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正月初十日，在甘肃凉州（今武威）西莲花寺附近的一个牧民家中，诞生了一位日后名震四方的人物——章嘉·若必多吉。

      两年后，当地寺院和活佛认定他为二世章嘉阿旺罗桑曲丹的转世灵童，并上报清廷得到承认。四岁的若必多吉被迎入青海佑宁寺坐床。然而，命运的波澜在雍正元年（1723年）掀起，青海爆发了罗卜藏丹津叛乱。清军在年羹尧、岳钟琪的率领下攻打章嘉活佛驻锡地佑宁寺。好在战前，章嘉·若必多吉就被僧人带往大通河上游的森林中藏了起来。

      雍正帝想起与二世章嘉活佛的情谊，从北京发出急诏，命令年羹尧务必将二世章嘉活佛的转世灵童平安送往京城，不得有丝毫损伤。雍正二年（1724年），年仅八岁的章嘉·若必多吉被清军护送至北京，由此开启了他与乾隆帝密切相连的一生。

▲银鎏金三世章嘉国师坐像，为其圆寂后的当年，乾隆帝命宫廷匠师制造而成。（图片来源：故宫博物院官网）

一、与乾隆皇帝的奇妙缘分

      抵京后，章嘉·若必多吉被安排与当时的皇四子弘历（即后来的乾隆帝）等皇子一同读书。虽然相差六岁，但二人多年在一起学习，一同钻研儒释道等多种学问，结下了深厚的同窗之谊，这也使得乾隆对章嘉极度信任。

      雍正十二年（1734年），章嘉·若必多吉受封为“灌顶普惠广慈大国师”。1736年，新登基的乾隆帝赐予这位十八岁的国师诸多优厚礼遇，命他掌管众多宗教事务，担任“掌印喇嘛”。乾隆九年（1744年），乾隆将自己年少时的居所北京雍和宫改为藏传佛教寺庙，成为清朝的皇家御用寺庙，章嘉·若必多吉常常在此活动、办公。

▲乾隆皇帝的影视形象（图片来源：豆瓣网）

▲位于北京市东城区的雍和宫，是北京最大的藏传佛教寺院，也是中国著名的藏传佛教文化中心之一。图为雍和宫的正门昭泰门（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乾隆十六年（1751年），章嘉·若必多吉被赐予“振兴黄教大慈大国师之印”。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钦定驻京喇嘛班次时，章嘉国师位列左翼头班。在清代受封的佛教僧人中，唯有章嘉呼图克图被封为国师。

      这位被乾隆皇帝册封的“驻京掌印喇嘛”和国师，不辞辛劳地奔赴大漠南北、雪域高原，辅佐皇帝治理边疆地区，为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立下了汗马功劳。章嘉国师本人亦凭借着出众的智慧和渊博的学识，赢得了乾隆皇帝的由衷赞誉。

▲乾隆皇帝佛装像唐卡。画面中乾隆皇帝头戴班智达帽，身着僧衣，右手结说法印，左手持法轮，全跏趺坐在莲花托宝座上。（图片来源：故宫博物院官网）

      乾隆皇帝与章嘉国师的往来，不仅限于政治和宗教事务。在日常生活中，他们也有着深厚的情谊。每逢年节、传法、章嘉国师诞辰等重要日子，乾隆皇帝都会慷慨地赐予大量财物，甚至亲自到章嘉国师的居室颁发祝寿诏书，举办寿宴庆贺。

      在京任职数十年，章嘉国师为清朝时期蒙藏地区的政教事业、民族团结、祖国统一作出了重要贡献，成为藏传佛教名副其实的“一代宗师”。

二、投身多语种《大藏经》刊刻工作

      汉藏佛教典籍的翻译活动，作为汉藏文化交流互鉴的重要途径，可谓源远流长。

      在唐代，汉藏佛经翻译工作成果斐然，极大地丰富了藏文经文和论典。到了元代，多民族学者奉命编撰《至元法宝勘同总录》（简称《至元录》），开启了汉藏佛经目录对勘的先河。

      明永乐五年（1407年），藏传佛教噶玛噶举派第五世活佛得银协巴奉旨晋京朝觐。在京都停留期间，他向明成祖建议刊刻《甘珠尔》。明朝把藏文木刻版《甘珠尔》当作官方礼物，颁给晋京朝觐的藏传佛教各教派首领，满足了各地藏传佛教信教群众的需求，在明朝治理藏传佛教事务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经折装《御制满汉蒙古西番合璧大藏经全咒》（图片来源：故宫博物院官网）

