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委托项目“蒙古族源与元朝帝陵综合研究”的历史学研究成果，十卷本《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史》对匈奴、乌桓、拓跋鲜卑、柔然、突厥、回鹘、黠戛斯、契丹、库莫奚、室韦等10个古代北方民族的族名族源、历史变迁、政治制度、经济生产、生活方式、文化习俗、民族关系、迁徙流向等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论述，对于廓清国内外在蒙古族及中国古代北方各族关于民族起源、民族关系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的模糊认识，科学构建中国特色北方民族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助力维护国家统一、文化安全、边疆稳定、民族团结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山西太原出土的隋《虞弘墓志》拓片（《柔然卷》）

《匈奴卷》

以战国秦汉时期活跃在中国北方地区的游牧民族匈奴为研究对象，共分七章。

探讨了匈奴族名和族源问题，认为“匈奴”出现于文献之时，已非一个原始的氏族或某个以血缘关系一脉相承下来的部族，其所指代的是一个复杂的、包含众多部族的共同体。按照从公元前4世纪末期到4世纪中期的时间顺序，叙述了匈奴的历史变迁。论述了匈奴的政治、军事制度，认为这些制度与特殊的生态、经济环境相适应，造就了匈奴独特的政治、军事文化；论述了匈奴人的生业经济，认为畜牧业是匈奴经济生产的主要部门，牧民对牧场利用相对合理化，既适应了草原生态环境的变化，又体现了匈奴人本能的生态保护意识；狩猎业、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则是匈奴畜牧经济的重要补充。探讨了匈奴与汉朝、西域的关系，认为汉匈关系是匈奴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双方经历了和亲、盟约、互市、战争、相持、依附等多样化的交往交流交融历程，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匈奴自公元前3世纪末期开始进入西域，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加以经略，成为最早对西域实行统治的北方少数民族，匈奴经由西域与西方之间的商业往来，活跃了地区经济，加强了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阐述了匈奴人的衣食住行、婚丧嫁娶、宗教信仰等习俗都与游牧生产生活相适应，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和区域特色，是匈奴社会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发展面貌的体现。

蒙古国高勒毛都2号墓地匈奴时期贵族墓出土鎏金银龙(《匈奴卷》)

《乌桓卷》

以西汉末年至东汉、魏晋时期最为活跃的乌桓为研究对象，共分七章。

指出从历史发展过程看，把乌桓与鲜卑等同于东胡显然是不恰当的，西岔沟文化遗存与史籍记载的乌桓历史演变最为接近。探讨了乌桓的族源，指出乌桓当出于东胡，寻找乌桓山位置的空间可大体确定在大兴安岭东麓偏南地区。叙述了乌桓的历史变迁，认为乌桓自秦汉时期见诸史书，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闪光的足迹；至公元207年曹操北击乌桓取得胜利后，将乌桓余众迁徙至内地，乌桓逐渐与其他民族融合。梳理了乌桓经济类型，认为从乌桓历史发展的整体情况来看，其生业模式始终以畜牧业为主，兼有狩猎，同时，因地制宜地发展出一定规模的较为粗放的种植业；迁徙至中原边塞地区后，又在与其他民族的不断交往中出现了手工制造、兵器制造等产业。探讨了乌桓社会组织，认为没有系统、完善的社会组织管理体系是乌桓有别于其他北方游牧民族的重要特点。论述了乌桓与其他游牧民族和中原政权的关系，认为历史上乌桓的活动地区既有匈奴游牧政权，又有农耕为主业的中原政权，还有同样源出东胡、后来成长为北方草原霸主的鲜卑集团，乌桓在历史进程中与他们有战有和，联系交流密切。总结了乌桓人的文化习俗，囊括衣食习俗、婚嫁丧葬、原始崇拜与信仰等。

