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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教义中没有任何容忍恐怖主义的内容
马雪峰 2016-05-30 14:22

我住在昆明的远郊。3月2日早上,手机刚开机,如潮的信息就通过微信涌了过来,始知3月1日晚上昆明火车站发生暴力恐怖袭击事件。事后网络舆论中两种声音最为普遍,其一,将此次恐怖袭击事件与维吾尔族、穆斯林相关联,此一话语衍生出一系列极端的种族主义式言论;其二,与前一种话语相反,此种言说主张把恐怖分子与维吾尔族、穆斯林相区别,暴力与恐怖活动并非伊斯兰所主张。很庆幸,此种舆论已成为今日中国社会舆论之主流,从中也可窥见中国社会之进步与成熟。

今日全球某些舆论中,穆斯林/伊斯兰不断与恐怖主义相关联。这其中有萨义德(Edward W. Said)所言及的西方主流媒体对伊斯兰之扭曲、夸大、塑造与想象之成分,也与穆斯林中少数宗教极端主义者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与西方的对抗中不断利用恐怖主义发出政治诉求有关。

 

伊斯兰世界体系受到西方冲击

伊斯兰教目前信徒近16亿,遍布五大洲,为近年发展最快之宗教。伊斯兰信仰者称穆斯林,其信仰以两个信条为根本基础,即造物主之独一,全能仁慈的造物主创造整个宇宙、主宰整个宇宙;穆罕默德为最后的先知。自创造人类之日,造物主即以派遣先知的方式启示人类以正道,亚伯拉罕、诺亚、摩西、耶稣等皆为著名的先知,先知穆罕默德复兴了这一伟大的神圣传统,是封印的(最后的)先知。《古兰经》是造物主通过先知穆罕默德传达给人类的最后启示。上述根本原则,所有穆斯林皆承认,亦即凡承认上述信条者即为穆斯林。在这信条之下,并非如许多谈论伊斯兰者所想象的,是一个同质化的穆斯林群体。恰恰相反,除上述基本信条之外,全球各地的穆斯林,在政治和社会价值观、对待异教者之态度、经济行为、哲学观念、衣着饮食等各个方面均大相径庭,差异极大。

先知穆罕默德去世之后,阿拉伯半岛的穆斯林开始向外征伐,在不长的时间内,融合了各类民族与文化,建立了庞大的阿拉伯/伊斯兰帝国,形成伊斯兰世界体系。在世界诸宗教中,伊斯兰则以对理性和知识的强调而闻名。理性和知识在穆斯林的信仰中居于一个关键性的地位,《古兰经》鼓励人们通过理性来认知世界、获得信仰。因此,在近十个世纪的时间里,伊斯兰世界整合了人类各个民族数千年的文明成果,在知识的各个领域(数学、天文学、医学、光学、建筑学等)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18~19世纪,在西方国民国家(nation-state)体系与殖民活动的冲击下,伊斯兰世界体系逐渐解体(相继解体的,还有东亚以中国为中心的天下体系)。伊斯兰世界体系的解体, 影响甚巨:

首先,伊斯兰体系下的各个民族,逐渐为列强所殖民。作为对这一结果的反应,19世纪以来,各类民族主义与复兴伊斯兰之思潮一直激荡伊斯兰世界。恰如以中国之崛起和中华民族之复兴为目标的各类思潮一个多世纪以来主导中国社会一样。

其次,政治体系的解体带来了相关知识领域的碎片化。

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对欧洲世界的一个基本判断是“上帝已死”,即巨大的一元化价值观体系的崩塌,而社会学家韦伯(Max Weber)则指出了“上帝已死”的另一面——诸神复活,即多元价值观的并立与冲突。实际上,伊斯兰世界也面临类似的问题——权威体系的解体与知识领域的碎片化。

