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萨克族传统的刁羊赛。（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英雄靠骏马，飞鸟凭翅膀”这句谚语充分体现了哈萨克族对马的重视，他们熟知马性，将马视为人生财富。他们举办的赛马会也是挑选良驹的盛会，获得第一名的马会得到至高的奖赏。

 骑马是柯尔克孜族首要掌握的技能，孩子降生，父母会让孩子跨在马上在母亲的守护下走一段路。柯尔克孜老人常言“四个无价之宝”：美丽的姑娘、能狩猎的雄鹰、快马、能捕猎的猎狗，这凸显出马在柯尔克孜族文化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柯尔克孜族在农耕、走亲访友、牧羊、放驼、狩猎、刁羊、角力、乔迁、转场等各类活动中都依赖马。

 马奶节是柯尔克孜族的重要节日，人们会在这一天举行传统体育竞赛，以祈愿“马奶满皮桶、牲畜满草原、生活美满”。柯尔克孜族的马上运动涵盖马上游戏和马上竞技，是柯尔克孜族马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

 西藏马是典型的高原马，耐粗饲，抗病力强，持久力好，能在海拔3500～4000米以至5000米高原作业。在山地骑乘和驮载，步伐敏捷稳健，是藏族群众的主要交通工具之一。

 与藏马关系紧密的河曲马也是一种古老的地方马种，历史上常用它作为贡礼。原产于甘肃、青海、四川3省交界处，黄河上游第一河曲处，故名河曲马。

 藏族的马文化绚丽多彩，藏族人拥有悠久的骑术历史，赛马是藏族最为钟爱的且流传甚广的体育运动之一。

 藏族的赛马源远流长，除了特定时间和地点的赛马会，在新年祈福、迎娶新娘、举行仪式、出门远行等各类活动中，都会有与马相关的活动，如赛马、祭拜或赞美等。

 生活在河西走廊的裕固族对马也怀有特殊的情感，每年都会举行盛大隆重的赛马会。赛马会洋溢着节日的氛围，吸引着来自四面八方的观众。

娱乐、民俗与生活的交融

 中华马文化，蕴含着丰富深邃的内涵和多姿多彩的形态。驭马术彰显了古人对马的驯养智慧；马具展示了人类的创造才华；马与战争反映了军事战略；马政体现了王朝对马业的管理；马的交流和交易推动了文化融合；人马情思饱含着深厚情谊；马与文艺作品展现了艺术魅力……

 娱乐活动中，赛马、马戏、马球等形式多样，历史悠久。它们不只是人们娱乐消遣的方式，更是展现技艺、传承文化的重要渠道。

 据考古资料，中国最早发明骑术的应该是生活在北部的游牧民族。在甘肃河西走廊的山峡山崖上有大量原始先民雕刻的岩画。这些岩画中有大量远古先民的狩猎图和作战图，其中有骑士挽弓猎杀的场景。据考古学家的初步研究，认为这些岩画刻于4000至1万年前，是远古游牧部落先民的文化遗存。7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内蒙古东部的昭乌达盟宁城县南山根夏家店文化上层第3号石椁墓中发现一件“骑兵猎兔铜扣环”，环外铸有两个骑马人像，其中一马前铸有一奔兔，是一件猎人逐兔的生动造型。

 古代中原地区调教马匹和驭驾马车在商、周时期也已出现。当时的六艺之一就有“御”(驾驭马车技术)。这一时期还利用马拉战车作战。

 春秋时期赛马已十分盛行。《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中记述了孙膑帮助田忌赛马取胜的故事：齐威王与大臣田忌赛马，先是两人各出上、中、下三匹马，比赛结果，田忌三战三败。后来军事家孙膑出了个主意，比赛时调整了一下马匹的出赛顺序，让田忌以上马对中马，以中马对下马，以下马对上马，结果是一败两胜，总评获胜。“田忌赛马”的故事在中国流传极广。虽然当时的赛马只是诸侯贵族赌博取乐的活动，但说明当时的人们在驾驭马匹方面已经有了较高的技术。

 在中国古代的球类运动中，除了足球——蹴鞠之外，还有一项与骑术密切相关的运动，就是马球，称之为“击鞠”。马球就是骑在马上用球杆击打皮球的一种竞技运动。马球运动从汉代一直到整个隋唐都有很大的发展，特别是唐代曾经风行一时。马球运动对骑术有着相当高的要求，参赛者必须有着十分娴熟的骑马技术，而且密切配合，才能够取胜。因此，马球运动已不单单是一种球类运动，更是考验骑手技术的一种骑术比赛。

 此外，马戏也是当时百戏活动的主要内容之一，而且马戏的表演惊险绝伦，在汉画像石、画像砖以及壁画、漆画当中曾经留下了无数艺术家对当时马戏的精妙刻画。在山东沂南出土的大型百戏壁画当中有一个画面，是小孩在进行马戏表演，非常惊险。

 到了明清，骑术表演除了民间，还作为军队训练的一项重要内容，清宫画家郎世宁曾经描绘了一幅反映清军进行马术训练的《马术图》，表现了清军在马术训练当中的各种动作、各种方式，非常引人入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