《拓跋鲜卑卷》

以拓跋鲜卑建立北魏以前的历史为主要研究对象，共分为七章。

对拓跋鲜卑相关史料、名称与来源、历史演变、经济生活、与其他政权之间的关系、文化习俗等多方面内容进行了全面系统研究，认为《宋书》《南齐书》《魏书》《晋书》等古代历史文献有关拓跋鲜卑的记载是研究拓跋部族历史的重要文献依据，通过对这些文献史料的梳理与辨析，可以获知拓跋鲜卑历史变迁的大致情况。拓跋鲜卑作为游猎民族，在其徙入呼伦贝尔草原以前社会生产力水平滞后，但在南下西迁过程中逐步学会农业生产，实力逐步强盛。同时，拓跋鲜卑在与魏晋等政权的交往中，仿效魏晋汉族的政治制度对自身内部进行适当调整，加快发展步伐，为最终完成统一中国北方大业奠定基础。早期拓跋鲜卑服饰、饮食、居住、婚姻、丧葬宗教信仰等习俗，文献中只有零星记载，但结合民族学材料和考古学材料，可以获知早期拓跋鲜卑文化习俗各方面情况。运用呼伦贝尔地区的鲜卑考古调查与发掘的实物资料，探讨拓跋鲜卑在呼伦贝尔地区起源、迁徙、发展的文化面貌等一系列问题，进一步拓展早期拓跋鲜卑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实现了历史学与考古学研究的深度融合。

《柔然卷》

以5世纪初建立游牧政权的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柔然为研究对象，共分六章。

通过对史料的辨析以及对柔然的语言、有代表性风俗习惯、体质人类学特征等几方面因素的考察，进一步肯定柔然来源于“东胡——鲜卑”说的主流观点，并指出“塞外杂胡”说反映了柔然部众成分的复杂以及柔然政权统治下的民族众多等实际情况。对柔然发展脉络以及以可汗为中心的职官体系、君位继承制度、两翼分封制度和军事制度等一系列问题作了比较深入的探讨。以文献史料的记载为基础，结合相关考古资料，认为游牧业是柔然最主要的经济生产类型，狩猎业是其游牧经济的重要补充，手工业、农业、商品交换贸易也为柔然社会经济的发展发挥了作用。论述了柔然的衣食住行、婚姻、语言、姓氏、原始信仰与宗教等文化习俗及其特点。

山西太原出土的隋虞弘墓部分椁壁浮雕（《柔然卷》）

《突厥卷》

本卷共分七章。

对突厥的族名及其来源问题进行论证，认为突厥的族名与突厥人擅长的冶铁技艺有关；突厥的来源与塞种、月氏、乌孙及铁勒等部族密切相关，且乌孙最有可能是其直系，但其也经历了铁勒化历程。依据游牧社会与政权的自身发展规律认识突厥政权发展史，揭示出突厥政权内讧的本质，进而重新解读了西突厥政权的形成问题，初步得出泥撅处罗可汗和启民可汗时突厥政权在客观上已完全分裂的结论。论述、介绍了突厥的圣地“于都斤”、分封制、可汗继承制、官职等问题，认为突厥官职继承前代政权者较多，也保留着自身原有的官号。探讨了突厥的经济、文化，认为其既有草原游牧民族共有的特点，也保持了自己独有的特性。对突厥同周边及属部之间关系作了探讨，认为突厥与中原之间基于各自利益，时战时和；突厥直接统治铁勒诸部，征用其物，东征西讨，这也导致铁勒叛服不定；突厥羁縻统治西域诸胡，与其合作经商，收敛钱财；突厥掌控东部诸族，索取重贵的狩猎品，并牵制其他政权。

