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英国《经济学人》刊发文章，认为“中国以考古为武器”“出土古代证据以合法化其新疆统治”，对我国进行污名化指责。这些指责有着基本事实的误导性和法理错误，特别是将作为科学工作的考古污名化为“武器”，以及认为我国进行文化灭绝的错误指控。 

      ▲莫尔寺遗址全景。远处为覆钵式塔，近处为大佛殿和僧舍建筑基址。（图片来源：文博中国）

      西方的“新疆论述”从历史和法理多层面切入，试图论证新疆的所谓文化、民族、宗教与政治的独立性，消解中华文化和中国历史对新疆的影响力，将新疆的“多元”文化与中华文化的“一体”脱钩，进而援引民族自决权理论推动新疆分离运动。因此，涉疆范畴的历史解释权之争非常激烈，是学术与政治交织的特殊领域。

      这些有关“考古武器化”和“文化种族灭绝论”的观点和评述，不具有基本的事实依据，是需要加以澄清的。

      其一，西方殖民史上存在“科学武器化”的证据和危害性。西方建构了一套适应其殖民化和全球化的学科与知识体系，如西方的民族学、宗教学、人类学、人种学、考古学等，就有着西方中心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目的论和功能主义预期，其研究对象、方法和理论成果对西方殖民化和霸权建构有重要推动作用。他们不反思自己，反而批评中国新疆考古的科学性和正当性，是典型的双重标准和话语霸权的体现。新疆考古不是简单因循西方民族学套路，而是在中华文化框架下进行的自主知识体系建设，是为新疆各民族团结进步与共同现代化服务的，而绝不是什么“文化种族灭绝”，更不会落入殖民主义窠臼。

       其二，新疆考古是新疆文化研究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重要科学基础，是需要真正具有科学研究精神、专业伦理和文明多元立场的学者共同参与的一项伟大事业。新疆考古研究成果的分享以及对新疆历史与未来的科学研讨，本来应当是科学与合作的盛会，但遭到某些西方媒体和学者的政治污名化，这是对新疆科学研究事业的污蔑，也是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理论挑战。西方不希望看到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的进展，也不愿意接受新疆在历史、文化与政治上和中国的紧密联系和认同。新疆考古学在新时代已经具有了新的使命和知识意义，莫尔寺等新疆考古推进了这一领域的最新发现。

      其三，文化种族灭绝论是西方意识形态和“新冷战”话语的一部分，对新疆发展和中华民族复兴具有特别针对性和严重破坏性。西方政界将中国治理新疆政策措施污蔑为种族灭绝，无视新疆客观存在的极端主义、恐怖主义和分裂主义威胁，无视新疆人民的基本人权和安全，无视中国政府治理新疆的政治责任、制度进步和经济社会成果，有关评论和结论充满意识形态偏见。在上述的西方意识形态和“新冷战”大逻辑下，西方学者对新疆考古及相关论述的断章取义及理论歪曲就在预料之中了。

      ▲位于新疆吉木萨尔县的唐代北庭都护府遗址。（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文化种族灭绝是西方殖民主义采取过的征服手段，是西方文化霸权下非西方民族与文明的悲剧来源。想想印第安人、玛雅人、非洲部落群体的文化种族遭遇，想想殖民主义对亚非拉民族与文明的种种压制破坏以及殖民地人民进行的反殖民斗争，我们就能充分理解到进行文化种族灭绝的恰恰是西方自身。而只要尊重基本事实和逻辑，我们就可以理解到中华文化多元一体框架下新疆文化与族群融合的和平性、包容性与共同现代化的发展前景。

      其四，西方学者指责中国抬升佛教、压制伊斯兰教的学术与政策导向并不存在。有关评论对中国打压伊斯兰教的分析完全缺乏事实依据，中国历史上的“伊儒会通”传统，展现了伊斯兰教中国化的基本面貌和成就，展现了新疆多元宗教文化共存的和谐形态，其背后正是中华文化的“一体”包容性。如果换作西方语境，必然出现文明冲突和宗教战争；西方不来学习中国的宗教和平经验，反而指责文化种族灭绝，实在是无知加恶意。

      新疆考古到底是不是文化种族灭绝工具？答案不言自明！但凡了解真相、了解中国新疆历史与现在的人，都不会被这些别有用心的言论所蒙蔽。个别西方不良媒体关于中国新疆考古的别有用心的指责，不仅是无知，更是无德、无底线，最终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来源：道中华

文：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副教授 田飞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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