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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中华 |一个文明的涅槃——中国的枢纽
2022-11-09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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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是以我认定的“枢纽”为切入口,来回顾中国的地理发育史。至于这个“枢纽”你是否认可,其实并不是重点。更多是我自己希望通过这些文字,感叹下中国发育到今天这960万平方公里的疆域,有多么不易吧。


中国在哪里


这篇文章的主角是一个大家熟悉,却又觉得很难担得起“枢纽”二字的城市——敦煌。落笔之前,曾经想过用“谁在中国的中心”作为标题。不过仔细想了想,“中心”这个词承载的东西实在有点多,何必为这座城市平添口水。相比之下“枢纽”二字看起来会更为适合。


小时候看过一篇鸡汤文,大意是一个工厂的机器坏了,从上到下怎么修也修不好。最后只好花一万美元请专家来修。专家到后看了一圈,把一颗螺丝拧紧,机器便恢复了运转。有人不服,只是拧紧一颗螺丝却要收如此高价。专家答道:拧螺丝这事我只收一美元,不过找到这个位置我要收9999美元。


这个故事与我想说的道理并不完全贴合。此刻提起,只是因为对一个有序运转体系来说,的确会有一些看起来不那么起眼的关键点,它的得失关乎整个体系的完整。


中国在数千年的文明史中,诞生过无数历史厚重的城市。若以权力为衡量标准,作为当下中国的首都,不管是讨论中心还是枢纽,北京的地位仿佛是不容质疑的。然而要是从中国文明的层面认定中心,只数百年的帝都身份却又略显单薄,最起码西安、洛阳肯定会有意见。


现在的问题是,无论从什么视角确定中国的枢纽,我们首先要明晰一个概念,中国在哪里?


现下中国有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然而“中国”二字所指向的土地,却并不一直都是当下中国地图所标明的这个范围。看完这篇文章后,你甚至可能生出一头冷汗。因为当下这片被称之为“中国”的土地,发育至现在规模的过程实在太过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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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概念最早等同于中原。这个概念始于方国林立的三代时期(夏商周)。1963年,陕西宝鸡出土了一件周成王时期的青铜器。这件被命名为“何尊”的青铜器,上书金文有“余其宅兹中国,自之辟民”的字样。意指武王伐纣成功后,向上天报告:“我已经据有中国,自己统治了这些百姓。”


根据何尊铸造的年代,“中国”的说法最少已有3000年历史。虽然暂时还没有更早的文字出土,但“中国”概念的出现时间显然要更为久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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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也是有中心的,这个中心便是地处黄土高原与华北平原连接部位的洛阳。夏、商、周三代建立广域王权的标志,都是在洛阳一带建立王城。倘若只是为“华夏文明”寻找中心,洛阳的中心地位几乎可以说是毫无争议的。


这不仅是因为它自古以来就是中原的代言,还因为要是以洛阳为中心在地图上画个圆,这个圆的边界在西北、东北、正南几个方向,恰好经过嘉峪关、沈阳、琼州海峡几个点,几乎完美地将古代中国的核心区涵盖在内。


明亡清兴之后,清王朝将长城以南的行省称之为“汉地十八省”。对比秦朝的版图,你会发现它与所谓“汉地十八省”的覆盖范围相差并不大。可以这样说,自秦始皇以来,中国核心区的范围就基本固定在北起长城、南至南海、东临东海、西至青藏(高原)的范围内,只是随着气候的变化,这条长城线不时会有些许位移。


之所以称之为核心区,是因为在古代的生产条件下,长城还是一条农牧分割线。1935年,地理学家胡焕庸提出了一条划分中国人口密度的对比线“胡焕庸线”。在这条人口线的东南,长城以南的核心区加上近代已获开发的东北地区,以不到一半的国土面积,养活了超过96%的中国人,其中长城以南地区人口占比更是达到了9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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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是由人组成的,能够承载如此绝对优势的人口,自然会拥有核心区的定位。


然而问题是,今天我们看到的中国,国土范围远不止于“汉地十八省”,历史上不少大一统王朝,典型如汉、唐、清三代,控制线也不受长城的限制。你可以说“汉地十八省”是中央之国的核心区,滋养了华夏文明,但若是用“中国文明”的概念,这个范围却又有些自缚手脚。


除了长城以南的核心区,那些历史上与核心区一直关系密切,且大多数被纳入当代中国版图的地区,我们可以称之为中央之国的边缘地区。由东向西包括:东北地区、蒙古高原、西域、青藏高原四大板块。受环境和技术条件所限,这些地区在古代最大的问题是难以开展规模化农耕生产,这使得它们的人口密度远小于核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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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少的边缘地区就不是中国了吗?当然不是。


