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华民族初始的盘古开天、女娲补天、后羿射日、皇天后土,到嫘祖养蚕、后稷稼穑,再到三皇五帝时期的尧初都蒲坂、舜都蒲坂、禹都安邑、夏朝诞生……诸多关乎史前文明肇始的神奇言说,都与这里密切相关。
夏代忠臣关龙逢,商代中兴名相傅说,春秋巨商大贾猗顿以及割股奉君、隐居绵山的介子推,战国思想家荀子,三国蜀汉名将关羽,西晋地图学家裴秀,东晋文学家、训诂家郭璞,隋末唐初哲学家、教育家王通,唐代文学家王勃、卢纶、柳宗元,宋代史学家司马光,元杂剧艺术家关汉卿,明代理学大家薛瑄……在中国历史文化星空中熠熠生辉的他们,都出生在这里。
“五千年文明看山西”“地下文物看陕西,地上文物看山西”,山西省以531处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数量名列全国第一,而这里则以拥有其中102处雄居全国地级市首位。
这里,就是古称河东的山西运城。
俯瞰运城市西侯度遗址“第一把圣火”景区 畅民/摄
表里山河,人杰地灵。那么,作为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重要发祥地之一,运城的发展变迁是如何昭示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路向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演进格局的?在这片古老土地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呈现出怎样的万千气象?就此,记者近日对话李云峰先生。
记者:《史记·本纪第一·五帝》载:“夫而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是为帝舜。”本文所言“中国”,还有后来的“华夏”等称谓,似乎都和运城密切相关?流传千古的阪泉之战、涿鹿之战与运城又有着怎样的关联呢?
李云峰:上古时期,在古冀州地域的阪泉、涿鹿,先后发生推动中华各部族最早融合的两场大战,以炎帝、黄帝、蚩尤三大部族为核心的中华民族初步形成。此后,才有黄帝后裔尧、舜、禹相继于河东地区蒲坂、安邑登基称帝的文明历史,即《史记·竹书纪年》载“尧都蒲坂(今运城永济市),后迁徙平阳(今临汾),舜都蒲坂,禹都安邑(今运城夏县)。”《史记》中“夫而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是为帝舜”所言“中国”,就是指位于蒲坂的舜都。夏王朝统治下的“华夏”,已不仅仅是华族部落与夏族部落的交融,而是设定“九州”的辽阔区域,并且进一步融合东夷、北狄、南蛮、西戎等各部族以及中原、华北、西北、江南、华东等境域,拉开了各民族大融合的帷幕,标志着中华先民不再局限于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部落,而是逐步融合发展为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
可以说,“中国”“华夏”等称谓的来源都同运城有着重要关系。
至于阪泉之战、涿鹿之战,尽管史学界对其发生地是否在运城存有争议,但它们与运城的盐一定是有关的。正是因为这一自上古部落到后世历朝历代都依赖的战略资源,黄帝和炎帝、蚩尤无不视运城为争雄之地。
运城永济市境内的中条山尧台 畅民/摄
北宋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记载了运城盐池的传说,说黄帝斩蚩尤于此,蚩尤血化为盐池。这个位于今运城市区南部的盐池,被当代艺术家田汉先生誉为“千古中条一池雪”。据《河东盐法备览》记载,“仲夏有候风出,声隆隆然,俗称盐南风,盐花得此,一夕成盐”。几年前,我们在中条山里还寻访到几乎成为传说的“盐风洞”。在祀奉盐池之神的池神庙中,除了太阳神殿,还专门设有风洞之神殿。相传舜帝曾在池神庙熏风楼所在位置,抚琴吟唱出那首最古老的《南风歌》:“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
运城七彩盐池 畅民/摄
运城池神庙三大殿:灵庆公神殿、太阳神殿、风洞神殿 畅民/摄
本文受访者探访运城中条山盐风洞
正是使中华先民得以繁衍生息的生命之源——盐,在泱泱中华一步步发展壮大的历程中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记者:山西省简称“晋”,也被称为三晋大地。这个“晋”字,与运城有着何种渊源?