伊斯兰并无天主教式的教会系统作为媒介,理论上讲,每个穆斯林个体乃是直接面对造物主,并拥有解释《古兰经》经文的完全自由。数代学者经过长期的争执与讨论,至公元9世纪左右,逊尼派伊斯兰世界形成了较权威的知识传统,即“四大教法学派”。四大学派虽有差别,但都为伊斯兰世界所公认,穆斯林可任选其一遵循之。此后穆斯林个体对伊斯兰教义的理解,即是经由教法学派而完成。然而,伴随18~19世纪伊斯兰世界体系的解体,这一传统的合法性遭到某种程度的怀疑,知识领域的碎片化日渐增长。许多人开始以自己的方式解释《古兰经》与先知的教导。今日伊斯兰世界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在于如何在伊斯兰的基本框架内达致一种底线性的共识,以解决不断增加且日益暴力化的派别冲突。

 

“伊斯兰复兴主义”思想

16~20世纪,基于对人类苦难的体悟,欧洲的学者们开出了“民族主义”、“社会主义”等药方,凯杜里( Elie Kedourie)称为“意识形态的政治”。 这类思潮无视人类知识的累积与进步,对传统多持否定态度,试图人为建构一个理想世界。导师们视旧社会为一块画了糟糕图案的画布,革命即是要将画布“抹平”,画上美好的图案。因其极端的理想化与“致命的自负” (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视己方路径为“通往真理之唯一道路”,其在行动上多极端,且常与暴力相关联。四百多年来,“意识形态的政治”几乎激荡了整个世界,各种类别的正义、改革、复兴、解放、革命、暴力、冲突、杀戮……与之相关联,深刻影响着世界。

基于对伊斯兰世界衰弱的反省,伊斯兰世界的学者们则开出了“伊斯兰复兴主义”的药方。他们认为,伊斯兰世界体系之所以解体,伊斯兰世界之所以衰弱,乃是因为穆斯林背弃了伊斯兰的正道,穆斯林信仰遭到僵化教条的盲目遮蔽与异质成分的污染。因而,伊斯兰复兴之道,在于排除教条与污染,回到“真正的伊斯兰”。“伊斯兰复兴”思潮中的某些极端派别,虽然在理念上追求伊斯兰信仰与思想的纯化,以及伊斯兰世界的团结,然而,因其狭隘与僵化以及对历史和以往知识成果的武断否定,其结果却是宗派间更深的憎恶与伊斯兰世界更大程度的分裂。

从20世纪初开始,伊斯兰世界许多国家开始反抗西方的殖民,争取民族独立。在这一过程中,民族主义、社会主义等源自欧洲的思潮与伊斯兰复兴主义相交织,成为对抗西方,争取民族独立的重要知识资源。对于那些试图摆脱西方殖民之地区的政治家而言,宗教与传统是最好的号召性旗帜,特别是当其所面对的敌人来自西方时,尤其如此。

1970年代之后,在历次中东战争与巴以冲突的刺激之下,将“西方”作为整体而反对的声音在穆斯林世界高涨。在这一过程中,少数极端者渐趋采用恐怖主义的方式。1990年代以后,美国对伊斯兰世界所实施的武力攻伐、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对以色列的偏袒与纵容,美国前总统布什 “新十字军战争” ((New Crusade)等说法,更是刺激了伊斯兰世界,对恐怖主义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恐怖主义与伊斯兰教义背道而驰

实际上,恐怖主义本身就是反伊斯兰的,与伊斯兰教义背道而驰。伊斯兰这个单词本身即为“和平”之意;穆斯林做任何事时,总是以诵念“奉至仁至慈的真主之名”这样的经文开始;《古兰经》教导人类:“枉杀一人如杀众世人,救活一人如拯救全人类。”先知曾言:“宁可天地崩塌,也不可枉杀一人。”

某些极端主义者所鼓吹的“圣战”,字面的意思其实并非西方许多人所理解的“神圣的战争”。传统伊斯兰教义中,“圣战”通常可分为两个类别三个层次,两个类别是指即“大圣战”与“小圣战”。“大圣战”指的是精神上的自我完善,“小圣战”则指为反抗侵略而努力奋斗。三个层次:最高层是“心的圣战(获得正信,从而达致仁慈至善),其次是“舌的圣战”(劝善戒恶),最后才是“手的圣战”(自我防卫)。因此,绝大部分的穆斯林学者完全否认伊斯兰教义中有任何要求、准许甚至是容忍任何恐怖主义的内容。