中国的概念一直在扩大。周瑜劝说孙权抗曹时说到“彼所将中国人,不过十五六万”(三国演义将这段话移到了诸葛亮身上)。彼时的中国并不能完全对应当代语境下的中国,而更多指的是核心区。周瑜口中的“中国”,指的是以中原为核心的北方地区。尽管秦皇汉武已经把郡县建制到了南海之滨,但由于思维惯性,在当时之人看来,连长江流域都还多少有点边缘地区的感觉。


一定要找个词对应当下语境中的“中国”,那应该是“天下”二字。《诗经》里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如今的中国人已经知道,苍天之下并不只有自己熟悉的这片土地。“天下”二字用得少了,“中国”二字便开始取代天下二字,成为了身份认同的标识。


刺向游牧腹地的“帝国之矛”


“秦皇汉武”是中国历史上武功最盛的两位帝王。这当中秦始皇的贡献是奠定了中国的核心区范围,汉武帝的贡献则在于摆脱长城的束缚,将中国的范畴向刚才所罗列的四大边缘板块延伸。


可以这样说,最起码从汉武帝对匈奴发起反击战起,天下或者说中国的范围就已经不再只限于长城之南了。而这距离秦始皇派大将蒙恬北逐匈奴,沿农牧分割线修筑万里长城,仅仅过去了不到100年时间。


将秦始皇打下的江山,与汉武帝扩张的核心区相比,最引人注目的区别是西北部缺少了一个突出部。这个如长矛一般刺向亚欧大陆腹地的突出部,便是敦煌所在的河西走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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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在位55年,在他的领导下,汉军对长城之外的匈奴帝国发动了多次远征,将那些原本不属于中原王朝舒适区的草原荒漠,变为了大汉铁骑驰骋的疆场。


建立统治的形式有很多种,一个地区想拥有核心区的身份,有没有建制郡县是最重要的标志。然而长城之外的土地终是过于苦寒,那些大汉将士用生命和鲜血征服过的土地,大多并没有成为帝国新增的郡县。


河西走廊却是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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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121年,汉骠骑将军霍去病两次出征河西走廊,从匈奴手中夺取了这片原本的游牧之地。这位不世出的少年将军应该没有想到,这次军功不仅为他效忠的皇帝陛下带来了武威、酒泉、张掖、敦煌四个郡(史称“河西四郡”),更为2000年后的当代中国版图,打下坚实的基础。


这条狭长的走廊背靠青藏高原,面朝蒙古高原,西端刺向位于亚洲中部的西域(新疆),只在东端与华夏文明诞生的那片黄土地相连。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除了在北部将秦、赵、燕三国自修筑的长城连为一体以外,还沿着黄河筑了新的长城。在他看来,位于黄河之西的“河西走廊”并不需要成为天下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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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中国文明只想着被动防御,那的确没有必要去经略这个危机四伏的突出部。汉武帝原本也只是想在北方与匈奴正面对抗,但此时的匈奴人已经扩张至了河西走廊,从西、北两个方向对长城之内的农耕者呈包夹状态。


穿越河西走廊,在天山南北寻找盟友的计划,被汉王朝称之为“断匈奴右臂”。不得不说,这是一个十分大胆的计划,以至于汉武帝派出的使者张骞在河西走廊被匈奴人截获时,匈奴人会震惊地反问“使吾欲使越,汉肯听我乎”。意思是说:如果我们派使者穿越汉朝,出使南海之滨的南越国,汉朝难道会听之任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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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的防守就是进攻,饱受游牧者侵扰之苦的汉王朝别无选择。不过匈奴人有一点说得对,跨越对手的领地寻找盟友,确实有点过于冒险。汉朝需要打通一条能够直接与盟友相通的陆地通道,而这条通往亚欧大陆腹地,乃至遥远欧洲的通道,在日后被称之为“丝绸之路”。


做到这一切的关键,便在于将河西走廊变身为中国的核心区,变成刺向游牧腹地的“帝国之矛”。


成为中国核心区的必要条件,是要能够耕种。黄仁宇先生曾提出“十五英寸等雨线”(15英寸=381毫米)的概念,用以解释古代中国的农牧分割线。简而言之,年平均降水量低于这条等雨线,土地便很难被大规模开发成农田。与此同时,更适应干旱环境的游牧经济,会自然占据优势。