李云峰:“晋”源于晋国,而三晋是指魏、赵、韩这三个由晋国分裂而来的政权。公元前403年,周天子承认三家为诸侯,史称“三家分晋”。因此,《战国策》《史记》等史书将此三国合称为三晋。
《左传》有言:“启以夏政,疆以戎索。”作为春秋五霸之一的晋国,最初封地在今晋南运城与临汾间方圆百里左右的地域,与戎狄等各部族杂居,因开放包容而不断发展壮大起来,并于晋文公时代奠定了雄踞春秋五霸之首的百年霸业。
在这里,我和大家分享一下晋文公重耳的故事。
重耳是“混血儿”,早年间虽然与哥哥申生(太子)、弟弟夷吾都享有贤名,但并不为当时的大臣们所看重,只好在一帮哥儿们陪伴下度过了19年流亡生活。期间,他陆续考察作为自己舅亲的北方戎狄,以及“尊王攘夷”的齐国、雄心勃勃的楚国、蠢蠢欲动的秦国……得益于此番积累,日后登上君位的重耳,方能采取举贤任能、勤理军政,救乏振滞、匡困资无,轻关易道、通商宽农,懋穑劝分、省用足财等一系列强国富民政策,不但为晋国打下开创霸业的基础,还通过出兵帮助周襄王平定叛乱;通过率兵救宋,与有约在先的楚成王上演著名的“退避三舍”,取得“城濮之战”大胜,从而得到了诸侯拥戴,被推举为齐桓公之后的第二位春秋霸主。
倚重卿大夫强国的晋国,也亡于卿大夫赵魏韩三家的瓜分,但它仍然属于战国七雄中举足轻重的“三晋”,三晋大地亦始终是诸侯国争雄的核心地域。从这里走出去的张仪、范睢、韩非子等人,以他们的智慧和学说,在中华民族走向大一统的进程中,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至今,运城万荣县后土祠北边还有“张仪小道”从秋风楼穿过,通向黄河岸边。这些年每每行走其上,我的思绪都会被带入穿越千年的历史幽深之处……
记者:人民币上的“中国人民银行”字体是魏碑“张黑女体”。据我们所知,这种字体来源于运城永济出土的北魏名碑帖《张黑女墓志》。在您眼中,《张黑女墓志》是一幅什么样的碑帖?
李云峰:凡喜爱、研习书法的人,无论是宗碑还是宗帖,想必都知道蜚声书林的魏碑碑帖珍品《张黑女墓志》。它全称应为《魏故南阳太守张玄墓志》,清朝人为避讳爱新觉罗•玄烨名讳,便以字代名。它出土于蒲州(今运城永济市),时间不详,原石早已散佚,记录着北魏南阳太守张玄的家世与生平。
在我这个书法爱好者看来,《张黑女墓志》碑帖用笔方圆兼备、面貌颇含隶意,洋溢着高古典雅、沉稳缜密的气度,洒脱处凸显刚劲,刚劲中弥漫柔美,果然是既有北魏的神韵,又隐现唐楷的法度。这幅碑帖不但让魏碑书法因它而更加光彩夺目,还对清朝后期书家崇尚碑学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我认为这幅碑帖还蕴含着另一重深意,即生动彰显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波澜壮阔的民族大融合。那个时期,拓跋鲜卑建立的北魏政权推行汉化政策最为彻底、成功,国祚延续最长,政治经济和文化艺术得到巨大发展。也正是因为拥抱、融入中原文化,才使汉字在北魏获得强有力的文明承递,并在书法艺术层面得到空前绝后的创造性发展。而能够表达和体现一个民族精神志向的书法作品“张黑女体”本身,就是对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显影。
拓跋鲜卑人大量进入中原之后,虚心接受着中原文化的教诲与熏陶;与此同时,他们所携带的刚健淳朴的草原文化,也为中原文化所吸收。比如汉族服饰由“上衣下裙”到“上衣下裤”的改变,以《真人代歌》《兰陵王入阵曲》为代表的鲜卑音乐对当时及后世乐舞文化带来的影响……这一切,都深深融进了以《张黑女墓志》为代表的雄奇峻拔的魏碑字体,生动昭示出中华文化的兼收并蓄、博大精深。