《回鹘卷》

以漠北回鹘人及其建立的政权为研究对象，共分七章。

对载有漠北回鹘汉文文献以及古突厥文、汉文、粟特文的碑铭予以综述，同时就学界对漠北回鹘的研究历程及关注的重点问题作了评述。通过分析指出，回鹘应起源于高车、铁勒的一支，即南北朝时高车人中的袁纥部。叙述了回鹘从7世纪初期在北方草原崭露头角、8世纪中期攻灭后突厥政权建立漠北回鹘政权、漠北回鹘政权从药罗葛氏到阿跌氏的王权更迭、9世纪中期漠北回鹘政权为黠戛斯所覆灭的历史进程，并梳理了此后回鹘人的迁徙与发展脉络。对漠北回鹘政权的政治、军事制度及经济生活进行了论述，认为漠北回鹘政权的政治制度受突厥影响甚大，其“署官号皆如突厥故事”；同时随着与唐朝的接触不断加深，回鹘也开始借用中原的制度与官号，逐渐形成突厥和唐朝官号兼用的职官制度；军事制度上，回鹘以骑兵为主，承袭了以往北方民族的军事传统；生业模式则随着与周边民族的交往，从最初居无定所的游牧业，逐渐发展出商业、手工业与农业，并开始在其他民族工匠的帮助下在草原上修筑城池，贵族逐渐转为半定居生活。对漠北回鹘与唐朝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及其与吐蕃、骨咄禄、黠戛斯、契丹、库莫奚、室韦等其他诸民族的关系进行了探讨；同时梳理了当时回鹘人的宗教信仰、语言文字、生活习惯、社会风俗等，认为其文化习俗既有游牧民族的特点，又吸收了周边定居民族的文化。

《黠戛斯卷》

以柯尔克孜族的祖先黠戛斯为研究对象，主要讲述了唐代黠戛斯的历史，共分七章。

考证了黠戛斯的族名与族源的问题，认为汉文文献所见黠戛斯名号汉字译写形式不一系古代汉语的语音演变及历代史官的方言，以及不同音写形式分别译自不同语族的语言所致；黠戛斯与丁零、突厥等族仅为地域相邻而非同源，言黠戛斯与李唐同宗，则是双方出于政治利益的附会，并未见确凿的史实依据。探究了黠戛斯的历史兴衰，通过对其社会结构、官制、法律特点等内容的探讨，揭示了黠戛斯的社会政治特色；从其军队的数量与构成、军备、官职等方面，探讨了其相关军事问题。利用考古资料，对黠戛斯人的畜牧业、狩猎业、农业、手工业与商业贸易等方面加以探究。辨析了黠戛斯与唐朝及其他北方诸族的关系。阐述了黠戛斯的文化习俗，涉及语言文字、衣食住行、婚嫁与丧葬习俗、宗教信仰与历法等。

《契丹卷》

主要以公元916年辽朝建立之前的契丹早期历史作为主要阐述对象，并简略叙述了辽政权、西辽政权以及之后契丹人的发展流向，共分七章。

探讨了契丹的族名、来源及历史变迁，指出《魏书·契丹传》关于契丹来源的记载是后世史书相关史文的源头，反映了契丹与宇文部鲜卑的渊源。结合契丹在活动地域、风俗习惯、语言文化、人种等方面与鲜卑多有相同或相通之处，得出契丹应来源于宇文部鲜卑的判断。契丹早期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不但继承有其来源民族——鲜卑的元素，也开启了辽政权的民族特质。以畜牧业为主导的经济基础，决定了契丹人衣皮毛、食肉酪和毡帐为营、车马为家的生活习性，这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方式为辽代契丹人所延续。契丹人在与周边的交往中，多通过选择依附强大势力，游离于不同民族和政权之间，以达到趋利避害、争取生存空间的目的；当自身力量强大之时，又通过联合、兼并周边关系密切的民族，壮大自身，以拓展发展空间。文化习俗上，契丹人通过吸收摩尼教和佛教等外来宗教，或是与本民族信仰的萨满教相结合以服务于变革，或用于安置俘获的汉人僧侣、稳定汉人思想等，其婚姻和姓氏相联系的原则为辽代所继承，形成耶律和萧两姓通婚制度。

《库莫奚卷》

以早期主要活动于今内蒙古高原东南部的西拉木伦河流域，辽代大体以今老哈河流域为活动中心的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库莫奚为主要研究对象，阐释了其在中国北方民族史、中国疆域史上的重要地位，共分六章。

