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说：“吾以为凡为中国人者，须获有欣赏楚辞之能力，乃为不虚生此国。”

古往今来，楚辞毋庸置疑是中国文学殿堂里最璀璨的瑰宝之一，是中华文化的重要代表。它与诗经一道，形成中国文学的“风骚”传统，成为中国文学发展最重要的两大源头，也成为后人衡量中国文学、中国诗歌的最高水准。

楚辞最卓越的成就，莫过于其所蕴含的屈原精神和楚辞艺术。它既是伟大诗人屈原的天才创造，也是多元文化孕育的结晶。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自《风》《雅》寝声，莫或抽绪，奇文郁起，其《离骚》哉！”他认为楚辞乃自《诗经》之后，打破了诗坛数百年沉寂的伟大诗篇。他接着指出，楚辞“观其骨鲠所树，肌肤所附，虽取镕经意，亦自铸伟辞。”刘勰从儒家思想的立场出发，认为楚辞既是屈原的“自铸伟辞”，但也深受儒家经典的影响。

其实，楚辞的产生及其文化艺术特色，不仅受到中原文明的熏陶，还得益于楚、越等地文化的培育。孕生于楚文化的屈骚精神和楚辞艺术，终究由多元一体、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熔铸而成。

特色鲜明的楚文化，源于华夏文明。

《史记·楚世家》说：周成王“举文、武勤劳之后嗣，而封熊绎（楚族先祖季连的后裔）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芈氏，居丹阳。”关于楚族的来源，尽管有西来说、北来说或源于南方本土说等多种看法，但楚子受封及楚国的缘起，《史记》是有明载的。

楚国受封后，经过筚路蓝缕、跋涉山林的开拓进取，这个蕞尔“蛮夷”小国在江汉“楚蛮”之地发展壮大起来，成为春秋时期土地最为广阔的南方大国。至战国时期，楚王依靠吴起变法形成强大的军事与经济实力，不断开疆拓土，国力达到鼎盛。

楚国成为泱泱大国，固有吴起变法等多方面的原因，但其国力强盛和文化兴盛，溯其渊源，有两点不能忽视：一是它受封于周王，其先人亦曾服侍王室，由此带来了中原的先进文化；二是诚如《史记·楚世家》所载，楚人“甚得江汉民和”，就是说其在谋求生存、发展的过程中，与江汉及其周边的濮人、百越等“蛮夷”不断交往交流交融，进而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楚文化。

兴盛的楚文化孕育、诞生了伟大诗人屈原，也催生了集楚文化之大成的奇葩——楚辞。

（一）

屈原及其创作的楚辞作品，千百年来最值得褒赞和弘扬的就是屈原精神。

屈原精神的内涵极为丰富深刻，其核心和根本就是爱国。屈原表示，作为一个“贞臣”，其“上下求索”、矢志努力的目的就是“国富强而法立”。他忠于楚君，希望“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导夫先路”。他热爱楚国人民，看到民间苦难而“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为纪念为国捐躯的将士，他创作了《九歌》十一篇以祭悼，赞颂他们“身既死兮神以灵，子魂魄兮为鬼雄”。通过《招魂》和《大招》，他声声呼唤“魂兮归来”。通过《离骚》，他在想象中乘龙御凤，感叹“已矣哉!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即使在屡遭打击和挫折，理想破灭、政治前途完全绝望之时，屈原也没有远离楚国，宁愿追随商代贤大夫投江殉国，以实现“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的报国志向。

屈原的爱国精神，深受中原华夏文明的影响。他在《离骚》《天问》等作品中，称许夏禹、皋陶、商汤、伊尹、武丁、周文王、齐桓公以及傅说、吕望、宁戚等明君贤臣，视其为尽责家国天下的楷模。

儒家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孝亲忠国是包含在其中的。《论语》曰：“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这里的“父母之邦”无疑就是指祖国。《左传》也说：“临患不忘国”。屈原作为一位博闻强志、明于治乱的政治家，又三次出使齐国，对于中原华夏士大夫的爱国思想、家国情怀自然是感同身受，并结合楚国及自身的实际情况而深入思考过的。

屈原的爱国精神同时也是植根于楚地文化的。屈原与楚同姓，并在楚国担任过三闾大夫、左徒等职，自然了解楚国筚路蓝缕、从弱到强的奋斗历程，他的个人命运与楚国的命运是紧紧维系在一起的，因此对这个生他养他的“父母之邦”必定有着一种执着的、与生俱来的爱，对重用过他的楚王必定有着一种坚定不移的忠诚，这都是不言而喻的。在楚国，类似屈原这样的忠君爱国者，还有哭秦廷的申包胥、南冠而不忘楚音的钟仪等。