靠着东南季风从太平洋吹来的温润水汽,整个中国核心区的降水量基本都在这条等雨线之上。“河西四郡”却是一个例外,经过漫长的跋涉,太平洋水汽飘到河西走廊时,已经是强弩之末。


时常会有人开玩笑地问来自甘肃的同学:你们那里是不是骑着骆驼上学?这个印象便是来自于河西走廊,更准确说就是敦煌。


作为河西四郡中最西端的存在,敦煌的年平均降水只有38毫米左右,仅为十五英寸等雨线要求的十分之一。即使是四郡中离太平洋相对最近的武威,年平均降水也只在170毫米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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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降水已经属于沙漠气候了。凛冽的西北风,会先将西域和蒙古高原的砾石沙化,然后经年累月地吹向河西走廊。如果没有额外的补水,映入旅人眼帘的只会是一眼望不到头的漫漫黄沙。


幸好河西走廊所背靠的青藏高原,是地表最强大的天然水塔,具体到河西走廊的靠山,则是主脉平均海拔4000-5000米的祁连山脉。凭借强大的海拔优势,祁连山脉能够将高空稀薄的水汽拦截下来,形成降水,变成河流,滋养山前的沙漠地带。


沙漠是生命的禁区,有靠山的沙漠却能凭借高山之水的补给,在山麓前生成绿洲。只不过这些河流从山脉的缝隙中穿出,而不是贴着山麓流淌。由此便会在山前形成断续存在的一个个绿洲。于是,人骑着骆驼在一个个绿洲中穿行的画面,就成为了河西走廊乃至整个丝绸之路留给人们的记忆。


有水就会自然生长有植被,沙漠绿洲是游牧者最喜欢的存在,这些珍贵的淡水同时也是农耕者所喜爱的。只是那些被人类驯化选育出来的作物,却比野草要更为娇贵,必须还得有足够的积温,它们才愿意生长。


环境之于人类的影响无处不在。这些影响往往会形成一道道无形的屏障,如“结界”般横亘于人类与人类之间。这样的结界,我称之为“地缘结界”。


“胡焕庸线”和“十五英寸等雨线”便是地缘结界般的存在。除了这两条前人已经探讨出来的隐形线之外,还有一条与纬度相关的结界——“北纬42度温度线”,冥冥之中影响着中央之国在古代的辐射边界。


纬度是影响温度的最大因素,对于北半球的人来说,越往北走气候越冷。而对于古代中国来说,北纬42度线以北的地区,基本属于农耕的禁区,即使有充沛的降水或者高山补水,寒冷的气候也让人没有能力将那些自然生成的森林、草地,开垦为农田。


查看地图,你能看到辽宁的省会沈阳、新疆的哈密/吐鲁番,都正好在处在这条温度线上。而这些城市以北,基本就不会有以农耕著称的古代城市。


所幸,河西走廊和天山之南的“南疆”地区,都处在这条温度线之南。依托着祁连山之水,以及勉强达到的积温,中央之国终于在2100多年前用河西走廊这柄“帝国之矛”,刺破“十五英寸等雨线”这条地缘结界。


被遗弃的敦煌


中国文明经常与中东的两河文明、古埃及文明一起,被归类为“大河文明”。其实中国文明的类型还要更复杂一点,更应该被称为“治水文明”。那些个文明所处的大环境都是沙漠气候,依靠高山流水滋养,与河西走廊的总体环境相仿,只是更热,绿洲的规模也更大。


反观东亚地区丰沛而不够稳定的降水,却迫使着中国人不光要像那几个古文明一样学会开展灌溉农业,还要掌握对抗水患的技能。如此锻炼出来的技能,开发起沙漠绿洲毫无难度。


在降服河西走廊游牧的匈奴人后,汉王朝向河西走廊的几个绿洲迁徙入大量人口。只要有绿洲农业作为支撑,加上骆驼助力,河西走廊的核心区身份看起来是稳了。


然而河西走廊虽然有条件被中央之国,经营成一柄刺向游牧腹地的帝国之矛,整体却终是被三大边缘板块严密包裹。历史上的河西走廊,一直被来自这三个方向的游牧者所觊觎。所幸,游牧者亦知道农耕能够为自己带来更多经济效益,即便是政治上控制了河西绿洲,也不会去破坏当地的农业。


这让河西走廊的中国文明印记,能够在两千多年时间中一直不间断地传承下来。在所有承载这段历史的遗迹中,敦煌莫高窟是最绚烂的一处。从西晋解体后的五胡十六国时期,到北朝、隋朝、唐朝、五代十国、西夏、元朝的将近1200年时间里,700余个佛教洞窟在敦煌东南的鸣沙山上开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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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洞窟中,藏经洞的故事无疑最为传奇。安史之乱后,藩镇四起,定都长安城的唐王朝无力控制地方。河西四郡有如汪洋中的几叶孤舟,受到回鹘、吐蕃等周边势力的相继侵入。