记者:“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这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北朝民歌《敕勒歌》。许多人或许不知道,它与发生在运城境内的玉壁大战密切相关。请您讲一讲这背后的故事。
李云峰:至今我还记得数年前与当地文博界专家探访玉壁古城遗存时,自己内心深处的震撼,那两场壮怀激烈的大战犹如就在眼前。
公元534年,北魏分裂为东魏和西魏,两魏以黄河为界,彼此对立。高欢仗恃地广人众、粮足马肥,欲一举荡平西魏。而宇文泰尽管僻处关西、兵少粮秣,却励精图治,信心和实力与日俱增。9年后的初冬,高欢由晋阳麾军沿汾河谷道南下,至绛州(今运城新绛县)折西。声势浩大的高欢兵临玉壁城下,对守将东道行台王思政软硬兼施,劝降不成,遂连续攻打九日,但天逢大雪,士卒饥冻,死伤惨重,无奈撤军。再4年,已改由晋州刺史韦孝宽镇守的玉璧城,又迎来了西伐的高欢大军更加猛烈与持久的攻击。然而,尽管苦战50多天,玉璧城却始终岿然屹立,东魏将士则伤亡十之四五,高欢忧愤发病,乘夜逃遁。
回到太原大本营,高欢强拖病体,组织了一次和将士见面的大型宴会。席间,他请老将斛律金演唱传统的敕勒民歌,并泪流满面地亲自和唱。于是,这首《敕勒歌》借玉壁之战被载入史册并得以流传千古。蒙曼教授曾在《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一文里写道:当时斛律金唱的歌,用的是什么语言呢?有人认为是敕勒语,有人认为是鲜卑语。后来,有同时精通北族语言和汉语的文人把它翻译成汉语,这才有了如今动人心弦的《敕勒歌》。
原来最弱小最贫蹙、实战中互有胜负的西魏,通过两次玉壁之战的胜利,在与东魏、南朝的角逐中逐步占据战略主动,国力军力后来居上。多年以后,东魏被高欢的儿子高洋取代为北齐,西魏被宇文泰的儿子宇文觉取代为北周,并以北周灭北齐而一统北方,最终再由隋朝取代北周、消灭南陈,实现中国古代史上的再次大一统。
记者:1989年,在运城永济蒲州故城西垒、黄河故道岸边,4尊唐代黄河大铁牛破土而出,重见天日。与铁牛锚同时出土的,还有4尊栩栩如生、服饰各异的壮硕铁人。您认为这些铁牛和铁人有着怎样的意蕴?
李云峰:要讲铁牛和铁人,自然要先了解蒲津渡与蒲津浮桥的由来。据《左氏春秋传》记载,公元前627年,晋军前往崤山一带伏击秦军,就是从蒲津渡过去的。公元前257年,秦昭王下令在蒲津渡正式修建浮桥。这是黄河最早架设桥梁的记载,它也成了秦国东征六国、统一天下的重要凭借。后来楚汉争雄,魏王豹曾断浮桥以背叛刘邦;三国征战,曹操令徐晃由此渡河偷袭马超。及至唐代,唐太宗李世民在这里留下诗篇《赋得浮桥》。
黄河大铁牛与铁人 畅民/摄
当然,这里还走过唐玄宗李隆基与宰相兼兵部尚书张说,正是他们决心把这座频频损坏的竹缆浮桥改造成铁锚铁索浮桥,确保了与龙兴之地太原北都边关重镇的畅通无阻,以及河东的食盐源源不断地输入关中。
唐代蒲津浮桥复原图 商彤流/绘
于是,按照“乃铸人、牛、山、柱,夹维两岸”的旨意,用时近一年,花费大唐一年的财政收入,耗用当年全国五分之四的铁、锡产量,一座创造世界桥梁史奇迹的蒲津桥诞生了。而黄河东岸与对岸中州临晋关遥遥相对的雄浑的4尊铁牛,则是阴阳五行相生相克的传统文化的生动体现——牛象坤,坤属土,而土克水。这也是我国古城多以牛的造型之物做镇水之宝的缘故。
与4尊出土铁牛相伴的,是4尊高约1.9米的铁人。神态各异的他们,有着唐装的,有着北方、西域服饰的,或浓眉大眼或低眉善目,或高颧厚唇或袒胸赤膊,皆叉开脚步,动感十足,栩栩如生。四人双手都呈握器物状,两拳成孔。据推测,这千年前所握之物应当是策牛的工具。这些高大孔武的铁人,从一个侧面为我们呈现了大唐时期各民族亲密融合的盛况。
记者:如今,运城规模宏大的关公文化节让更多人知道了这里是关羽的故乡,吸引着无数信众和游客。那么,我们该如何认识关公文化?传承弘扬关公文化意义何在?