楚地多产橘树，“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晏子春秋》）屈原通过观察并熟悉橘树“受命不迁生南国”“深固难徙更壹志” （《橘颂》）的特性，明白了树犹如此，人生长于南国、何以离开故土的道理，立志要以橘树为楷模，以养成爱国情结和高尚的人格操守（《橘颂》）；在《哀郢》中，他亦从“鸟飞返故乡”“狐死必首丘”的自然现象中深受启发，在国家和个人遭受不幸时更加坚定日夜不忘忠君爱国的深厚情感（“信非吾罪而弃逐兮，何日夜而忘之”）。

屈原精神除了爱国，还包括美政思想、求索精神、高峻人格等内涵，这些与其爱国情怀又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屈原的美政思想，旨在谋求楚国的“富强而法立”。战国时期，天下一统是大趋势。从实力上看，七国纷争，用《战国策》的话来说，就是“横则秦帝，纵则楚王”。屈原作为楚国的大臣，就是为了实现楚国“王天下”的目标。他的治楚方略，就是美政，主要包括两个重要理念和三个重要措施。

两个理念，一个是仁政治国，主张以“善”“义”为政， “瞻前而顾后兮，相观民之计极。夫孰非义而可用兮，孰非善而可服”（《离骚》），意即回顾以往，展望未来，考察民生，只有重仁兴义，方能享有天下。另一个是三代以来先贤治国理政的经验和共识——重视民本。 “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离骚》），可见“民”在屈原心中的重要地位。

三个重要措施，一是举贤授能，二是明修法度，三是联齐抗秦。“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离骚》），意即举荐贤能之人委以重任，遵循正确的道路而不偏颇。 “奉先功以照下兮，明法度之嫌疑。国富强而法立兮，属贞臣日娭”（《惜往日》），就是要建立健全法令制度。屈原曾三次东使齐国，就是为了楚、齐结成联盟，以应对强秦。可见，屈原的美政思想也借鉴、吸纳了儒家等思想。

《离骚》中有两句脍炙人口的诗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屈原为实现其美政理想，勇于求索、不懈奋斗。虽屡遭挫折，但他初心不改，“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离骚》）并且与阻挠其实现美政理想的黑暗势力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抗争。

屈原的高峻人格，一直为后世所称道。

首先是伟大的气节。屈原与楚同姓，对楚国的富强有着宏伟抱负和使命担当。他志向坚定、格局宏大、道义深重、气度超迈，这种磅礴的浩然正气远远超出常人乃至当时的其他政治家。我们必须从屈原对楚国和天下的伟大胸襟来理解其人格气节。“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导夫先路”“忽奔走以先后兮，及前王之踵武”“岂余身之殚殃兮，恐皇舆之败绩”（《离骚》），屈原就有这样伟大的志向和担当。

其次是秉德无私的精神。屈原伟大的精神是凭藉着其心系楚室、忠贞报国、胸怀天下的崇高品格养成的。他以橘树为参照和楷模，要像橘树那样“秉德无私，参天地兮”（《橘颂》）。为此，他自许“纷吾既有此內美兮，又重之以修能”（《离骚》），努力做一个高尚的、纯洁无瑕的人。摒弃私心，一心一意为楚室和天下担当。这便是橘树的又一个重要品格：“深固难徙，廓其无求兮”（《橘颂》），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心底无私天地宽”。

其三是苏世独立的精神。屈原在《橘颂》中说：“嗟尔幼志，有以异兮。”说明他从青少年时候始，就有着独立不迁、不随波逐流的志向。入仕之后，他正道直行，为实现美政理想而奋斗，故而不与宵小为伍、耻与奸佞同列。身处逆境之中，屈原仍然保持高峻人格，始终不屈服、不失节。 “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圣之所厚”（《离骚》）。在《渔父》中，面对渔父的劝说，“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世人皆浊，何不淈其泥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啜其醨？何故深思高举，自令放为？”屈原答道：“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是以见放。”又说：“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湘流，葬身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正如司马迁在《屈原贾生列传》中的评价：“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上称帝喾，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靡不毕见。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屈原的高峻人格和伟大气节，尤其在谗人离间、身遭放疏、愁苦忧思时绽放出了耀眼的光芒，成为后世仁人志士效法的榜样，其影响十分深远。

屈原精神取镕多元，他创造的楚辞艺术也如此。屈原精神当之无愧为中华民族的精神财富，楚辞艺术更是震古烁今的伟大艺术。

（二）

“其衣被词人，非一代也。故才高者菀其鸿裁，中巧者猎其艳辞，吟讽者衔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对楚辞艺术的成就及其对后世的影响，给予了极高评价。

