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国家文物局发布2023年“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重要进展，其中就包括辽上京遗址一号大型建筑基址的考古调查、发掘工作取得的重要发现。

      作为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在草原上建立的第一座都城和我国目前保存最为完好的古代都城遗址之一，辽上京古城遗址位于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林东镇，是国家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22年12月16日被国家文物局正式列入“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名单”，其考古发掘对中国古代城市史和城市考古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辽上京古城遗址

草原上的都城

      辽上京是辽代始建最早、使用时间最长、最重要的都城，由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始建于神册三年（918年），初名“皇都”。辽太宗会同元年（938年）建成，改称“上京”。这个平面呈“日”字形的皇城，由南、北二城组成，北侧为皇城，南侧为汉城，城址总面积约5平方公里，南北长约2.8公里、东西宽约1.8公里。城墙构筑方法为夯土版筑，残高约6-9米。其整体形制保存较为完整，主要为契丹皇帝和贵族办公、生活的场所。东、南、西、北四面城墙外侧均筑有马面，现存43座，最高约13米。南门被破坏，现存东、西、北3座门址，门外均有圆形瓮城，城墙外发现有宽约16-20米的护城壕遗迹。

      宫城位于皇城的中北部，四周有围墙，城内建筑错落有致。皇城内主要建筑遗迹集中于皇城的东南部、南部和西南部，道路纵横交错，应为官署、府第和庙宇等场所。皇城北部则较为空旷，可能是搭设毡帐的区域，地表现存石观音菩萨造像一尊和石龟趺一件。汉城平面呈不规则方形，是当时汉人、渤海人、回鹘人等各族工商业者和外国使者的集居之地。

建城史

      916年，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建立了辽王朝，神册三年开始兴筑政治中心。天显元年（926年），耶律阿保机在平定渤海国后去世，次子耶律德光继承皇位，随即下令扩展皇都城垣，并兴建开皇殿、安德殿、五鸾殿等宫殿。天显十三年（938年）太宗耶律德光为接受后晋派遣冯道等使臣的朝贺和燕云十六州的版图，新建宫城南门“承天门”，依照中原王朝的礼仪举行盛典，改年号为“会同”，并改“皇都”为“上京临潢府”。辽王朝存世210年，共历九帝，均以上京为国都。

      辽上京的兴建，是契丹民族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它不仅是在蒙古高原修筑的第一座真正意义上的城池，也标志着契丹社会文明程度的加深。

      据文献记载，金代中期以后，辽上京城逐渐衰败，后沦为废墟。直到1864年，清代学者张穆经实地踏勘发现了其旧址，并在《蒙古游牧记》中猜测今巴林左旗境内的波罗城是辽代上京临潢府。清末学者曹廷杰在其著作《东三省舆地图说》中认同张穆的观点，并经考证确定波罗城就是辽上京遗址。上世纪初开始，辽上京城址开始为中外学者所关注。1944年，我国学者李文信对辽上京遗址进行发掘，又发现了城外的南山窑和白音戈洛窑。1962年，内蒙古文物工作队对辽上京皇城进行重点勘探，1994年发表了考古勘察报告。1997年，中国历史博物馆（现中国国家博物馆）和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合作，采用航拍等方法考察辽上京古城。200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组成考古队，对辽上京再次进行了全面勘测、钻探、试掘，获得一批重要的新资料。

考古发掘成果丰硕

      为梳理清楚辽上京的城市布局和历史沿革，进一步推动对辽上京城大遗址的有效保护，2011年以来，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和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院）组成新的联合考古队，又对其进行持续多年的考古发掘。

