条坚实的纽带,把汉藏人民紧紧连在一起。
史料记载,清代每年输入西藏的茶70%以上来自四川,其中主要为雅州(雅安)所产边茶。这条路,也是横断山脉里最艰苦的茶马古道,主要由人力运输跋涉。于是在那个时期,产生了一种特别的工作岗位——背夫。
从雅安到康定(今打箭炉)的茶叶,由背夫一步一个脚印背运到达。多的足足要背两三百斤。妇女、小孩也加入了背茶的行列,甚至还有哺乳期的妇女也带着婴儿一同上路。
这些男人、女人甚至孩子,以接力棒的形式从雅安出发,向西经打箭炉、昌都至拉萨,前赴后继,环环相扣,再由拉萨向西通到异国的不丹、尼泊尔、印度,全长近4000公里。
人在经历风吹日晒后,皮肤会变得格外黝黑,更别说清幽水灵的茶叶了,它们在青藏高原的巨大温差中默默酵变,退去绿衣换上黑装,以至于到达圣城拉萨时,竟然变异为一类新的茶种。
从雅安到打箭炉的古道有两条,人们将它称为“大路”和“小路”。
大路从雅安出发,向西南经飞龙关到荥经新添镇,过六合、花滩、箐口、黄泥翻越大相岭到清溪,向西经宜东、三交翻越飞越岭进入泸定,复经磨西到打箭炉。这条路,与古代南方丝绸之路交集重叠,也是朝廷向雪域高原输入军饷物资的官道,沿途驿站客栈较多,商旅行人、马帮过往频繁。
小路非“小”,也从雅安出发,向西经宋村渡,过青衣江逆流而上,经飞仙关到天全始阳、两路口、长河坝,翻越马鞍山,在泸定与大路会合进入康定。这一路夹岸高山,遮天蔽日,道路险峻,气候恶劣,野兽出没,沿途少有客栈。背夫常常风餐露宿,异常艰辛。
如今,茶马古道的内涵在慢慢变化,不再局限于单纯的茶马互市商路。现在的茶马古道,已成为西南地区古道系统的代称,涉及的地域范围也越来越广阔。
贰
艰辛拍摄 兵匪之中万里穿行
1939年,从6月初到12月底,历时160余天,28岁的年轻学者孙明经,带着数十位学界名流开列的课题,从雅安出发,肩扛电影摄影机,手握照相机,翻雪山,涉激流,行程上万余里,几经生死,完成了一次用影像和照片考察的“茶马贾道”(茶马古道)科学考察课题。
这是一次向藏汉等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向伟大远征古道的致敬之作。
1939年孙明经所记录的历史画面中,西康人背上的货物有大米、木炭、矿石,但背得最多的还是茶叶。在汉人的想象中,茶叶对日常生活的意义远不如米和煤重要,为什么偏偏是茶叶,驱动了无数背夫经年累月的负重远行呢?
在孙明经的视野中,茶无疑是藏民生活里极其重要的部分:对生活在寒冷高原上的藏民来说,“宁可三日无粮,不可一日无茶。”高原缺少蔬菜水果,以肉食为主的藏民必须通过天天饮用大量碱性极高的酥油茶,来中和体内的酸碱度。这已成为一个传统习俗。
雅安草坝蒸茶 (孙明经摄于1939年)
孙明经在考察中发现,边茶从雅安启运,人力背运至打箭炉要用三四十天时间;从打箭炉西运到格尔木集散地需一年半或两年,而到拉萨集散地则需两年半或三年。
为何要用如此长的时间?原因有四:用牦牛驮运是“边牧边运”,即一边放牧一边送输;打箭炉以西地处高原,有的地方九月就开始下雪封山,要到第二年初夏才能再次上路,一年中能用于运输的时间非常有限;因包装藏茶要耗用大量牦牛皮,必须宰杀大量牦牛,因此牦牛在运茶途中必须完成繁殖,经历“交配季节”和“产仔季节”;打箭炉以西的河流少桥,牦牛群须在枯水期渡河。
孙明经还向经营雅安边茶的茶商请教:“为何雅安至打箭炉这一路上,不用马匹运输而用人力背运?”得到的回答是:“在平路上一匹马可驮12条茶,从雅安到打箭炉路很不好走,一匹马最多驮2条茶,比不过人。这条路上,一个男背子最少可以背12条茶,多的可以背19条到20条,女背子少的可以背7条,多的可以背10条,一般背8条。用马驮茶还要马夫照看马匹呢。”一条边茶重16斤,20条边茶重320斤。古道上马儿不胜其重,背夫们却可为之。雅安边茶背运到打箭炉后,易名“藏茶”。
雅安以西,有五大横断山脉和六大激流。雅安至打箭炉间的道路,“翻高山越激流,再翻高山再越激流”。孙明经在考察团中参加的是地理组。考察途中遇到了兵匪,很多人打退堂鼓折返了,但他义无反顾地坚持考察,拍摄记录了大量珍贵图片和文献资料。
雅安新桥:茶马古道源头的标志点 (孙明经摄于1939年)