归纳和评述了库莫奚族属来源的七种说法，并以文献史料和考古学资料为依据进行充分论证，提出库莫奚属东胡系统，直接来源于宇文鲜卑，并含有匈奴成分。将库莫奚的政治军事形态分为三方面内容进行论述，即北朝至隋代的部落联盟、唐代的饶乐都督府和辽代的奚大王府。认为库莫奚的畜牧业、渔猎业、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等经济类型在不同历史时期有着各自的变迁轨迹，奚人生活方式与其经济类型密切相关。对库莫奚与中原政权及各民族的关系作了考察，总结了库莫奚与北朝、隋、唐等政权或冲突、战争，或朝贡、贸易，及其与契丹、突厥、回鹘等民族的关系，深入阐释了库莫奚在多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进程中的作用、地位和贡献。考察了库莫奚的文化习俗，认为奚人丰富多彩且独具特色的文化习俗，在姓氏、语言、婚丧习俗等方面多有体现。

《室韦卷》

以蒙古族的直系祖先室韦-达怛为研究对象，共分七章。

位于内蒙古呼伦贝尔市陈巴尔虎旗境内的岗嘎墓地出土玛瑙珠（《室韦卷》）

梳理了南北朝至辽金时期汉文文献对室韦历史的记载，总结了百余年来中外学者对室韦史的研究状况、具体成果和各时期特点。对于室韦的名称、来源、历史变迁作了考察，指出室韦是南北朝至辽金时期见于文献记载的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属东胡系民族北部鲜卑后裔。南北朝时期始见记载，起初以乌洛侯名义出使北魏，东魏后以室韦作为嫩江下游流域及以西地区鲜卑后裔各部落的泛称。隋代，室韦分为五个部落群。唐代，室韦有二十余部。其中，“蒙兀室韦”位于今额尔古纳河下游右岸，“蒙兀”即“蒙古”一词的最早汉字译写形式。唐代蒙兀室韦的见载史册，直接将蒙古族源与室韦紧密地联系上，由此室韦史成为蒙古族历史的序史。9世纪中叶，漠北回鹘政权败亡，室韦人大批涌入蒙古高原及其周边地区。

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室韦人同北朝、隋唐、五代诸中原政权以及突厥、回鹘、黠戛斯、沙陀、契丹等北方诸族均有过程度不同的交往，参与一系列重要历史事件，对中国古代各族政权及邻近各族的历史都有一定影响。经过辽金时期的发展壮大，最终蒙古部统一蒙古高原诸部，以蒙兀室韦为核心、其他室韦部落为主要成分，吸收突厥语族等部落，初步形成古代蒙古民族共同体，此后大漠南北的游牧部落均被归入蒙古名下，可以说室韦部落与古代蒙古族有一脉相传的历史关系。

位于内蒙古呼伦贝尔市陈巴尔虎旗境内的岗嘎墓地2014年度考古发掘现场（《室韦卷》）

分析了唐代室韦人的家庭形态、劳动分工和贫富差距等社会状况，以及渔猎业、家畜饲养业向游牧业的转化，农业、手工业等生产方式的发展变化，对衣食住行等生活方式和丧葬等风俗习惯作了进一步论述。介绍了呼伦贝尔地区室韦墓葬遗存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认为以西乌珠尔、谢尔塔拉、岗嘎三处为代表的墓葬遗存，与呼伦贝尔地区两汉时期鲜卑墓葬遗存和辽代墓葬遗存有别，应为7~10世纪呼伦贝尔地区室韦人墓葬遗存，为探寻呼伦贝尔地区作为蒙古族起源地找到了考古实证材料。

本卷内容根据上述三处墓地的考古发现，全面深入地论述了室韦人的考古学文化，是考古学、历史学等多学科综合研究室韦历史文化的新成果。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蒙古族源研究中心

执笔者：刘国祥 栗媛秋 袁刚 王珏

来源：《中国民族》杂志2022年第12期

责编：刘雅  流程制作：王怡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