      2012年，考古队通过对辽上京皇城西北部西山坡遗址的发掘，确认此处是辽代始建的佛教寺院遗址。其中编号为YT1遗址的建筑规模较大、结构特殊，出土了大量泥塑佛教造像。有些泥塑人像面部刻画写实，全身彩绘贴金；柱础雕刻莲、龙凤等纹饰；出土建筑构件以砖为主……这些信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座佛塔的规模和等级。本次发掘对考证辽上京皇城内的布局具有重要意义，也为研究辽代历史、佛教和建筑等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2014年，考古队又对辽上京宫城城墙及西门遗址进行考古发掘，收获颇丰：确认了宫城的具体位置、实际面积以及“西大院”墙体的结构和年代；掌握了宫城城墙的营建方法、技术及年代；了解到宫城西门的位置、形制结构及其沿革。由此，还可知宫城城墙在金代逐渐被破坏，直至毁弃。这表明辽上京皇城到金代仍在沿用，但是其城市地位和布局已经发生较大变化。

      2015年，在以往考古勘探和试掘的基础上，考古队对辽上京宫城东门进行了发掘。这次发掘对深入了解、研究辽代建筑技术、都城城门制度和辽上京城址朝向和布局、辽金两代对辽代早期都城规划的继承和改变，以及金代出土遗物所反映的当时社会生活面貌等，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2016年，考古队对宫城南门遗址进行考古发掘。此次发掘，不仅为研究辽代城门的建筑技术和制度提供了重要资料，而且为认识辽上京城址的形制布局和年代沿革提供了新的依据，学术价值同样很重大。

      2019年，考古队对宫城中北部和西北部的大型建筑基址又进行了考古发掘，其中一号建筑基址意义非凡。作为辽上京皇城南部区域内规模最大的建筑基址，它超过了目前发掘所见的辽代宫城内宫殿建筑，推断应为都城内极为重要的皇家建置。该建筑基址在辽代方位朝东，建筑规模较大；金代改为朝南，建筑规模明显缩小，在原来基址上营建了建筑群。因此，它在金代也属于具有特殊性质的重要建筑。据《辽史》记载，辽上京皇城西南分布孔庙、国子监、寺院和道观等重要辽代早期建筑，为确认一号建筑基址的性质提供了线索。该建筑基址的发掘，反映了辽上京城从辽代都城到金代地方城市的发展变化过程。

“南北面官制度”与“东向拜日”习俗

      辽代所谓的南北面官制度，通俗意义上讲，就是辽朝统治者对辖域内各民族采取“因俗而治”的管理方法，并建立相应的行政体制。《辽史》之《百官志》记载：“官分南北，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这就从政治制度上实现了汉族和契丹族拥有对等的权利，都可以参与辽朝的政权建设。其中的北面官“治宫帐、部族、属国之政”，是辽朝统治者为统治契丹和其他游牧民族而设置的；南面官则“治汉人州县、租赋、军马之事”，是辽朝仿照唐朝制度而设立的，基本上沿用了三省六部制。

      辽上京城址为“日”字形，皇城内主要为契丹皇帝和贵族办公、生活的场所，汉城内聚居着汉人、渤海人、回鹘人等各族工商业者及外国使者。这样的城市规划和布局，明显地体现了辽代“因俗而治”的政治制度，即“南北面官制度”。

      2015年，考古发掘中确认辽上京宫城东门是一座殿堂式城门。先前考古发掘则表明，宫城西门和南门、北门均为过洞式城门。显然，不论是皇城还是宫城，东门都是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在主要街道方面，皇城东门内大街宽度不少于40米，皇城南门内大街宽度仅为20米左右。更重要的是，宫城东门内发现了两组大型的东向宫殿院落。由此可确认，辽上京皇城和宫城的朝向均为东向。

      契丹人尚东，有“东向拜日”的习俗。《契丹国志》记载：“大部落之内置楼，谓之西楼，今上京是。其城与宫殿之正门，皆东向辟之。”宋大中祥符九年（公元1016年）薛映在《使辽行程录》中记载：“入西门，门曰金德，内有临潢馆，子城东门曰顺阳，入门北行至景福门，又至承天门，内有昭德、宣政二殿，皆东向，其毡庐皆东向。”

      由此可知，辽上京的朝向，反映了契丹人“东向拜日”的习俗。这对研究辽代民族习俗、社会生活、天文地理等诸多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

文：李春雷

作者为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

来源：《中国民族》杂志2023年第6期

责编：刘雅 贾天粒   流程制作：高宁（见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