雅安边茶,作为文成公主随嫁礼品传入西藏后,很快成为藏族人民日常生活的必备饮品。为了传递茶叶,自唐代以来,从四川到西藏拉萨,便有了这条历史上形成最早、里程最长、路途最险的茶马古道。1995年版《雅安县志》载:宋熙宁七年(1074),皇帝下诏,在雅安多地设茶马司。宋神宗元丰四年(1081),诏令“其雅州名山茶,今专用博马”。
壹
清茶马交易 从雅安改到打箭炉
《明史·茶法》载:太祖朱元璋“诏天全六番司民,免其徭役,专令蒸乌茶易马。”乌茶即藏茶、边茶,天全即今雅安天全县。《西藏政教鉴附录》:“茶叶自文成公主入藏地”,即雅安所产龙团、凤饼茶,贡奉朝廷后作和蕃礼品带进藏族聚居地区。清康熙三十五年(1696),皇帝批准在打箭炉开市“蕃人市茶贸易”,大行茶马交易,雅安边茶从此改到打箭炉交易。
清代中叶,雅安的茶号已经发展到80余家,有些茶号还具相当规模。职员中有明确的等级界限,有严格的升迁制度和工资制度,各种管理措施严密。那些年代,商人为了牟取厚利,千方百计控制货源,抬高售价。于是,本来不算贵重的边茶,到了高原便身价百倍,不少劳苦大众无力购买,有的人只能拾取富人熬茶后丢弃的梗渣,即所谓“吃三道茶”。
雅安作为茶马贸易的中心,又是扼川藏、川滇的咽喉之地,“茶马互市”的政策法令,大多以雅安首发。
雅安茶 据西藏博物馆
《明史·食货志》载:“明初,雅州碉门茶马司规定,西藏的上等马给茶40斤,中等马给茶30斤,下等马给茶20斤……”到了战马稀缺年份,天全县碉门茶马司又改规定:“上等马给茶120斤,中等马给茶70斤,下等马给茶50斤。”1935年,西康省主席刘文辉强调:“边茶为汉藏贸易的中心,亦为汉藏经济联系之纽带。历代中央政府均以此招致边民,促其内向。”又称“乃至近年,茶于康藏更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因康藏两地,无论政治,军事均不能有直接联系……故茶非但为局部普通商品,且与国家社会有整个联系。”把茶叶经营,提高到国家战略层面来看待。
上世纪50年代中期,雅安到康定的公路建成通车,延续了数百年的大路、小路及背夫们渐渐退出历史舞台,被现代交通所代替。
贰
因边茶而富 刘文辉的敛财之道
今天的名山新店镇,有一座宋代修建的茶马司遗址。这也是全国唯一留下的茶马司遗址。这座修建于宋熙宁七年(1074)的四合院,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专管茶马贸易的行政机构,其职责在于“掌榷茶之利,以佐邦用;凡市马于四夷,率以茶易之”。
雅安上里古镇二龙桥 李贵平 摄
1995年版《名山县志》载,茶马司建立3年之后,曾经任用王安石变法的宋神宗,在元丰初年颁布了一道著名诏书,“专以雅州名山茶易马,不得他用”,并“立为永法”。
从此,以雅安为制造中心的南路边茶,在雪域高原声名远播,在川藏茶马交易的鼎盛时期,曾经“岁运名山茶二万驮”,而名山茶马司接待的通商队伍人数一天竟多达2000余人,盛况可见一斑。
雅安边茶的繁荣,造就了百年不衰的商业神话。
一代代商人因经营南路边茶而致富,有的甚至成了巨富。当年刘文辉执政西康之后,面对捉襟见肘的地方财政,这位精明的四川政客首先想到的就是边茶,他控制了西康最大的康藏茶叶公司,并以边防开支浩大为名,拒不向国民党财政部上缴茶税,而公司第一年的产量就达到40万包茶,约合140万银元。
专业生产边茶的作坊又称“茶号”。从明代二三十家,到清代发展到七八十家,成为雅安历史上最具代表性的一项民族工商业。其中像义兴隆、天增公、孚和、永昌、姜家等几家大茶号都是经营了数百年的老店。这种格局,一直延续到上世纪80年代末期。
雅康高速拉近了成都到康定的距离 李贵平摄
今天,雅安雨城区生产的雅安藏茶,更是占到了西藏地区茶叶总销量的80%以上。南路边茶制作技艺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千百年来,人文自成一家。汉家的茶,高原的马,在南来北往的交流中渐渐融合成了茶马古道。驼铃声西行远去,生命在不断往复中茁壮。
来源:华西都市报
责编·流程·制作:刘雅
订阅下载:2025年《中国民族》杂志订阅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