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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期待史诗归来
发布日期:2016-0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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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诗,一种古老的韵体叙事文学样式。在文字尚未出现时,人们用口述形式将史诗世代相传。在东西方文化传统中,希腊史诗、印度史诗、中国少数民族史诗等都成为一个民族或国家文化的象征和文明的丰碑。

电影,一种运用蒙太奇手法在银幕的时间和空间中“还原”世界的视听艺术。它具有超越其它一切艺术的表现手段,并已深入到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当史诗遇上电影,我们看到了《特洛伊的海伦》、《奥德赛》,甚至看到了《指环王》、《阿凡达》,那么中国少数民族的三大史诗呢?

2013年10月13日,由国家民委、中国作协批准立项的重要文化项目——中国少数民族电影工程在京启动。该工程旨在为每一个少数民族拍摄至少一部电影,同时填补20多个少数民族没有本民族题材电影的空白,推动民族电影事业的繁荣发展。就在中国少数民族电影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推出的几部已列入规划的电影中,中国少数民族三大史诗电影项目赫然在列。

 

三大史诗,彻底改变世界史诗的文化版图

100多年前,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在他的《美学》一书中认为中国没有民族史诗。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这几乎成了学术界不可推翻的定论。事实上,黑格尔并非什么事情都知道。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朝戈金认为,上世纪50年代尤其是80年代以后,中国少数民族史诗的发掘、搜集、记录、整理和出版,驳正了黑格尔关于中国没有史诗的论断。“我们今天知道,在中国的众多族群中,流传着上千种史诗,纵贯中国南北民族地区。其中藏族和蒙古族的《格萨(斯)尔》、蒙古族的《江格尔》和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已经成为饮誉世界的‘中国三大英雄史诗’。”朝戈金说,“此外,在中国北方阿尔泰语系各族人民中,至今还流传着数百部英雄史诗;在南方的众多民族中同样也流传着风格古朴的创世史诗、迁徙史诗和英雄史诗。这些兄弟民族世代相续的口传史诗,汇聚成了一座座口头传统的高峰,成为世界文化史上罕见的壮阔景观,也是令中华民族自豪的精神财富。”

黑格尔的断言,曾使一些国人愤愤不平,但仔细想来,也许并不能怪黑格尔。“责任还在我们自己,是我们没有把这些史诗很好地发掘出来,以完美的形式介绍给全中国,介绍给全世界,成为中华民族和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这才使黑格尔这位被恩格斯誉为‘奥林匹斯山上的宙斯’的大学者、大智者说出这样的话。”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降边嘉措说。

 

《格萨尔》,现代文化的灵感源泉

如果说以《大藏经》为主的藏传佛教文化是藏族文化中雅文化的代表,那么《格萨尔》便是俗文化的代表。上千年来,这两种文化从来没有在藏族同胞生活的沃土上消失过,并且承继了藏族人从古到今的文化传统。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诺布旺丹看来,《格萨尔》不仅是藏族文化上千年口头传统的集大成者、藏族牧业文明的代表作,而且“它发展到现在,已经成为了现代文化的灵感源泉。”因为“它在文类上具有多元的特征,不单有语言的,还有书面的、音乐的、绘画的、舞蹈的,将来还有电影的。作为一种多元文化的载体,可以说它呈现出现代文化的灵感源泉的特质。”

《格萨尔》作为世界上少数几个活态传承的史诗,我国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就开始着手抢救、搜集、整理、保护以及研究工作。到目前为止,已经统计到《格萨尔》有不同的版本120多种,共100多万诗行,2000多万字。“这样的规模远远超过了世界上五大史诗的总和,我们中国并不是史诗的穷国。”诺布旺丹说,《格萨尔》发展到现在,已经不仅仅是藏族的文化遗产,更是全人类的文化遗产。2006年5月,《格萨尔王传》被列入中国国家级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9年9月,“格萨尔史诗传统”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这些年,诺布旺丹一直期待着《格萨尔》能够搬上银幕。因为它所体现的内容和表达的含义已经远远超越了史诗的范围,成为多民族、多族群、跨地域的文化载体,这样的一种文化载体搬上银幕后,对于世界了解中华民族的文化,以及各民族相互之间的了解和交流将会起到重要的作用。