楚辞是多元汇融的艺术。

首先，屈原创制的楚辞，是对以《诗经》为代表的四言诗的重大突破，它以一种前所未见的、富有创新的诗歌体式惊现于战国时代，并成为中华文化的传世瑰宝。

我们常说的楚辞，既是指《诗经》之后的又一部诗歌总集，又指一种诗歌体裁。作为诗体，它本义是泛指楚地的歌辞，后来成为专称，指以战国时楚国屈原的创作为代表的新诗体。楚辞“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宋人黄伯思《东观余论》）但从直观上看，这种诗体却是用汉语创作的，当时叫夏言，也叫雅言。张正明先生认为:“精神文化方面，楚人受华夏的熏陶已久。他们向华夏学来的，首先是语言文字。春秋时代，楚人尽管还说着楚言，但懂得夏言的越来越多了。楚国的贵族大抵操夏言，而且通常是相当流利的。至于文字，楚人所用的只有一种——就是夏文。借助于夏文，楚人才得以采撷华夏精神文化的繁花硕果，含英咀华，使之成为自己的文化营养。”（《楚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文献记载，楚王君臣中不少人对《诗经》等中原华夏典籍是非常熟悉的，所以屈原的楚辞用夏言创作就顺理成章了。当然，楚辞作品中也使用了一些“楚语”语词等。

楚辞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即篇幅较长，结构宏大，甚至不乏鸿篇巨制，像《离骚》全诗就有373句、2490字，《天问》《远游》等也属长诗。有些作品，屈原将它们编成组诗，如《九歌》就是由11篇组成，《九章》则由后人把9篇内容相近的作品编为一组。

楚辞作品篇幅增大，固然是诗人抒情的需要，但在语言形式上很有讲究。受节奏韵律的限制，诗歌语句实际上是一种受约束的句子。最初的诗歌，主要是二言。《诗经》虽杂言并存，却以四言为主。而四言，就是由两个二言组成的。如《周南》：“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国风》：“静女其娈，贻我彤管。彤管有炜，说怿女美”。而屈原诸作，除《天问》《橘颂》及《涉江》《抽思》的“乱曰”基本上用了整齐有致的四言句式之外，其他作品的全篇或部分则用了参差不齐的杂言句式。这些“杂言”，多在五言以上，六、七、八、九言皆有，最多为十言。楚辞诗句的加长，导致了篇幅的增大和容量的增加；其节奏韵律也错落有致，奇偶搭配，抑扬顿挫；抒情也更加伸缩如意，自由灵活。个中的原因，则是屈原顺应语言的时代发展要求，创造性地运用了三字结构和大量的虚词。三字结构就是将战国时代大量涌现的实义双音节词与单音节词在语义关联和语法搭配上结合起来，形成了与二言或四言偶数结构不同的奇数结构。例如：“操吴戈兮披犀甲，车错毂兮短兵接”（《国殇》），“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离骚》），“民离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东迁”“去故乡而就远兮，遵江夏以流亡” （《哀郢》）。另外，屈原作品中还大量使用了语助词“兮”，使这种称为“辞”的诗体更加富有歌唱韵律之美。

楚辞对三字结构的创新和运用，不仅使其成为战国时期的新诗体，也为后来的五言诗、七言诗的语言结构奠定了基础。五言诗、七言诗无论律、绝，都对三字结构进行了继承和发展。而屈原对三字结构的创新和使用，最主要的是受散文和楚歌的影响。

先秦散文中已先于诗歌使用了许多三字结构。林庚先生说：“诗歌语言是一种特殊的语言，它之所以发生巨大的变化，这普遍的文学语言就是散文……伟大的屈原就是第一个大胆地、决然地创造了与当时散文一致的诗歌语言……因为那波涛汹涌的散文，在当时乃正是从来没有过的普遍高潮。《楚辞》丰富的政治内容是与这高潮上的散文一致的。《楚辞》全新的语言形式也是与这高潮上的散文一致的，《楚辞》所以是基于先秦的诸子散文而更加典型化了的一种语言。”（《诗人屈原及其作品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