公元851年,沙州豪族张议潮起兵赶走了占据于此的吐蕃守将。随后张议潮和那些中原移民之后建“归义军”,一度以沙州为政治中心,收复了整个河西走廊,并派使与长安城的唐王朝取得联系。归义军之名,便意在表明河西之地,重归大唐所有。


唐时的沙州,便是敦煌。


只可惜唐王朝已然势衰,再往后结束五代十国之乱的宋朝又是积弱不堪,连长城这条生命线,也拱手让与了北方的游牧者。公元11世纪初,归义军为西夏政权所灭。在最后的时刻,数万件年代跨越公元四至十一世纪的佛经、文书、刺绣、绢画、法器等文物,被封入了张议潮主政时期所开凿的莫高窟第17号窟。


这并不是敦煌遭遇的第一次危机,更不是最后一次。更大的危机来自于又一个统一中原的大一统王朝——明朝。


相比一直积弱的宋王朝,明王朝的武功明显要盛上许多。开国之初,明太祖朱元璋即派遣大将蓝玉,在漠北的“捕鱼儿海”(今贝尔湖),大胜元主脱古思帖木儿。后世称“永乐大帝”的明成祖朱棣上位之后,更是曾经五次亲入漠北,追击北元残部。


然而明王朝并没有就此再现汉唐雄风。公元1449年,亲率五十万大军北伐的明英宗遭遇“土木堡之变”,自己也成为了游牧者的俘虏。


此后的明王朝开始将重心放在长城之上,至于那柄刺向游牧腹地的“帝国之矛”,就有些“食之无肉,弃之不舍”。如果选择放弃,历史经验告诉明朝的统治者,转瞬之间,来自西北的游牧压力,就可能将明朝变成又一个北宋。


如果选择坚守,河西走廊的价值又只在于西通西域、北制蒙古、南安青藏,并不能为大明贡献多余的赋税。如今的大明王朝既然已不期待能够彻底解决游牧威胁,自然也就不再有“断匈奴右臂”般的需求。


公元1516年,敦煌为来自西域的吐鲁番政权所攻破。8年后,北京的朝廷作出一个始无前例的决定,将河西走廊与帝国的西部防线,退守至西距敦煌350公里的嘉峪关,这个位置已经在酒泉之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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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唐之际,敦煌治下的玉门关、阳关才是帝国核心区的西部极点。多少诗人曾经为这两座关口留下自己的咏叹。


换而言之,一直被视为河西走廊不可分割一部分的敦煌,被它的国家遗弃了。


重生的枢纽


如果说河西走廊是“帝国之矛”,那么敦煌就是这帝国之矛的“矛尖”。放弃整个河西走廊可以理解,单独放弃敦煌却多少有点不可思议。解开这一谜之举动的密码,就隐藏在敦煌独特的位置之下。


嘉峪关、酒泉、张掖、武威等城关所在的绿洲,整体都位于青藏高原的东北麓。定居于此的中国人,倘若有千里眼,向东抬眼便可望到发端了华夏文明的黄土高原。


唯有敦煌是个例外。


河西走廊和它所依托的祁连山脉,在敦煌的位置上走到了尽头。其他从祁连山脉穿出的河流,都是东北向的,往蒙古高原流淌,滋养敦煌的党河却是西北向绕过祁连山脉,与另一条同样走向的疏勒河汇合,然后西向注入位于新疆东端的罗布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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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河的走向,决定了敦煌位于青藏高原的北麓。定居敦煌的中原后裔,即使有千里眼加持,想东望故土也得有能力穿透祁连山脉的阻隔。以这样一个位置而言,敦煌不仅是河西走廊的一部分,更是处在塔里木盆地和整个新疆的门户之上。


然而,要是中原王朝的统治者只想利用河西走廊,牵制一下帝国西侧的游牧者,而非有汉武帝“断匈奴右臂”那样的宏图伟志,敦煌这个刺入塔里木盆地东端的矛尖,却是大可以放弃的。


只是放弃的代价一定很大。不要以为放弃了敦煌,就只舍去了西域。考虑到从蒙古高原到天山南北,再到青藏高原,都是游牧者的舒适空间。一旦中原王朝不能立足于敦煌,向大陆腹地延伸控制线,这些土地势必成为游牧者的天下,并对长城防线造成巨大的压力。