诺布旺丹认为,如果从电影文化的角度去衡量,《格萨尔》是一部内容庞大、结构复杂、涉及面广的宏大史诗,在电影创作的时候要注意几点:要尽量遵循《格萨尔》的叙事特点和内容;要利用高科技的手段去包装,呈现史诗所包涵的作为人类精神财富的那些象征性思想表达;要有准确的定位。从电影的表现手法上,要表现不要复制,要联想不要回忆,这即是说,要以格萨尔的传统文本为依托,在内容上、手法上都要打造既因循史诗的传统逻辑,又符合现代大众文化口味的饕餮圣餐。

《格萨尔》由《天界篇》、《降魔篇》、《地狱篇》三部分组成。《降魔篇》是精华和主题部分,讲的是格萨尔诞生到岭国,通过赛马称王成为岭国国王以后,率领百姓降妖伏魔,征战南北。《地狱篇》讲的是格萨尔降服了很多对手,同样格萨尔的很多英雄战将也在战争中死亡,包括他的母亲和爱妃珠牡都沦落到地狱。格萨尔于是就去征服地狱,把他们拯救出来,然后一起返回天界。

“目前看来,整个故事情节里,比较成熟的文本应该是赛马称王的部分,将来的电影剧本也可以围绕这一主题展开。”据诺布旺丹介绍,在《格萨尔》的流传区域,陆陆续续有一些小规模的格萨尔旅游文化产品,比如藏药、酒、唐卡等,但还没有一部电影产生。“国际上的三大史诗都已经搬上了银幕,而且获得了成功。我期待并相信《格萨尔》一旦搬上银幕,也能得到全世界的认可。”

 

《江格尔》,成功塑造出类拔萃的英雄人物

史诗起源于古希腊,按照字面理解即“用诗歌记录的历史”,而史诗电影则是根据史诗改编而来,描绘的是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下的重大历史事件、英雄人物,以及神话、传说等,给人的第一印象便是气势恢宏,场面壮观。“像《江格尔》这样一部在蒙古族文学史上占有非常重要地位的代表性作品要被改编成电影,在创作上可以不受真实人物的各种局限。”已经介入这一史诗电影创作的蒙古族导演哈斯朝鲁认为,在一个向上的主题下,《江格尔》中的人物、故事可以尽量放开、放大。“比如我个人非常喜欢里面的洪古尔这个人物,他是整部史诗中塑造得最为成功的英雄形象。”

两岁时成为孤儿,三岁时开始征战四方,七岁时成为世人皆知的英雄,这就是蒙古族史诗《江格尔》讲述的内容。它是蒙古族文学的三大高峰(《蒙古秘史》、《格斯尔》和《江格尔》)之一。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斯钦巴图介绍,这部以主人公江格尔的名字命名的史诗,主要流传于我国新疆一带的蒙古族卫拉特人中,在蒙古国西部和俄罗斯卡尔梅克共和国也有流传。它讲述了以江格尔为首的6012位勇士,为保卫美丽富饶的宝木巴国,同来犯的敌人进行英勇斗争的故事,充分展现了蒙古民族热爱家乡、崇尚自由、崇尚英雄的民族精神。

与其他著名的史诗相比,《江格尔》有其独特的结构。“许多民族的史诗是以连续的故事情节为主线贯穿而组成的,而有的英雄史诗则以英雄人物的活动为主线,《江格尔》就属于后者。”斯钦巴图说,《江格尔》的各个章节都有一批共同的英雄人物形象,他们的英雄事迹始终贯穿各部长诗,这就使数十部长诗统一成为一个规模宏大的《江格尔》史诗集群。除了少数几章外,《江格尔》的各部长诗在情节上互不连贯,并作为一个个组成部分平行地共存在整个英雄史诗中。

“因此,电影剧本的构思必须考虑如何掌握《江格尔》各个篇章和它们之间的关系,如果要拍一部传记性电影,就要从每一个篇章中汲取素材。另外,也可以以一部篇章为主来构思主题,这样可能更适合于改编为电影剧本。”斯钦巴图还提到,虽然这部史诗被命名为《江格尔》,但其中叙述洪古尔的各种英雄事迹的篇章更多,可以突出他的占比,这与哈斯朝鲁的看法有着相似之处。

在电影的表现手法上,斯钦巴图认为如何展示现实和非现实之间的关系,以及对文本的把握和升华等方面难度非常大。“既不能太写实,拍成凡夫俗子骑着马在草原上奔跑的话就没有意义了,但是又不能太忽略《江格尔》史诗本身的元素。”斯钦巴图说。  