楚歌对楚辞的影响也是巨大的。楚歌的种类大抵有三：一是楚贵族文人雅士所作，如宋玉《对楚王问》所提到的《阳春》《白雪》之类；二是楚地巫歌，迄今虽少有文献记载，但屈原的《九歌》乃根据流行于沅、湘之间少数民族“其词鄙陋”的巫歌改编创作而成，从中不难了解其特点，其中也使用了许多三字结构语词；三是楚地民歌，宋玉《对楚王问》说到的《阳阿》《薤露》，应该属此。楚地民歌中有一首著名的《越人歌》，乃榜枻越人所唱，汉代刘向《说苑·善说》记其音并作了汉译，其中“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两句最为人称道。不言其他，其中“山有木”“ 木有枝”“心悦君”“君不知”就是典型的三字结构。壮族学者韦庆稳曾用现代壮语对这首《越人歌》进行了破译（《越人歌与壮语的关系试释》，载《民族语文论集》，社会科学出版社）。可见楚辞使用的三字结构，还应当受到了南方少数民族民歌的启发。因此，屈原是深谙夏言与楚语、楚歌中三字结构奥秘的，他把华夏与楚地特别是南方各民族的语言文化融合起来，在中国诗歌史上，第一次把诗歌写得如此辞藻华丽、感情奔放、架构宏大、气势磅礴。

其次，楚辞在艺术表现上的另一个突出特色是隐喻的运用。王逸在《楚辞章句》中说：“《离骚》之文，引类譬喻，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刘勰在《文心雕龙》中也说：“虬龙以喻君子，云霓以譬谗邪，比兴之义也。” 这些评论都认为屈原的楚辞和《诗经》一样，运用了比兴的手法。但是，楚辞绝不仅仅只是运用了比兴而已，它还有更深层的文学隐喻。比如，《离骚》中的三次求女，《九歌》中的迎请十位神祇，《招魂》《大招》中的招魂仪式，其中分明隐含着某种特定的意义，特别是政治含义。

屈原之所以使用这样的修辞隐喻和文学隐喻，固是其创作需要，背后的原因则是他在政坛上有难言之隐。如此，他就不可能“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不可能“以彼物比此物”，而必须采取一种更加隐晦、更加婉曲的表达和抒情。就像司马迁说的：“其文约，其辞微……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这就开创了中国文学上不直说、不说白了的抒情传统，所谓楚辞借“香草美人”以达意、抒情的文学表现方法乃由此而来。我们从后来辛弃疾等人的作品中，不难发现其影响。屈原所用的隐喻，自然有对《诗经》比兴的借鉴，同时，他对楚地巫文化中巫术用物及其仪式中的特殊隐喻也必定了解熟悉，进而影响到他的创作。北方华夏的《诗经》文化和楚地的巫文化，在屈作中实现了对接和融合。

楚辞在艺术表现上的第三个突出的特色是想象和幻想。屈原的作品，创造了一个个神怪百出、幻想联翩的艺术境界。《九歌》写的是神话人物、神话境象，《招魂》写的上下四方是神幻世界，《离骚》 的三次遨游是幻想与神话的结合，如此等等，其中皆神灵飞舞或幻境相叠。不说《招魂》中 “长人千仞”“十日代出”之类的幻境，也不说《离骚》中升天入地、役使百神的遨游，就是较为写实的《九章》， 其中个别作品也写得很虚幻。如《惜诵》中谓尝梦登天，使厉神为占; 《 涉江》中写驾青虬，骖白螭，与重华同游;《悲回风》中写摅虹扪天，吸露漱霜等，皆为神话或幻想。多用幻想 、选择幻象、创造幻境，使楚辞不同于写实的诗风，进而呈现出了一种“幻 ”(虚幻、神幻、幻想)的特色。

这种神幻特色确实是“千古未有之格”，在先秦文学中只有《庄子》能与之媲美。但它并非屈原的完全凭空想象，也是南北不同地域文化交汇的结果。楚辞中涉及到的许多神话传说，在北方和南方都有流传。比如关于昆仑、天帝的神话，关于重华、夏启、夏桀、后羿等传说主要流传于北土，而湘君、湘夫人、山鬼等神话则流传于楚地。神话传说在流传过程中就实现了交融。另外，楚地巫文化中迎神请神的活动，尤其能激发人的想象与激情。屈原的创作受此多方面文化的影响，形成了富于想象和幻想的浪漫主义特色，从而成为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重要源头。

“屈平辞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总之，作为中国文学的经典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粹，楚辞中蕴含的屈原精神和楚辞艺术，正是春秋战国时期各民族文化交融的结晶，体现了中国人独特的审美精神，是深厚博大的中华文明的重要源头之一。尤其楚辞代表作家屈原以其高洁人格、丰沛激情、奇丽想象所创作的楚骚，光耀千古，衣被百世。这充分说明，根深干壮的中华文化是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集大成。屈原精神和楚辞艺术世世代代传承、发扬光大，早就融入了中华文化的血脉，并将永永远远滋养中华民族。

文：中央民族大学原副校长，博士生导师、教授  黄凤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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