这一点,清王朝的统治者最有心得。康熙、雍正、乾隆三朝被合称为“康乾盛世”,王朝的国力在这个阶段达到顶峰。然而熟悉清朝历史的人会知道,在这段盛世的背后,还有一场横跨三代的“清统一准噶尔之战”。


公元1688年,已经做了二十七年皇帝的康熙接到奏报,驻牧于北疆地区的蒙古准噶尔部,不仅控制了整个西域,还东进蒙古高原,向已经臣服于清朝的蒙古诸部发起征服战,战争就此正式打响。1716年,准噶尔大军又翻越藏北无人区,占领拉萨,将战火延伸到西藏。


战争打响之时,清代学者顾祖禹恰好完成了他的地理巨著《读史方舆纪要》。在顾祖禹看来,前人总结出来的“欲保秦陇,必固河西,欲固河西,必斥西域”观点非常有道理。河西走廊关乎黄土高原的安危,而想稳定河西走廊,是一定要将控制线延伸入西域的。


整个战争期间,河西走廊成为了西线战场的军需储备之地,为前线提供后勤保障。一直到乾隆二十二年,也就是公元1755年,这场延绵接近七十年的战争方宣告结束。清王朝的疆土就此进入鼎盛时期。


不要以为古老的中国就此可以平稳过渡到现代国家行列。此时的世界已不再是中国人认知中的“天下”。从1842年输掉鸦片战争开始,已经有工业力量加持的西方列强,开始从海、陆两线动摇这个东方文明的根基。


山雨欲来风满楼。1865年,在大英帝国和沙皇俄国的干预下,河西走廊以西地区再次脱离中央政府的控制。而此刻的清王朝内部,却出现了“海防”“塞防”之争。


前者认为,当下的世界博弈的重点已在海洋,列强施压中国也主要是通过海军力量。应该暂时离弃西北地区,将军费集中用于打造海军;后者则认为不能“扶起东边,倒却西边”,西域的得失关乎西北,乃至整个中国的安危。


这一次,北京的朝廷终究没有再次放弃敦煌,退守嘉峪关。1876年4月至1878年1月,在左宗棠的统帅下,清军用了将近两年的时间,让新疆再次回归中国的怀抱。


这就是最后的危机了吗?错!


转眼间,历史跨入了20世纪。武昌起义的枪声,让早已风雨飘摇的清王朝迅速成为历史。只是首义时提出的“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口号,加上被设计为“铁血十八星”的国旗(对应汉地十八省),却难免将祖先的努力抹杀。


好在这个失误很快得到了纠正。只能代表小半个中国的“铁血十八星旗”,变成了代表“五族共和”(汉满蒙回藏)的“五色旗”。东北地区、蒙古高原、西域、青藏高原这四大边缘板块,方算是回归到中国的范畴中。


再后面的事,大家都已经熟悉了。虽然还有些许波折,但中国的疆域最终稳定到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规模。


想象一下,如果当代中国不再拥有胡焕庸线以西的那半个中国,而是甚至只能蜷缩于长城之南,即使还能够拥有13亿级的人口,地缘潜力又会打上多大的折扣。最起码,当已经涅槃重生的中国,再想起用“丝绸之路”的概念连通欧亚时,不会像现在这般从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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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视线拉回到100多年前的敦煌,这个浑然不知自己的命运竟然关乎半个中国得失的枢纽,此时正在经历一场劫难。1900年,道士王圆箓意外发现了莫高窟的藏经洞。伴随着王朝覆灭时的动荡,以及整个文明和国家积弱的无奈,从1907年英国探险家斯坦因进入藏经洞开始,大量敦煌文物通过各种途径流失海外。


这段惨痛的经历,却让研究敦煌文化的“敦煌学”,成为了一门世界范围的国际显学。敦煌也由此成为了世人关注的热点和河西走廊上最热门的旅游景点。


写下这篇文章,只是希望当大家前往莫高窟观摩精美壁画,或在鸣沙山下惊叹月牙泉的存在,或在国外博物馆里看到流失海外的敦煌文物时,心中能够对这座城市存在的意义,更多一层认知。


毕竟,在敦煌得到核心区身份认定后的两千年多年时间中,这座城市绝大部分时间的命运,不是充当“帝国之矛”的矛尖,就是成为中原统治者的弃子。这份坚持与守望,值得我们对它抱以更多的敬意。



来源:“道中华”微信公众号

作者: 温骏轩

编辑:刘雅

流程·制作:韩东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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