据哈斯朝鲁透露,目前,编剧仅查阅到《江格尔》的相关资料摞起来就有半米高。他希望在广泛筛选经典故事的基础上再重新构思。“大概七八月份可以出大纲,它将是民族题材电影的一个升级版,我对此非常期待。”

 

《玛纳斯》,一部不断被激活的史诗

2009年9月,《玛纳斯》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如果要将柯尔克孜族的史诗《玛纳斯》拍成电影,就往《阿凡达》、《指环王》、《波斯王子》、《特洛伊》那方面想,这样才能表现出它的神圣性、传奇性,以及宏大的历史背景。”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阿地里·居玛吐尔地谈起本民族的这部英雄史诗时说,“编剧一定要放开思路,要充分挖掘民间文化的资源,尤其是史诗的资源。”在他看来,柯尔克孜族独有的历史、文化、民俗、宗教、信仰等方面的内容全部融在这部史诗中。“仅仅围绕英雄从神奇的受孕到诞生,到初步成长为一个英雄人物,这个过程就非常吸引人,稍加挖掘就能拍出一部大片,完全可以跟国际上的史诗片相媲美。”

作为柯尔克孜族人民精神支柱的《玛纳斯》史诗,直到19世纪后半期才开始出现书面形式的手抄记录本,到了20世纪初才有了真正的印刷文本,而我国直到2009年才完整地出版了汉文的第一部(4卷,5万多行),今年出版了第二部(3卷,将近4万行),第三部正在出版中。“从它第一次被采集的1853年到现在,已经过去了160年。”阿地里·居玛吐尔地说,如今在新疆各地的柯尔克孜族聚居区,史诗歌手“玛纳斯奇”仍然活跃于民间。其中,生活在新疆阿合奇县、97岁高龄的居素普·玛玛依老人是国内外知名的玛纳斯奇。他是中亚地区唯一能完整吟唱8部23万行《玛纳斯》的人,被国内外学者称为“活着的荷马”。“不仅在中国,居素普·玛玛依在吉尔吉斯斯坦也获得了很多荣誉,可以说,对《玛纳斯》的保护能够有今天的局面,居素普·玛玛依功不可没。没有他,《玛纳斯》就不完整了。”因此,在电影剧本的创作讨论阶段,有人提出从居素普·玛玛依老人的口中慢慢进入史诗故事的想法,而且这样的片段也不失为一个珍贵的影像资料。

阿地里·居玛吐尔地还分享了这样一个与居素普·玛玛依老人有关的片段,那是在他写作《居素普·玛玛依评传》的后期,他问老人还有什么样的愿望。“他的回答非常有意思。当时他喜欢看《三国演义》的电视连续剧,就说如果在唱《玛纳斯》之前看了《三国演义》,肯定唱得更精彩。”问其原因,老人说,自己也没有亲眼见识过《玛纳斯》里面的种种战争场面,但是看了《三国演义》电视连续剧的很多情节,就感觉特别相似。随后,老人说出了自己最大的愿望,那就是将《玛纳斯》拍成电影。据悉,吉尔吉斯斯坦曾经设想拍《玛纳斯》的电影,提议过创立一个拍摄基金,但由于各种原因,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具体行动。“所以我们要抓紧时间,占据这个文化高地。”阿地里·居玛吐尔地说,“我觉得如果在老人在世的时候能够把这部电影拍出来,真的是很欣慰的事情。这不仅是居素普·玛玛依老人的愿望,也是所有柯尔克孜族人的愿望。”

很多国人都知道《荷马史诗》,也能接受《特洛伊的海伦》和《奥德赛》这样的西方大片,却对我们民族的史诗了解甚少。这一方面是我国文化多样性的普及教育还不够的原因,另外,也和我们的影视作品对史诗的挖掘力度不够有关。史诗这种宏大叙事带有强烈的英雄主义色彩,彰显着人类最基本的信念,因此具有永恒的艺术魅力和审美价值。希望我们的电影人能够深入挖掘我国少数民族史诗中的古老人文素材和资源,将三大史诗拍出像好莱坞大片那样的史诗电影,使更多的人了解自己从何而来、在做什么、要到哪儿去。从这个意义上讲,电影,正在期待史诗的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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