李云峰:虽然“关公文化”一词于上世纪90 年代初才由运城文化学人孟海生先生提出来,但关公文化本身早就是漫长历史上各民族共同创造并丰富发展起来的一种民间信仰。
运城高铁站广场上的关公塑像 畅民/摄
自陈末隋初,至迟隋开皇九年(589年)第一座关帝庙在关公故里——运城解州落成开始,佛、道两大宗教也先后把关公请进了各自寺庙宫殿香火祀奉,关公崇拜由此勃兴。从元代开始,“关公”逐渐成为汉、蒙古、满、藏等民族共同崇拜的偶像。明清时期,关公文化向西北传播到新疆、甘肃、宁夏等地区,并修建了大量关帝庙,关公故事也在当地广泛流传;向西南、东南等地传播到四川、贵州、云南、广西、福建、广东等地,逐渐被羌、彝、土家、苗、瑶等民族接受。伴随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关公文化与各民族文化相结合,在仪式、习俗等方面各具特色,是文化融合的典型样本。
运城解州常平家庙“关王故里”石牌坊 畅民/摄
在海外特别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关公文化也得到了广泛传播,美、英、法、日等国家都有关帝庙和信众。从保佑天下太平、国富民强到个人祈福平安健康如意等,关公文化更是与华人生活息息相关。前外交部长李肇星曾说过,不懂关公文化,就缺少了与海外华人交流的一种渠道和语言。
关公忠义仁勇的精神受到广泛尊崇,也必将得到传承弘扬。
多年来潜心研究关公文化的运城作家、学者王西兰先生认为,关公文化是以关公的真实历史为源头,以各阶层民众对关公的普遍敬仰崇拜为基础,以朝廷褒封、宗教尊奉的神化偶像祭祀为推动,以各种雅俗文化艺术形式的传播为普及形式,体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核心价值的人文现象。这种看法解答了为何时至今日关公文化仍然是我国各民族、海外华侨华人最广泛的中华文化认同之一。正如于右任先生为马来西亚一座关帝庙的题联:“忠义二字团结了中华儿女 《春秋》一书代表着民族精神”。也如美国芝加哥大学人类学系焦大卫博士的评价:“关公应该得到所有人的尊敬,他的仁义智勇到现在仍有意义。仁就是爱心,义就是信誉,智就是文化,勇就是不怕困难。”
运城举办舜帝德孝文化节暨公祭虞舜圣帝大典 任志坚/摄
记者:自古以来,拥有底蕴深厚、特色浓郁的根祖文化、关公文化、盐文化、德孝文化的运城,始终是各民族共建共享的美好家园。进入新时代,运城在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方面展现出了怎样的新风貌?
李云峰:运城属于少数民族散居地区,全市现有43个民族,常住少数民族人口12000余人,少数民族聚居村、社区19个。在运城,时时处处都能感受到民族团结、社会和睦的良好氛围。当然,作为一名“老运城”和文学创作者,我感受最深的是运城在大力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全力打造“关公故里 好运之城”城市品牌,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方面的成效。尤其以关公文化节暨金秋大祭、公祭后土圣母大典、舜帝德孝文化节暨公祭舜帝大典等三大文化活动为依托,突显了运城的文化亮点和历史积淀。
运城第十六届国际关公文化节 畅民/摄
关公文化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全世界。近年来,运城坚持地域文化全球共享理念,用好“关公故里”这一文化名片,以关公文化为纽带,助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大团结。持续举办33届关公文化旅游节,聚焦“天下关庙一家亲”文化主题,推进关公文化史迹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和“关公信俗”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工作;充分发挥“关帝祖庙”的号召力,组织关帝圣像赴马来西亚、泰国等国家和台湾地区巡游活动,在全球5个国家和地区建设关公文化交流基地35家……把关公文化不断向更宽领域、更大规模、更深层次拓展,这也算是运城人为“一带一路”建设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的一份努力吧!
记者:感谢您的分享。确实如此,从历史深处走来的古河东不仅仅只有“盐”;正在创造新辉煌的新运城,未来更可期。祝福运城!
受访者:山西运城市作协主席 李云峰
采 访:本刊记者 张昀竹 刘雅
来源:《中国民族》杂志2022年第12期
责编:牛志男 龙慧蕊 流程制作:王怡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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