然而,今日之伊斯兰世界,其多元与异质性,比之以往任何时代都更为突出。伊斯兰世界体系的解体、传统权威的衰落,为各种思潮的兴起提供了展现的舞台。由于神与人之间,并无神圣权威的存在,因而,今日穆斯林对自身信仰的解释,比之任何宗教、任何时代,都更为自由。

因此,作为一名穆斯林,仅仅意味着坚持某些明确的信仰(除了真主以外没有任何主宰,穆罕默德为真主的使者)与履行某些明确的宗教功修(如礼拜与祈祷)。在这普遍而宽泛的要求之下,不同的穆斯林,对于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世俗问题,皆可有不同的观点,每一个穆斯林都有权利决定自己的行动与生活方式。一个人可以拥有坚定的宗教信仰,但政治上仍然很温和。萨拉丁皇帝(Emperor Saladin)在公元12世纪时积极地抵抗了十字军东侵以捍卫伊斯兰,但当迈蒙尼德(Maimonide)逃离一个不能容忍异端的欧洲时,他仍然可以非常自然地在他的埃及宫廷中为这位声名卓著的犹太哲学家提供一个高贵的职位。在16世纪之初,当异端分子乔达诺·布鲁诺(Giordano Bruno)被送上罗马菲奥里广场的火刑柱时,莫卧儿王朝的阿克巴皇帝(他始终是一名穆斯林)则刚在阿格拉市颁布了伟大的法令,在法律上赋予少数教派以权利,包括给予所有人宗教自由(Amartya Sen)。

伊斯兰没有天主教那样的教会系统,可以代行神权,开除那些被认为是异端者的教籍。一个穆斯林,即使犯了极其严重的过错,只要他/她仍然坚持伊斯兰的核心信仰和行为,就仍然是一个穆斯林,理论上讲,人间没有任何机构或人有权利开除他/她的教籍。当然,在末日审判的时候,他/她要为自己所做过的每一件事负责。今日伊斯兰世界,有基要主义,也有自由主义。前者本是“内向的思潮” ,张扬与收敛与否,取决于穆斯林中其他竞争性伊斯兰思潮的收敛与张扬。武力只能消灭武力。战胜思想的,只能是另一种思想。

今天,人类生活在一个关系无限多样性的世界上,每个人皆拥有复杂的多重身份:政治、性别、职业、语言、阶级、道德、科学……人们之间的差异往往是多样性。决定人们某种行为的,并非某种单一的身份。很不幸的是,自亨廷顿提出所谓“文明的冲突”以来,世界多被想象成由各类集体单元(宗教、文明、文化、种族、民族等)所构成。人类丰富多彩的人性被粗暴地塞入某种单一维度的“小盒子”之中。 “这样一个单一划分的世界比我们所实际生活其中的多重而有差异的世界更具分裂性”(Amartya Sen)。恐怖主义之逻辑,正在于将人群以某种单一而非此即彼的身份进行划分,以粗暴的彰显“我们”与“他们”之间的对立,从而将人类拉入集体身份的战争。

遏制各类形式的暴力与恐怖主义是人类社会永恒的主题。今日之世界,以某些集体事项(宗教、种族、民族、传统……)或身份为旗帜的压迫、反抗、暴力甚至杀戮与恐怖主义层出不穷。在反暴力与恐怖主义时,我们需要反省的是,是堕入恐怖主义非此即彼的身份逻辑,还是还原人类身份与属性的多样性?正义与非正义的标准,是某种非此即彼的集体身份,还是善恶本身?  (作者为云南大学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副教授 ,本文由作者发表在《凤凰网·凤凰评论》第117期(2014.03.06)的同名文章修订、补充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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