      到了清代，以汉藏《大藏经》为基础，又翻译并刊刻了蒙古文、满文等多民族语言的《大藏经》。在乾隆皇帝时期，章嘉国师等各族学者齐心协力，编纂了《御制满汉蒙古西番合璧大藏经全咒》等多语种文字合璧的经典文本。

      乾隆六年至十四年（1741—1749年），章嘉国师等人奉旨将藏文《丹珠尔》翻译成蒙古文，竣工后进呈乾隆皇帝审定，皇帝下令御府付梓刊行。乾隆三十七年至五十九年（1772—1794年），在章嘉国师的主持下，又开启了一项宏大的翻译工程。这项工程以汉藏《大藏经》为底本，将大藏经《甘珠尔》以及部分藏汉文论疏译成满文，形成满文《大藏经》（又称《清文翻译全藏经》）。

      多民族语言的《大藏经》的诞生，让汉、藏、满、蒙古等民族的关系更为紧密，促进了民族间的文化认同和国家认同。

三、《楞严经》的翻译传奇

      《楞严经》是著名的佛教经典，又称《首楞严经》《大佛顶经》《大佛顶首楞严经》《中印度那烂陀大道场经》。

      在唐代，《楞严经》被翻译成汉文，并收录在我国第一部官刻本汉文大藏经——《开宝藏》中。到了清代，顺治、康熙、雍正等皇帝都对《楞严经》的学习与传播极为关注。

▲《楞严经》封面图

      乾隆皇帝在翻阅汉文和藏文大藏经时，萌生了补充满文大藏经的想法，而后意外发现藏文大藏经里竟然缺失了《楞严经》。要知道，《楞严经》在汉传佛教中享有极高的地位，历代以来，它都受到了众多学者的注释和研究。

      鉴于章嘉国师精通多种语言文字，有崇高的宗教地位和精深的佛学知识，乾隆皇帝颁布《钦定同文韵统》后，请章嘉国师以藏文音韵为标准，同时参照蒙古文音韵等，逐字逐句地标注满文对音字，最终编纂成满汉蒙藏文四体合璧大藏全咒，并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刊印成册。

      鉴于章嘉国师的佛学地位和成就，乾隆皇帝遂命其和傅鼐等人将汉文《楞严经》翻译成满、蒙古、藏文，同时还翻译刊行满汉蒙藏四体《心经》来推动文化发展。章嘉国师受命主持《楞严经》的翻译工作，乾隆皇帝不但为其配备了诸多人力、物力，还亲自为藏文的《楞严经》写序，创作了《御制楞严经序》。

▲章嘉国师的唐卡画像

▲《御制楞严经序》

      《楞严经》的翻译，经历了严格的程序。《御制楞严经序》中记载，译本首先由章嘉国师和傅鼐等进行仔细编校，然后由乾隆皇帝亲自把关审阅。文本翻译逐卷进行，每卷完成翻译之后上呈乾隆皇帝，由皇帝亲自批阅并最终确定。

      《楞严经》的翻译，不仅是我国民族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更是多民族文化互动交融的典范。这一经典的多民族语言翻译，推动了民族文化的交流交融，完善和丰富了藏文、蒙古文、满文等多语言版本的《大藏经》内容和体例，促进了各民族的文化认同和国家认同。《楞严经》的多民族语言翻译，充分展现了我们灿烂辉煌的文化是由各民族共同创造的这一历史事实，彰显了中华文化的多元性和包容性。

来源：道中华微信公众号

文：周拉 董敏

周拉为中央民族大学藏学研究院教授

董敏为中央民族大学藏学研究院2021级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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